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金短缺，一般采取两种方式出国：一是自发结伙出海，公推一名“客头”，垫付船资伙食，到海外以劳动所得偿还欠债，立有“公凭”为据；另一种是个体户，把自己质押给船户，到海外找到亲友或雇主，垫付所欠船资等费，约定以劳动偿还。

美国的“赊单”苦力

十九世纪中下叶，来到美国的契约华工被称为“赊单”苦力，他们对开发美国西部和修建横贯美国东西部大铁路作出了贡献。但在美国历史上，华工与华人遭到了不平等对待，深受歧视与排斥。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到1904年美国政府要求续订《北京条约》，许多排华运动大都是由美国政府主导的，这不能不引起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怒与反抗。但“赊单”苦力在美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华工为美国西部发展创造了原始资本。1877年2月27日美国第44届国会参众两院调查华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的前言中，不得不承认“美国加州和太平洋沿岸的资源，由于华工廉价劳动力而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中国人的入境的后果是大大增进了太平洋的物质繁荣。”

华工在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中做出杰出贡献。1862年，美国国会投票决定拨款修建长2500英里，横贯美国中、西部的太平洋大铁路。该路段有崇山峻岭，悬崖绝壁，河谷急流，热带沙漠，地形复杂。全部工程的百分之九十是华工承担的，经常约有上万名华工筑路。

拉丁美洲的契约苦力

拉丁美洲的契约苦力主要集中在古巴、秘鲁等国。以秘鲁为例，一位美国历史学教授斯图尔特（Stewart，W.）著作了《秘鲁华工史》一书。介绍了1821年秘鲁独立后，采矿、鸟粪采掘，棉花和甘蔗种植需要大量劳工。当时清政府积弱，海禁废弛，人民贫穷愚昧，政府没有保护放洋华工的能力，大量刻苦耐劳的中国廉价劳工，就成为了外国资本家们猎取的目标。

1850年代，约十万的华工被劳役，随着多起的暴动，他们的苦难广为世界所知，同时，解放黑奴与农奴贸易运动，亦迫使秘鲁颁布法令制止虐待华工。一些华工完成八年契约后，终于获得自由。

1869年，有部分华工组织呈文清政府，由美国驻秘鲁公使转交，寻求清政府保护在外的国人。可惜清廷回应是“私自出洋的中国人为弃民，不值得加以保护。”直至两年后，第二份呈文才得到正面回应，清朝政府才表示：“对磨难中的苦力表示同情，劝以容忍，并可成立一个上告团体向朝廷陈述受害情况。”

南洋华工

1786年,英国占领槟榔屿后,极力罗致华工。到1800年，槟榔屿已开始出现转卖契约华工的公开行情。立约劳动一年，售价墨西哥银30元。到19世纪20年代，便发展为以海峡殖民地为中心的“猪仔”贩卖制度。先是由雇主委派“客头”租下船只，通过同乡、同族关系，进行拐骗，运到新加坡交给雇主，立约劳动一年至三年，以工资扣还欠债。

1876年,英国扩大开发马来半岛资源,为获取廉价劳动力,在新加坡设华民政务司,并支使华人出面，在新加坡和槟榔屿开设“猪仔”馆，专以拐贩华工谋利。在厦门、汕头、广州、澳门、香港、海口等处设有联号。名为接待“新客”的客栈，实为囚禁华工的牢房。在新加坡,“猪仔”馆以酷刑迫使华工当着华民政务司官员,承认自愿签立偿债契约，沦为债奴。

据估计，从1800年到1940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入境华工累计约1000万人次。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粤东潮州、惠州等地和珠江三角洲各县以及海南岛，少数来自闽南八县。华工对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各岛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惨痛的牺牲。英属马来联邦于1916年废除“猪仔”制度,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去南洋谋生的华工又成倍增长，变相的“猪仔”制，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告结束。

拉丁美洲的契约苦力 　19世纪初，英国先后废除了奴隶贸易和西印度殖民地的奴隶制度，以五年制的契约工接替黑人奴隶。先是从印度招募苦力（“苦力”一词源于南印泰米尔语Koli，英文译为coolie，实为契约工的代词，所以贩卖契约工称为苦力贸易）。鸦片战争后，在拉丁美洲古巴、秘鲁、圭亚那、巴拿马等地的殖民主义者先后窜到中国沿海口岸,掠贩苦力。与南洋“猪仔”的贩卖不同，这种苦力贸易全由白人经营。一般是由各地殖民政府拨出专款，委派招工专员，或组织“移民公司”，由代理人、苦力贩子以及苦力船的船长，到中国口岸进行掳掠。苦力运到殖民地即被公开拍卖，售给种植园、矿山、铁路等处。

1845年3月7日,从厦门开出第一艘苦力船，装了200名苦力，开往法属波旁岛（即留尼汪岛）。1846年，厦门英商德记洋行包揽苦力贸易。德记洋行老板德滴身兼葡、西、荷三国驻华领事，依仗权势，无视清政府禁止贩卖人口的法令，雇有大批打手,收买拐子、人贩,到乡下掳掠苦力，送到厦门的巴拉坑（集中收容苦力的地方），待船运出。巴拉坑内，对苦力施以酷刑，强迫他们签定到外国劳动八年的卖身契约，并在华工胸前烙上运往目的地的标记。 契约华工

1847～1853年,从厦门一带出口的苦力船共40艘,其中34艘是英国船，共运出1.1万余人,内有10艘是从汕头运出的。1855年，汕头还只有12艘苦力船，1857年猛增到120艘。另据估计,1852～1858年,汕头运出苦力4万人，有8000人在未开船前即被虐死，多弃尸海滩。1860年以前，在华南其他口岸，掠运华工的情况与此类似。

1860年中国同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其中第五款规定允许民人出洋承工,由中英双方会订招工章程,在条约口岸设立招工馆。这种“合法化招工”，实际上仍是用“人头钱”向人贩收买，仍是拐骗、掳掠华工。葡萄牙因非签约国，不能在条约口岸设馆招工，乃转到澳门，同当地人贩立约收购苦力。英、美则以香港为据点，同澳门争夺。香港港务设施占有优势，苦力船均须在港改建船舱，备办远航所需物料。最后，迫使葡方于1873年底宣布停闭澳门的苦力贸易。

据估计，1847～1874年，从中国掠往拉美的契约苦力达50万人，其中，从澳门运出约30万人，以运往古巴和秘鲁的占大多数。

到拉美的苦力

受到极端残酷的虐待，古巴的苦力劳动寿命平均只有五年，死亡率达75%。1860年运往秘鲁钦查岛挖鸟粪的4000名苦力，几乎全遭惨死。

美国的“赊单”苦力

到美国西部从事开发苦役的“赊单”苦力（“赊单”是粤语，赊欠船票之意），脱胎于“猪仔”制，但自有特点。他们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各县，几乎全从香港出国。香港当局硬说他们是“自由移民”，实为押身抵债的契约劳工。1849年，上海英商祥盛洋行租英国船“亚玛三”号运 200名苦力到旧金山。苦力都签了偿债契约，每人欠船资、伙食、安家等费125元。这是最早去美的赊单苦力。

1850～1880年，在美国西部的开发中，筑铁路、开矿、大面积整治洼涝地等重大工程都大量利用廉价华工。美国资本家同旧金山中国会馆的“头人”签订承包工程的合同后,由“头人”派人回到内地家乡,贿通地方、族绅，以垫付船资、预付安家费以及“到金山发财”的谎言，诱骗华工约期到香港。为了冒充“自由旅客”，上船前强迫苦力当官诡称自费赴美，由美领事签证，到美后才与债主签立偿债契约，并受“头人”控制，派到工地编队劳动。以每月工资，分期扣还欠债。“头人”常借钱给苦力以诱赌、诱烟，并以高价赊售生活用品，重利盘剥华工，使其长期负债，不得脱身。

据估计,1849～1882年,赴美华工累计达30万人。他们对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长期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迫害、凌辱、焚掠、驱赶和屠杀，种种暴行愈演愈烈。最后，美国政府于1882年下令，严禁华工入境。

运输工具

由于掠贩华工，利润惊人，因而即使船只不足，也将一些废置无用的破旧船只匆匆改建投入使用。一般是把货舱改建为三层统舱，由于超额滥载，苦力船舱拥挤不堪。

生存环境与反抗

日则并肩叠膝而坐，晚则交股架足而眠。每人只有一尺之地，在漫长海途中舱门紧闭。舱内空气窒息，疫病流行。船上淡水不足，华工常因渴极讨水而遭鞭打。

为了镇压船上的华工，舱口加装铁栅，甲板设有炮位,船上巡丁日夜荷枪巡守，戒备森严。船长经常无故拉出华工鞭打，意在儆戒华工闹事。难堪的凌辱和折磨，激起华工的反抗，弱者投海自杀，强者聚众抗暴。

1847～1872年苦力船抗暴和遇难事件频繁发生，苦力死亡累累。以去秘鲁的苦力船为例,海途死亡率平均在31%以上。1860年,法国苦力船“沙利斯·麻迪尔”号从澳门运出950名苦力，到达古巴时,只剩下100人。1861年又一艘法国苦力船“奥古斯丁纳”号从澳门运出350人,到达秘鲁时只剩下11人，上岸时又死去6人。因此,人们说苦力船是名副其实的“浮动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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