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昌与林琴南共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早已蜚声艺林。王寿昌还译有一册法国博乐克原著《计学浅训》，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发行。这是我国较早的一部有关经济学的译著。其身后还有《晓斋遗稿》一册传世。此书录有个人各种见闻，及与严复、林纾、高梦旦兄弟、郑孝胥、陈宝琛、李拔可、陈衍、何振岱等人交往的诗文，为研究诸人之可贵资料。“可补吾国史志所未及者”。《晓斋遗稿》系其长女王真工楷所书，首冠陈衍、何振岱亲笔所书二序，末有其侄王景岐从驻挪威大使馆寄来之跋，并得李宣龚、林石庐题签，由商务印书馆刊印行世。全书薄薄一册，印制精美，足堪珍藏。《晓斋遗稿》后来又加印，系郑孝胥点评本。郑与王曾在武昌铁路汉局共事，认为《晓斋遗稿》见地在严复之上，文章亦为闽中近人所不及，郑孝胥亲寄商务印书馆李宣龚，并汇百元，请将评阅之本再付影印。王寿昌人缘之佳，可见一斑。

王寿昌爱好文学，兼擅诗、书、画。在法留学期间，他接触并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归国时，带回小仲马父子名著等多部法国小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夏，王寿昌在马江任职时，好友林纾因丧偶，抑郁寡欢，来到马江朋友魏瀚家散心解闷。为解其忧郁，王便主动与林纾谈起法国文学，向林介绍了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并建议与林合译这本名著。因为林纾不通法语，合作是由精通法语的王寿昌口述原著情节，林纾笔录的方式完成的。二人合作不到半年时间，此书全部译完，书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经校对后，这部以文言文译成的小说就以王、林二人的笔名“晓斋主人”、“冷红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在福州首版发行了。此后这部小说风行全国，接着各种版本不断出现，计有二三十种之多，“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一时纸贵洛阳”。这本译作令国人读后大开眼界，不少读者为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洒下同情的泪水。当时严复有诗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就是对此译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真实写照。这本具反封建意义的文言小说，对当时的西方进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据说在二人合译此书过程中，王寿昌每日口译一小时，林纾笔录三千字。王口述要意给林纾，再由林纾用生花妙笔把它写下来，虽然用古文叙述，可是由于精神贯注其中，文笔动人，处处扣人心弦，使读者神往不已。这精彩的译文，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王对原文的准确理解。王寿昌不但法语精通，中文造诣也很高，既对小仲马的小说情节十分熟悉，又富于情感，同情茶花女的遭遇，所以在合译时，能把原著内容详尽、动情地口述出来，尤其是对女主人公马克的心态描述得委婉尽致、如泣如诉，成为林纾传神而流畅的译笔不可或缺的前提，使林在笔译时能够很好地表达原文的风格神韵，这才有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诞生。

王寿昌的父亲王羹梅为清道光举人，曾任广东的知府。据《王氏家乘》一书记载，王寿昌有八子四女。八子是王广、王辛、王郁、王炜、王勰、王迈、王飞崖、王铁崖；四女是王燕、王生、王真、王闲。女儿王真、王闲以及儿子王迈少承家学皆有文名，擅诗词，有《乔倩诗词》传世。

兄王福昌，字幼石，船政前学堂第二届毕业，亦留学法国，专习硝药。1886年回国，任马尾船政局法文翻译，惜不永年。王福昌之子王景岐（即王庆骥），字石荪，清末留学巴黎八载，为法语及国际法专家，民国时期历任驻外公使。精于诗、书，曾为林纾口译《离恨天》和《鱼雁挟微》二书，著有《流星集》《椒园诗稿》和译文《不平之鸣》等书，是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王福昌之女王颖是黄花岗英烈方声洞之妻，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国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早期反清斗争的志士。方声洞牺牲后，王颖担起家庭重担，含辛茹苦地把革命后代培养成人，成为外交学院的法语教授。民国初年，她在北平宣武门外开了一家长善医院，挂牌行医，为创建方声洞纪念医院筹集资金而辛劳奔走。儿子方贤旭总是深情地回忆，母亲为革命而奔波了一生。

王寿昌最小的儿子王铁崖（即王庆纯），早年留学英国，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国际法，后因欧战返国。是北京大学著名法律教授，任过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国际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等诸多重要职务。主编《百科全书法律国际法》，著有《新约研究》《战争与条约》《国际法》等多部。王铁崖是位国际知名法律专家，对我国法律工作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寿昌之孙、王郁（即王庆定）之子王文兴，是台湾著名作家。著有《家变》《背海的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