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对外联络人员曾临时授予过军衔，一个生活在中国革命队伍里的德国妇女曾被授过少校军衔，她就是著名的国际友人王安娜。她在华20年间，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初期建设，其非凡的经历构成了那个火热年代的一个特殊画面。

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结识了丈夫，靠拿中国护照才从德国法西斯魔爪下脱险，来到古城西安居住。

陪丈夫做杨虎城的工作，走访鲁迅，穿着中国旗袍的洋女人宣传抗日，格外引人敬重。

1931年，24岁的安娜利泽在柏林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年长自己一岁的中国留学生王炳南，两人在参加反法西斯活动时密切交往并产生爱情。1933年德国法西斯执政，安娜利泽两次被捕，出狱后仍随时可能再进集中营。王炳南于1933年同她结婚，让她改姓王并拿到中国护照。此时，蒋介石政权与希特勒臭味相投关系密切，王安娜以中国人身份才脱险出境。

1932年，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在德国留学时认识了安娜·利泽。安娜一身正义，是德国著名的反法西斯女战士，两人志同道和，结为伴侣。婚后安娜随丈夫姓王，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王安娜。1936年初，王安娜毅然离开家乡，跟随王炳南来到中国，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行列中。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等中央机关全部迁到重庆，蒋介石等中央要员均移住于此。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各国使馆汇聚，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也在重庆办公。与此同时，上海、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金融、财贸、商业、机械、军工、造船、纺织等企业也迁移重庆，全国许多高校、文化、科研、新闻出版和文艺团体以及学者、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学生纷纷汇聚于此，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寇政略和战略轰炸的重要目标，遭受日机长达近6年、218次大轰炸。特别是1939年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1940年5月至10月重庆遭受连续6个月的狂轰滥炸；1941年6月5日，日机夜袭造成重庆防空大隧道惨案，以及8月日机以6小时为间隔的、持续不断的“疲劳轰炸”，重庆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毁坏和损失。

针对日本的轰炸策略，国民政府建立了防空领导机构和一整套防护体系。为了解决市民紧急避难所需的安全设施，成立了隧道工程处、扩大建筑防空洞委员会等机构，在临江门、石灰市、十八梯等处分段修建了防空隧道和防空洞。成立了重庆市疏建委员会等组织，专门进行疏散、安置等一系列实际工作，并发放“防空洞出入证”。我们眼前的这张“防空洞出入证”，就是当年王安娜在重庆工作时，为躲避日机轰炸而办理的。

1938年底，王安娜跟随丈夫经武汉来到重庆，居住于“良庄”马鞍山28号，在此居住的还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等人。沈钧儒和王炳南夫妇合租这幢楼的二、三层，沈钧儒和子女在二楼西南角，王炳南夫妇带着儿子王黎明住其对面。当时王炳南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外事组组长、南方局候补委员、重庆局委员，王安娜则多次深入抗日根据地实地采访，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她还经常到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联系，协助周恩来、王炳南进行联络工作。

1939年4月，王炳南回到家对王安娜说，“周恩来有事情请你办，听说是紧急事情。”安娜紧随丈夫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接受了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配给八路军野战医院药品的任务。为了执行任务方便，周恩来发给她一张八路军军用通行证，任命她为八路军少校军官，王安娜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八路军军衔的外国女性。带着通行证，她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上海和西安的社交场合，一个高大的洋女人穿着中国服装，以英语宣传抗日救亡的必要，既引人注目又令人敬重。王安娜刚踏入中国，便由革命者家属进而成为革命参加者。

到延安访问红军并希望留下来，毛泽东曾就她的混血儿子更送给白求恩。她一路也治疗了几百个伤病员，解放后卫生部长曾笑称她是中国最有名的外行大夫之一 。

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千里行军，坚持不骑骡子；长了满身虱子，便想起毛泽东对她说的：“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 。

1939年初，周恩来派王安娜去香港找宋庆龄联系，设法把买到的包括X光机等珍贵医疗器材运回来。王安娜从广西出境到越南，又转往香港、上海，完成任务后回重庆。接着，她又奉命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了解当地医疗情况。在八路军掩护下，她和几个女护士通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华北敌后，途中见到著名女作家丁玲。千里行军中，战士们为照顾“外国同志”要她骑骡子，王安娜却坚持步行不搞特殊。一路上她生了满身虱子，便想起毛泽东对她说的话：“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于是自豪地说：“我现在属于中国人了！”

靠着在德国学过的简单救护知识和“小长征”中积累的抢救经验，王安娜一路上还给部队和老乡治病疗伤。解放后，卫生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对她还能行医大感奇怪，曾开玩笑说她是中国最有名的外行大夫之一。王安娜则回答：“至少我有资格说，我受过数百病人的感谢！”

到达五台山根据地后，王安娜见到白求恩大夫，听他诉说了药品奇缺的困难，答应回去报告孙夫人（宋庆龄）并设法解决。王安娜刚回到大后方，就得知白求恩不幸去世的消息，而且因国民党封锁也难再向解放区送药品。此后，她在重庆住了六年，陪同周恩来、王炳南进行联络工作。她利用结识许多外国使节、来访者和记者的条件，向他们介绍解放区实况，揭露国民党的歪曲宣传。王安娜身后总跟着特务，当其他八路军办事处成员都当面骂这些家伙是“狗”时，她却出于怜悯心有时回头找这些“尾巴”谈话，询问其为何干这种卑鄙行当而不谋正当职业，使有的特务面对这个洋女人的善意劝说羞愧得低头而去。

1945年抗战胜利，王安娜离了婚，作为宋庆龄的助手去上海，重新编组“保卫中国同盟”。此后，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美国援蒋，并利用各种机会向解放区运送紧缺物资。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又在华工作了六年，终于告别了接近成年的儿子返回了德国。

在中国生活的20年，正值社会制度　出现根本性变革的火热斗争的时代，她由一个外国来的同情者变为　革命的参加者，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王安娜回德国后三十多年间，始终牵念着在中国的亲人，并把这种思念同缅怀自己亲历的那场伟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她一直宣传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所写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也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国际范围内介绍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记录。

阔别中国多年又回来了，王安娜在德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委屈，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任何人，她静静地等着。虽然有一些事情对她不公平，比如当时她想到中国来，都拒签。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也有很多人说王安娜是特务，各种各样的罪名都有，儿子王黎明也因此受牵连坐了牛棚。作为儿子，当时王黎明的罪状有两条，一个是“黑高干子弟，沾了父亲王炳南的光”；一个是“里通外国，沾母亲王安娜的光”。王安娜经常关心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和儿子的近况，但是她始终相信，总会有一天乌烟瘴气会消下去的，中国会好起来的。

在王安娜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她依然还是做着关于中国的事情。王安娜到了西德以后，她收集很多材料写书。她在序言里写道，想让普通的德国人，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也能懂得这段历史。因为是学历史的出身，王安娜几笔勾划，用很浅显的语言，讲述她在中国的这段故事。她经常接受德国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儿子王黎明以及王黎明的女儿都会陪伴着她。她就讲述中国的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她那个年代，一个外国人是怎么在那儿生活的。儿子王黎明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了那个时候很多读者的来信。

来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德国的著名反法西斯女战士。第一位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外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