更新时间：2024-10-18 16:58
狮雄山遗址在1982年5月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从1984年至1990年，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和五华县相关单位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对该遗址进行了4次发掘。
2011年1月至12月，为明确狮雄山遗址的年代、布局、结构和性质，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首批大遗址保护的力度，为遗址公园的科学规划提供充分依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狮雄山遗址进行了第五次调查、勘探和试掘，并对五华河中游两岸1万米以内的山岗、河道、农田、沙厂等进行了地表踏查，发现了东周、秦汉、唐宋、明清4个时期的文化和自然遗存。五华狮雄山遗址确认为秦汉城址。
狮雄山遗址总面积约22万平方米，可分为衙署区、作坊区和一般居住区，城外有墓葬区。秦汉时期遗迹主要分布于狮雄山南岗经人工修整的四级台地上，被环绕壕沟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壕沟将人工壕沟与天然河道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防御系统。发现建筑基址、排水沟、陶窑、水井、灰坑、灰沟等大量遗迹。发掘工作在遗址中发现了新石器、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共六个时期的遗存，但因遗址的重复利用和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破坏，在狮雄山遗址现存的各个时期文化堆积中，除秦汉遗存外，其他时期文化堆积极少见有完整、纯净的单位，秦汉时期城址是发掘工作的主要发现。
狮雄山是一座由南、北两个山冈组成的马鞍形独立山丘，由于河流的作用，四周形成了面积较大的冲积平原，地势开阔，水源充足。狮雄山遗址发现于1982年，从1984年至2011年12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过5次调查、发掘。第5次试掘，揭露面积500平方米，钻探面积50000平方米，并对五华河中游两岸10千米以内的山冈、河道、农田、沙厂等进行了地表踏查，发现了东周、秦汉、唐宋、明清等4个时期的文化和自然遗存，以及秦汉时期的城址。由于遗址的重复利用和其他不可抗因素的破坏，在狮雄山遗址现存的各时期文化堆积中，东周、唐宋、明清等时期的遗存均未发现有完整、纯净的单位，秦汉遗存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最多，保存最完整。
秦汉时期遗迹主要分布于狮雄山南岗经人工修整的四级台地上，面积约34000平方米，被环绕第三、四级台地的壕沟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已探明壕沟残长约330米，距台地边缘3～8米，平面形状呈不规则长方形，剖面为斜直壁、弧底，形状介于“V”和“U”形之间，开口距地表0.35～0.45米，沟口宽4.5～7米、深1.8～2.6米，打破生土。沟内填土分多层，多呈垂弧状堆积。根据地层及出土遗物分析，壕沟下部堆积的年代为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壕沟自北、东、南三面包围第三、四级台地，经鞍部和南岗南侧的自然冲沟连至山下的古高坑水和五华河，将人工壕沟与天然河道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防御系统。
狮雄山遗址北区的秦汉建筑基址主要包括四座建筑基址：
一号建筑基址位于狮雄山第四级台地的中北部，上部结构因取土破坏不存。该建筑基址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40米，南北残宽13米至15米。废弃堆积中含有大量的绳纹瓦片，根据垫土中所出遗物和地层的叠压关系推断，此基址经历了至少三次大规模的扩建。3条排水沟分别位于一号建筑基址东侧、西侧和中部，年代略有早晚，从一号建筑基址的规模和扩建的次数来观察，它应是狮雄山遗址北区的主体建筑。
二号建筑基址位于狮雄山南岗第四级台地南端，从剖面观察，共有38层夯土，其内包含有建筑材料、铁釜等遗物，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11.5米，南北残宽3.5米，厚0.75米至2.2米。其东、西两端见有基槽，东基槽上部宽3.5米，下部宽2.25米，深0.5米；西基槽不如东基槽规整，上部宽1.85米，下部宽0.9米，深0.5米。从其平面分布及结合已知考古发掘质料分析，该基址可能为第四级台地南端建筑的残余夯土。
三号建筑基址位于第四级台地东北角，东西长15米，南北长16米，在其平面上发现柱洞13个，呈圆形分布。结合已知材料分析，此基址可能为角楼、望楼一类建筑的基础部分。
四号建筑基址位于第三级台地的西侧，目前仅对其进行了局部揭露，出土了大量的纺轮、网坠、陶丸、石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建筑垫土上散见有柱洞若干。由于揭露面积的限制，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认识。该建筑基址的西北侧发现了陶窑和窑前堆积坑，东侧发现了出有铁矿石、矿渣、红烧土、封泥、残铁器等遗物的大型灰坑，结合建筑基址中所出遗物，四号建筑基址及其周边区域很可能是手工业作坊区。
狮雄山遗址壕沟以外的南区仅发现五号建筑基址1座，目前发掘的是其南部边缘的一小部分，建筑垫土厚达1.3米，上部见有大量废弃建筑材料，应是建筑倒塌后的废弃堆积，由于试掘面积较小，五号建筑基址的平面形状、结构等情况尚不明确。
狮雄山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发现以来，历经5次发掘，发现了秦汉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环壕、壕沟、窑址等遗迹，出土了陶器、铁器、封泥、石质工具、竹木器具、矿石原料及碳化植物标本等大批重要遗物，是探讨秦汉帝国对岭南地区经营和管理的重要材料。
遗迹：狮雄山遗址发现的秦汉时期遗迹包括：壕沟1条，建筑基址5座，排水沟3条，陶窑1座，水井1座，灰坑21座，灰沟10条。
古墓：考古人员在遗址附近发现了几座西汉墓葬。其中考古人员对遗址东南方向一名为鹧鸪山的地点对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进行了发掘。考古发掘墓葬残长达4.6米，出土器物9件，其中一件青铜杖首引人注目。“这是粤东地区，发现的第一座西汉墓”，它是整个狮雄山秦汉城址的有机组成部分。
遗物：狮雄山遗址出土的秦汉时期遗物丰富，包括建筑材料、陶器、石器、铁器以及其他物品。其他物品包括封泥、铁矿石、碳化植物标本等。遗址中发现了20余种炭化植物种子。
狮雄山遗址出土建筑材料是秦汉时期遗存中出土最多的遗物，以板瓦、筒瓦为最，瓦当居次，砖类最少。板瓦、筒瓦外面均饰绳纹，内面以凸麻点纹为主，其次为素面，亦有少数在麻点纹中拍印文字、符号；瓦当纹饰主要为涡树纹；铺地砖仅发现1块，素面，砖体两面扎有成排圆孔。
狮雄山遗址出土陶器包括瓮、罐、壶、瓿、盆、盅、釜、熏炉、钵、器盖、盒、三足小盒、纺轮、网坠、权、丸等。陶质可分为泥质和夹粗砂两系，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仅限于釜等少数器物，且泥质陶多数含有细沙。
2011年6月至7月，为配合五华狮雄山秦汉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址附近地区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并在何屋山M1汉墓中出土温酒樽一件。五华狮雄山遗址出土的汉代温酒樽实为高级盛酒器，装盛的温酒或酎酒主要用于祭祀或宴客。
狮雄山遗址出土石器主要有石凿、石锛、石刀、石矛、磨盘、磨棒等，均为打制和磨制成器。铁器仅见铁釜1件，但残损较甚，难辨器形。
狮雄山遗址出土了不少封泥，其中一枚封泥上只剩一个‘蕃’字，和广州地区出土的同一时期器物上带有的‘蕃禺’字体一致；在出土的其它封泥中，有些钤印有“定楬之印”、“定楬丞印”，有些封泥虽无文字，但多有捆绑及所附器物的痕迹。狮雄山遗址出土的封泥数量多达50枚以上，居岭南地区单个遗址第一。
狮雄山遗址被鉴定出来的植物遗存具体有粟、黍、小麦、粳稻、籼稻、大豆、赤豆、薯、芋，以及水果、蔬菜、调料或者药材等23种。从城址浮选出籼稻2粒、粳稻3661粒、粟85000粒、小麦129粒、黍2粒、大豆4粒、赤豆9粒等；从城址先民使用过的磨棒、磨盘和石锛等6件石器表层的残留物中，共提取到184颗淀粉粒，并分析出粟类、麦类和薯、芋等块根块茎类三大类型的植物。
狮雄山遗址不仅只是宫殿遗址，而是一座由壕沟和建筑遗迹共同构建的城址，是岭南城址的新类型，它的发现为岭南的秦汉城址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狮雄山遗址封泥的出土以及对遗址的年代、范围和布局的新认识，为南越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作为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开展的前期工作，为遗址公园的科学规划提供了科学、充分的依据。
岭南秦代的遗存大多淹没在战国晚期的材料之中，此次调查与试掘区分出了战国末期（秦代）和西汉早期（南越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为岭南秦汉时期的考古研究树立了新的年代标尺。
狮雄山遗址考古填补南越国早期历史空白。狮雄山遗址就是南越国早期的历史；这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可以认定这里先是军事，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以狮雄山为中心，周围均发现了年代相关的遗址信息。货真价实的实物标本，可以填补秦统治岭南前、也就是南越国早期的历史。狮雄山遗址考古发现了环绕建筑遗址的壕沟和秦至西汉早期的建筑遗迹，二者有机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性聚落，这为研究秦、西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城邑形态的演变提供了证据。
狮雄山遗址是秦汉南越国时期所设“定楬道”之治所和赵佗所筑“长乐台（行宫）”，是研究南越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对揭示秦汉王朝与南越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关系，以及岭南地区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均有重要价值。
狮雄山秦汉遗址公园，规划新建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公园内模拟秦军行营、秦县衙署、朝汉台、汉代街、赵佗授封场景等；保护范围130000平方米，建设控制地带200000平方米。
狮雄山遗址公园区内规划五个区：遗址展示区、考古预留区二处、管理服务区、科普教育区、环境协调区。
1989年6月，狮雄山遗址被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
2011年7月，狮雄山遗址被列为广东省首批大遗址保护项目。
2019年10月，狮雄山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狮雄山遗址进入“2011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25个终评入围项目并最终位列第11位。
2022年4月，入选“广东省十年十大重要考古发现”名单（2012-2022）。
狮雄山遗址位于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东南约2千米处的塔岗村。
从五华县城区出发经过华一中路、水潭西路、水寨大道、省道228到达塔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