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18 10:29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也译作《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1930年4月发表在《论坛》杂志，引起极大反响。同年的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在其演说中提到了福克纳，称他“把南方从多愁善感的女人的眼泪中解放了出来”。
文章所描述的内容大概是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一个南方小镇——杰弗生镇上格里尔森家族的命运。作为家族族长的爱米丽的父亲父权倾向严重维护所谓的等级和尊严，赶走了所有向爱米丽求爱的男子，剥夺她幸福的权利。父亲去世后，爱米丽爱上了来小镇修建铁路的工头北方人赫默。但爱米丽仍然没有摆脱家族尊严的束缚与父亲对她的影响办法。当她发现赫默无意与她成家时，便用砒霜毒死了他。从此，爱米丽在破旧封闭的宅院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并与死尸同床共枕40年，直到她也去世。小镇居民在艾米丽的葬礼上才发现了这个秘密。
艾米丽小姐是南方贵族世家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淑女之一，她自视颇高，冷傲固执。艾米丽·格里尔生小姐的独特地位。父亲去世后，艾米丽阻止众人将其火化。后来她与北方人何默伯隆恋爱，遭弃后将其毒死，从此与尸骨为伴，闭门不出。人们直到她死后进入她尘封已久的房间，真相才得以大白。在文中，主人公艾米丽小姐代表着南方淑女的骄傲与尊严，她孤芳自赏，与世隔绝，世界上除了与她朝夕相处的黑人奴仆外没有其他人能够接近她，了解她，而那个黑人亦离群索居，扑朔迷离。况且艾米丽一生活了74岁，从青年时期恋爱至死亡也有40多年，这么漫长的一段历史，这么神秘莫测的人物，谁可以担当叙述者的重任呢？小说描写的是冲突，体现的是矛盾。这种冲突是艾米丽小姐与全镇人的冲突，也是新旧两个时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冲突。艾米丽小姐是旧贵族的化身和代表，历史已经无情地将这一页翻过，人们已经走出种植园经济，开始向工业化时代迈进。如此恢宏的历史背景和进程。艾米丽拒人于千里之外，根本原因是由于她没有认识到南方贵族的衰落。
在文中，不仅是其他人忽视黑人男仆，他自己也并不关心自己。整个小说中，黑人男仆没有说过一句有关自己的话，我们甚至听不到他的声音。没有人与他进行交流，没有人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总是很沉默。“我们已经放弃从他那里了解任何（有关艾米丽）的消息很长时间了。他不跟任何人说话，甚至可能不跟（艾米丽）说话，因为他的声音变得既刺耳又仿佛生了锈，好像从来没用过一样。”艾米丽小姐从来都是流言的中心人物，而黑人男仆只是做着他的主人吩咐的一切事情——领着人们走进屋子或从年轻到年老都每天重复地做着挎着篮子进进出出这样相同的事。他的一生从没有为自己想过。“每天、每月、每年我们看着这个黑人的头发越来越花白，后背越来越弯曲。”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当时的南方还一直遵从着白人与庄园主至上的思想。阶级长期的明显分化使得镇上的居民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黑人与白人是平等的，黑人也是人；甚至是黑人自己也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只是主人的工具，自己不应该有任何关于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在受到严厉旧时家教的艾米丽小姐家中，这种思想更为深刻。老南方的思想枷锁禁锢着杰斐逊镇上的每一个居民。因此，在这个小说中，黑人男仆才是真正孤独的人。他沉默地住在杰斐逊小镇上，被镇上的居民忽视着，被自己忽视着，也被社会忽视着。
“我们”只是故事的叙述者，对艾米丽的一生很少有直接的评价。然而从“我们”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艾米丽的悲剧与“我们”也是不无关系的。“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是难逃其咎的。“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艾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因为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尽管贵族门第此时已经衰落，但还是有人愿意拿淑女风范来评判他人的行为，对他人品头论足，交头接耳，以此来衡量其人是否高贵。而艾米丽对此也做出了回应，“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再次，作者虽然借“我们”之口叙述故事，却也对“我们”有着嘲讽之意：一方是死守淑女风范的老处女，另一方是刻薄的世俗，艾米丽注定是受害者，无论她是输还是赢。“我们”以多胜少，用风言风语的利刀把已是满身枷锁的艾米丽进一步推向了孤独和绝望。
然而，艾米丽小姐在“我们”眼中的生与死早已没有区别，因为她早已把自己与“我们”划清了界限，与“我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而“我们”只能在她死后去探究她屋子的全貌和她生活中的细节。她在世的时候只是一块纪念碑，一种能够标记过去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在杀死情人的时候已经死了，她的青春、希望、梦想都随之远去了。“我们”则是历史的见证，见证她从高傲的淑女一步步走向堕落和死亡，也见证了旧南方贵族的衰落，见证了艾米丽小姐以及她所代表的旧传统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福克纳从“我们”的视角出发，描述出了一幅恢宏壮阔的历史图景，使作品如史诗般的厚重，这是任何一个“我”都无法达到的叙述效果，又一次体现出了福克纳超人的小说构建理念。福克纳采用了场景转移叙述法、集体见证叙事法来讲述故事，使这部短篇小说获得了巨大的艺术魅力，使其百读不厌、回味无穷。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在这个作品里，可以看到作者笔下美国南方贵族阶级日趋没落的衰亡历史。作品充满了荒诞、怪异的气氛，使人仿佛进入了一个恐怖、疑惑的迷宫，随着作者对令人不可捉摸的小说主人公行动和内心世界的揭示，渐渐地得到一点思维的线索。到最后情节急转直下，人物的形象才豁然明朗。从这一点上来说，小说作为“约克纳帕塌法世系”的组成部分，正体现了福克纳的创作思想和格调。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即是讲一个关于失落的女人的天真故事。“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妇女们呢，则大多数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除了一个花匠兼厨师的老仆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作者开篇就制造悬念描写了爱米丽之死，并高度赞扬：“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一个纪念碑倒下了，大家都怀着敬慕和好奇的心情来瞻仰这位传奇人物，爱米丽因出生在受人尊敬的格里尔生家族而成为镇上的偶像，是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南方淑女”。一个在本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一生努力恪守传统民俗文化的清规戒律，忠实践行民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南方淑女，当然值得人们去景仰。但是，作者笔锋一转不再写爱米丽为什么受人景仰，而开始讲述爱米丽的生前尤其是从她的女性特征的变化这一角度入手来分析爱米丽。
从最初纯情怀春的少女，如画中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立在其父身后到她父亲死后“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上去像个姑娘，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有几分悲惨肃穆。”再在她婚姻失败后我们看到她：“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那副面部表情是你想象中的灯塔守望人所应有的。”而当人们对爱米丽的婚姻期待成为幻影后，人们在她楼下的窗口见到她的身影：“像神盒中的一个偶像躯干，说不上是在看我们。”在气味事件中我们所看到的爱米丽是：“灯在她身后，她那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偶像。”纳税事件中爱米丽给人的印象是冷酷无情，“她身架矮小肥胖，在别的女人身上显得不过是丰满，而她却给人以肥大的感觉。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她那双凹陷在一脸隆起的肥肉之中，活像揉在一团生面中的两个小煤球似的眼睛不住地移动着。”在我们最后一次见到爱米丽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像是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从画中人物到一个偶像的雕塑躯干，在作者笔下，爱米丽除了被人称为“小姐”外似乎已没有显现出任何女性的特征。正如书中所述的那样：“她就那样度过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癖夸张。”她的女性特征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模糊，她的性格在生活和心灵的磨练中不断得到洗刷。那性格仿佛太恶毒、太狂暴，还不肯消失似的。
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是清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它甚至“比清教徒的新英格兰更为清教化”。南北战争前后的美国南方，以骑士精神和淑女风范傲然于世，在它的光辉时期，不失为一种严肃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但历史的合理性消亡之后，种植园主昔日的威严和荣耀如流水落花一去不回，但其残存的旧日理想的余辉诱惑着处于历史交替时期的南方人，造成他们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人与时代的严重错位，心灵始终处于内在的混乱状态。爱米丽即是这样的人物，她始终脱离不了旧日的影子，父亲在世时，她是父亲的影子，站在其身后，父亲挥动马鞭，赶走了所有向她提亲的人。父亲死后，她又成了南方传统价值体系下的影子：好不容易谈了一场恋爱，结果却在镇上居民和亲友的干涉下不了了之。她从未有过自己的生活，从未掌握过自己的命运，从未实现甚至从没想过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爱米丽是传统价值观念下的牺牲品，是南方陈旧、落后、愚昧的传统观念及势力在其身上的集中体现。反过来，她又影响着南方传统价值观念并始终不渝地维持着这种观念：她住大木屋，那屋子破败不堪，却岿然独存、执拗不驯、装模作样。她对旧东西的偏爱无处不在，她周围的一切都是陈旧的：给市政府官员写信用的是褪了色的墨水，古老的信纸；家里蒙家具的皮革都裂了；仆人老态龙钟……这种把过去强加于现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把生与死混为一谈的古怪行为体现了灭亡的必然性。
爱米丽这个人物的消亡，是伴随其女性形象逐步消失的过程，也是南方传统价值观念在渐渐流逝的过程。爱米丽作为一个性别模糊化的悲剧人物，其女性特征的畸变过程在让读者为其叹息的同时也不禁让人深思是怎样的社会才让人的心灵扭曲并丧失其本性，从而揭示落后、非人性的南方文化在文明的现代化面前崩溃的必然性；文明取代野蛮、进步战胜落后的不可抗拒性。她的悲剧除了个人性格的悲剧外，更多的来自于社会、时代和民族的悲剧，爱米丽之死标志着南方习俗文化的终结，喻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开启。
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小说一开始就说艾米丽去世了，大家都去给艾米丽送行，以此纪念艾米丽为拒绝交税所作的贡献。在小说的这一情节，看似作者以一种全新、客观而全面的视角，描述了艾米丽在全镇人中伟大的英雄形象。在故事的后续情节，故事阐述的角度主要基于“我们”，根据小说上下文的关系，这个“我们”在文章中是除了艾米丽之外全镇的所有人。通过分析文章中“我们”这一阐述角度的转换，小说对于艾米丽的英雄形象的阐述并非真正的客观而全面，反而带有极其明显的主观性、片面性。因为小说中的“我们”并非是我们读者本身，读者并没有真正地踏入到艾米丽的房子一步，而对于艾米丽的很多故事情节，小说中的“我们”都是根据读者的主观感觉而形成。在小说的开始之初，“我们”得知艾米丽买了毒药，“我们”都说艾米丽自杀了，艾米丽的死是由于她自杀而为。艾米丽真的是自杀而亡的吗？毒药是艾米丽为自杀而备的吗？通过仔细而认真地分析小说的故事结构，就会发现，艾米丽买毒药，其动机很明显，她不是为自杀而是为杀人而买的。作者对于这一结果，明明是心知肚明的，而他却通过“我们”这一角度去进行阐述而误导读者。很明显，福克纳故意地违反交际的合作原则。根据质量的准则会话时，会话双方表达的信息应该是真实的，同样，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给读者提供的信息也应该是真实可靠才对。而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作者对于质量准则的违反正体现了作者娴熟而高超的写作技术。作者正是通过对读者的误导，使作品弥漫着一种距离感和朦胧感，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使他们具有继续读下去的兴趣和欲望。
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这部小说中，对于关系的违反是最为明显的，通过小说标题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文章的标题是“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含有“玫瑰花”的字眼，玫瑰花是红色的，一般都代表爱情、激情、生命和幸福，而这篇小说描述的却是一个悲剧，其主题通篇都带有明显的死亡、悲伤气息。标题里“献给艾米丽”，可是，通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出现有哪个人把玫瑰花献给了艾米丽。“玫瑰”在通篇小说中，出现的频率也只有两次，并且“玫瑰”出现的时候并不是以名词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形容词的方式出现的，小说后面描述了“玫瑰色窗帘”和“玫瑰花灯罩”。很明显，作者在小说一开始就违反了关系准则，因为关系准则要求会话时，要说有关联的话，不说毫无联系的话语，哪怕是文学写作，作者所写的一切也应该密切地联系主题，与主题密切相关。但是当我们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写作手法。在小说中，玫瑰花象征着艾米丽一生从没有得到的爱，艾米丽早年丧母，成长在一个不幸福的冰冷冷的家庭，长大后，渴望爱情却得不到真正的爱情，玫瑰花象征着爱情和幸福，献给艾米丽就算是对艾米丽的一种补偿，对于一个孤独可怜的女人一生幸福的补偿。另外，在小说中，艾米丽出生在试图保持白人贵族传统的家庭，是南方传统的典型代表。在艾米丽死后，南方人给她献上一朵玫瑰花，作者在对艾米丽一生深表同情的同时，也深深地表示对消逝的南方传统的思念。作者违反关系准则、巧借代表美好事物的玫瑰花和悲剧的人生主题联系起来，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纳最经典的短篇小说代表，是关于南方哥特式的耸人听闻的一个谋杀故事，作品有力地表现了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衰亡的旧秩序同新秩序之间的尖锐矛盾，展现了“约克纳帕塔法”神话王国的独特人文景观。爱米丽这一悲剧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揭示了落后、非人性的民俗文化在文明的现代化面前崩溃的必然性，文明取代野蛮、进步战胜落后的不可抗拒性，她的悲剧除了个人性格的悲剧外，更多的来自于社会、时代和民族的悲剧。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具有浓烈的历史情结，在新历史主义的透视下小说散发着“自我塑造”并不断妥协主流意识的气息。作为“南方文学”的代表者，福克纳创作小说的目的是要追忆昨日南方贵族的历史典范，同时也透露出这种历史荣耀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威廉·福克纳（Willian Faulkner 1897～1962），美国小说家，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加拿大空军中服役，战后曾在大学肄业一年，1925年后专门从事创作。他被西方文学界视作“现代的经典作家”，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和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故事发生在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部世系主要写该县及杰弗生镇不同社会阶层的若干家庭几代人的故事。时间从独立战争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场人物有600多人。其中主要人物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交替出现，实为一部多卷体的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其最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杰弗生镇望族康普生家庭的没落及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生活遭遇的《喧哗与骚动》（又译《声音与疯狂》1929）；写安斯·本德仑偕儿子运送妻子灵柩回杰弗生安葬途中经历种种磨难的《我弥留之际》（1930）；写孤儿裘·克里斯默斯在宗教和种族偏见的播弄、虐待下悲惨死去的《八月之光》（1932）；写一个有罪孽的庄园主萨德本及其子女和庄园的毁灭性结局的《押沙龙，押沙龙！》（1936）；写新兴资产阶级弗莱姆·斯诺普斯的冷酷无情及其必然结局的《斯诺普斯三部曲》（《村子》1940，《小镇》1957，《大宅》1959）等。福克纳在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