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王小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勒令不许搞研究，被发配去机房管计算机。离开科研岗位的王小谟没有自暴自弃，开始自学计算机知识。

1969年，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王小谟投身到在黔西南大山中的第38研究所草创中；12月底，被任命为38所总体室临时负责人。1972年，被任命为国产第一部三坐标雷达——383雷达总设计师。在此之前中国装备的雷达基本都是二坐标的，只能测方位和距离，不能测高度。

备受质疑

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合作密切。有人对贵州三线山沟沟里搞出来的383雷达产生了怀疑，主张直接购买美国AN/TPS-43雷达。而383雷达也确实面临着威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在空军雷达部门支持下，上级同意再给他们一次机会。1979年底，改进后的383雷达被运到武汉测试。雷达探测距离能不能达到200公里，将决定它的命运。

测试并不顺利，有时超过250公里，有时却不到200公里。反反复复进行三个月，但有时候雷达屏幕上就是看不到飞机。王小谟感到“黔驴技穷”了，38所一千多人在贵州山区埋头干了七年就搞出这一个产品，如果失败了，38所可能就完了。一个偶然机会，问题终于找到，解决掉问题后，383雷达命运峰回路转。1984年4月，383雷达完成设计定型，装备部队。此后，王小谟又搞出了另一部标志性雷达：JY-9。

出口创汇

1985年，38所迁建合肥获得批复，年底，王小谟被任命为所长。迁建总投资2800万，38所需要自筹700万，对于年收入不到1200万的38所来说巨大压力。摆在王小谟面前的，只有发展出口装备创汇这条出路。

1987年11月，38所随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赴埃及参加开罗国际防务展，带去的三款雷达中，只有JY-9是一款只有草图的“纸上雷达”，但埃及就对JY-9产生兴趣。不久，埃及致函中方，将在三个月后派团实地考察JY-9，考察团要来了，可是雷达在哪里？

王小谟组建一支研制团队，把工作计划精确到天。终于赶在考察团到38所的头天夜里，架设好的雷达上总算出现回波。此后，JY-9经历多次戏剧性波折。1992年，改进型JY-9A通过验收，还在埃及参加了埃及和美国联合军演，在美国、英国、法国等20余部雷达中综合得分位列第二。之后，38所拿到来自埃及的批量订购合同，还接到来自津巴布韦和泰国等国订单，先后出口13部JY-9A雷达，创汇超过2900万美元。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JY-9系列装备中国军队。1988年，被评定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同年底，38所调整迁建正式启动，整体迁建安徽合肥。

合作研究

预警机是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标志性装备，20世纪80年代，王小谟开始规划和实施对于机载预警雷达的技术攻关，并逐步突破了机载雷达最为关键的技术，提出采用大圆盘背负式三面有源相控阵新型预警机方案，把研制要求提到一个新的制高点。正是王小谟在一些关键节点上落子布局，使得中国预警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992年2月，王小谟从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所长调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开始预警机研制；7月，在预警机任务专家研讨会上，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空军方面希望直接向国外采购装备。以王小谟为代表的工业部门则主张自主研制。经过与英国方面接触与考察以色列和俄罗斯预警机装备，中央决定两条腿走路：军队可引进国外产品以应急需，工业部门可引进以色列装备以解决发展。

1993年3月，中以双方在北京会谈，共同研究预警机设计方案。王小谟提出一个技术方案，以俄罗斯伊尔-76作为载机，采用世界上最大的背负式天线，通过架高雷达天线减小飞机尾翼对天线波束阻挡，可实现360度全方位覆盖；7月，王小谟调任电子工业部预研局局长兼电子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力投入预警机研制。

1995年，王小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6年4月，王小谟代表中方与以色列方面签订合同，称为圆环工程，又称“16号工程”。王小谟担任圆环工程总设计师，兼圆环工程办公室主任。

王小谟认为，中国早晚得自己搞预警机，第一架可以买，但第二架再买就危险了，所以从第一架开始就要跟着做，要搞同步研制。他主张，中方不但出钱还要出力，分担得越多越好。但当时预警机研制的经费大部分都给了以方，中国只有很少配套研究经费。一些人不同意他的主张，认为中国吃亏。但国防科工委领导支持王小谟工作。

1998年，王小谟以80万人民币从俄罗斯“个体户”购得一架伊尔-76飞机。经多方协调，于2000年4月将飞机运抵科研基地。预警机同步研制有了自己的载机平台。

外方毁约

2000年7月，在西方国家阻挠和施压下，以色列向中国政府提出终止圆环工程合同。2002年3月，王小谟作为中方总设计师，同以色列进行终止合同谈判，以方对中方进行了经济赔偿。圆环工程画上了句号，王小谟认为合同整体上是成功的，队伍、技术、保障条件都已基本形成，同步研制的样机已完成了80%工作量。

自主研制

合同终止后，一部分人倾向于与俄罗斯合作研制预警机，王小谟认为这种技术不能满足中国需求。他代表电子工业部先后八次向总装备部汇报，又向国防科工委汇报。最终上级部门在实地考察研制基地后，决定支持预警机的自主研制。

2000年12月，“空警2000”国产预警机正式立项。王小谟无疑是担任“空警2000”总设计师最合适人选，但他觉得应该由年轻人来担纲。在王小谟建议下，时任38所副所长陆军被任命为空警2000总设计师（空警2000采取双总设计师，另一位来自航空部门），一年后，“空警2000”样机试制成功。

在王小谟规划里，预警机研制分三条线，一条是空警2000大型预警机，一条是空警200小型预警机，还有一条是出口型预警机。已退居二线的王小谟又自任总设计师，组建一支由刚毕业研究生加退休研究人员的“老头加娃娃”队伍，称为“021工程”。2005年，预警机ZDK03研制成功，之后出口巴基斯坦，成为巴基斯坦预警机的主力机型。

1987年，王小谟作为全国14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之一，受到邓小平接见。

2013年1月18日，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和科技部审核，国务院批准并报请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授予王小谟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4年9月13日，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2022年5月17日，王小谟瞄准攻关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机遇与挑战，领衔成立王小谟空基技术实验室。

2023年3月6日，王小谟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王小谟长期从事雷达和预警机研究。

20世纪60年代，王小谟瞄准国际雷达技术前沿领域，主持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20世纪80年代，主持开展低空雷达技术攻关，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中低空兼顾雷达。

1990年，海湾战争后，国家决定通过对外合作解决预警机装备急需，王小谟担任中方总设计师，主持系统总体设计，首次提出基于二维有源相控阵体制的三面阵背负罩新型预警机工程方案。带领和组织中国研发团队同步开展研制工作，掌握预警机设计方法和主要关键技术，锻炼和培养技术队伍，为中国自行研制预警机奠定基础。

针对中国国情，王小谟提出开展轻型预警机的预先研究，主持制定技术方案，为国家决策研制轻型预警机创造条件。提出利用国产飞机实现预警机出口设想，并担任原型机总设计师，主持完成原型样机设计与制造，推动实现中国预警机装备出口。主持完成数字阵列雷达预警机地面样机技术攻关。

王小谟曾经寄语青年学子：要有高远的理想，强壮的体格，德智体全面发展。同时心境很重要，要是没有一个好的心境，没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很难发挥。希望大家以此理念，更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小谟培养年轻人有一个“五年法则”。他认为，对年轻人必须要放手使用，不要怕给他们压担子，在参加工作的五年之内就要让他们承担一些重要任务，使得他们被逼出真本事，或者知难而退，及时做出新的职业规划。如果一个年轻人五年内不让他历练的话，那就等于放任他自废武功。

截至2014年6月，王小谟先后培养博士生14位，中国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18位，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架预警机“空警2000”总设计师陆军，出口型预警机ZDK03副总设计师曹晨，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曼青等都是他的学生。

预警机精神，第一是“自力更生”。一开始跟以色列合作研究预警机，但是在合作过程中，以色列不给我们核心技术，中方就做了一个叫“同步研制”的决策。最后以色列迫于美国的压力终止了合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自己研制预警机。最后经过全体科研人员努力研制成功。所以说预警机精神的头两句是“自力更生、创新图强”。

第二是“协同作战、顽强拼搏”。研制预警机，需要对飞机进行改装，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测外形，做风洞试验，涉及一系列航空安全问题，需要航空和电子两大部门团结协作。还要把全国都动员起来，各个科研单位都参与进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用了十几年，而中国只用五年就能把预警机研制出来的原因。

要创新，首先要相信自己不会比别人差。同时，要创新还要多留心身边的事物，对新东西要感兴趣，这样你做出的事情就会跟上潮流。所谓创新就是集成的创新，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原始开始的。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讲应该到处去学习，只要看到新的、有前途的东西要想办法去用，要对事情有敏感性。这个创新就是能够把很多别人创造的成果很快地运用到自己产品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科技实力实现整体跃升。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对基础研究不够重视，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人做。因此，基础的创新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只看到最后、集成方面的成果，但是深层次的、基础性的研究就比较难，也出不了名，人们往往不愿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在讲要掌握核心技术，但掌握核心技术首先是要从基础做起。中国电子工业在集成电路和软件上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短板。所以要想把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要从基础做起、从IP核做起。

人才培养要从基础做起。现在科研人员生活水平、薪酬待遇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还存在一个工作环境、科研环境的问题。科研环境应该有利于激发人的创造性。中国的科研体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是项目制，很多科研人员到处去找钱。现在不是缺钱，你只要想出一个点子，很快能够见到成效，马上很多地方争着给经费。但是你要踏踏实实地搞一个基础的东西非常难，谁也不愿意投这个事，因为可能最后看不到什么成果。

科学研究主要是靠人，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就是人才。因此还要注重科研人才的队伍建设，通过一些工程和项目把人才队伍培养出来。

在培养人才方面，学校教育是很重要的环节。余活动都能够培养人特定的思维，学校教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

2015年2月3日，时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许达哲到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看望慰问王小谟，代表国防科工局党组向以王小谟为代表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问候，并就基础研究、关键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系统建设等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关键问题座谈交流。

2022年春节前夕，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晓红先后看望宋健、徐匡迪、周济三位老院长，慰问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金怡濂、王小谟、顾诵芬院士，向他们介绍中国工程院2021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院士队伍建设以及过去一年取得的各项成果等情况，并代表工程院向他们致以新春问候。

在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王小谟拿出500万元人民币奖金中的450万元，又通过各方筹集出2000万元，计划成立雷达创新奖励基金，每年奖励三名在雷达和预警探测技术领域作出贡献和创新的年轻人。

2018年9月15日，王小谟出席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65周年院庆大会，并作《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主题学术报告，从国外现状、发展趋势、方案构想三个角度向观众介绍了天地一体化信息系统的发展现状。

2020年8月14日，以“网络全球，决胜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未来网络发展大会暨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在南京开幕，王小谟与陈左宁、李德仁、邬贺铨、李国杰、邬江兴、于全、何友、丁文华、张广军、吕跃广、孙凝晖等13位院士及国内外200多位相关领域专家、组织代表出席大会。

2020年10月，“2020年中国电磁兼容及电磁环境效应技术及产业创新大会”在北京召开，王小谟与郭桂荣、陈志杰、段宝岩、费爱国、何友、樊邦奎、刘永坚等12位院士，以及来自国家基金委、北京市委、各学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300位代表参加会议。

2017年2月26日，王小谟与左铁镛、吴以成、范维澄等共同出席“首都院士之家”北京中医医院保健基地揭牌仪式。

2019年1月10日下午， 王小谟在北京参加2019年首都院士专家新春联谊活动，90余位两院院士与北京专家学者200余人出席活动。

身体力行这个观念，王小谟做了不少“抗争”。在研制预警机过程中，王小谟要在飞机上装厕所，招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一个厕所200公斤，增加很大负担。王小谟坚持预警机不同于一般运输机，试飞时间长，厕所一定要加。最后，王小谟把增加的200公斤揽到了自己身上，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设备中“砍”掉了相当的重量。

这不是王小谟第一次据理力争。他带领研制的三坐标雷达是第一个关注人机环境的雷达。以前雷达车上没有空调，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眼看到汗珠一颗颗冒出来。王小谟有亲身体验，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遭到反对后，他据理力争，终于专门耐高温的军用空调首次出现在了雷达机里。

人是第一战斗力，王小谟彻底执行这一理念。陆军是王小谟在20世纪80年代用40万元“买”回来的7个学生之一。在培养过程中，王小谟常让刚毕业的陆军做项目总设计师，后来更是让38岁的陆军当预警机总师，让当时年仅30岁的曹晨担任某型预警机的副总师。这些曾经遭人质疑的“小孩”，最终都不负期望，担起了重担，成长为预警机领域的骨干人才。让这么年轻的学生当总师，王小谟当时真是没有一点顾虑吗？面对疑问，王小谟哈哈一笑：“我心里有底呢，万一出了问题，我会马上告诉他们的。”培养这些比他小三四十岁的年轻战斗力，王小谟的绝招就是压重担，“不是不管，不能全管”。

王小谟还“违规”给合肥新址职工宿舍安装暖气，开通24小时热水。在贵州时，大家一到冬天就冷得只想窝在被窝里，他相信装了暖气能提高工作效率。王小谟写了多份检讨放在抽屉里，谁来兴师问罪就给谁一份。那时候38所是传说中“有暖气的单位”，这也成了招聘时他们的一项竞争力。

2006年，在预警机工程最为关键的时刻，王小谟在做外场实验时遭遇车祸，腿骨骨折，之后被诊断出身患淋巴癌。但大家看到的是他镇静平和的笑容，听到的是他对预警机事业的牵挂。王小谟即使躺在病床上输着液，也要把设计师请来面对面探讨交流。病情稍有好转，就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试验现场。

王小谟出生在一个爱国军官家庭，因父亲宏谟而取小谟为名。王家世居金山卫南张家桥东北首，王小谟祖父王斌是本地绅董，颇有声望。王斌育有二子一女，大儿子王宏谟，字家桢。小儿子王君谟，字家骏。女儿王家英。王家桢1931年6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九期，后从军，曾任冯玉祥、傅作义部少将参谋。王家多次迁徒于西门、上海等地，之后王家桢一家在上海南市落脚。20世纪80年代，王小谟在上海进修时，曾抽空回了一次金山老家，与住在老家的兄弟姊妹一起叙旧。

早年在贵州，王小谟得了个“魔鬼”绰号。“魔”和“谟”谐音，“鬼”则是因为他“鬼点子”多。他能自造“干打垒”房子，能养鸡种地，会自制蜂窝煤，自垒节能灶，甚至自己组装电视机，他做菜的水平在38所也是出了名的。

王小谟擅唱京剧、会拉京胡，如果不搞雷达，他或许是一位唱青衣花旦的京剧名角。高中时一块业余唱京剧拿大奖的同学，有几位已是京剧演员。大学时王小谟当团长的学生京剧团里，也走出几位名角。王小谟曾经有一个愿望，就是到70岁以后不再工作，找一帮老票友组织个京剧社。后来愿望又延长到80岁以后。王小谟很早就把电脑玩得很溜，喜欢网购。20世纪50年代念中学时喜欢开摩托车，还加入一个摩托车队。

王小谟为中国首型预警机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中国新闻网 评）

王小谟院士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生致力于防空雷达和预警机装备体系发展研究，为中国预警机彻底打破国际封锁、实现完全自主发展、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无可取代的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院士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造诣深厚、卓有建树的战略科学家。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自立自强、百折不挠，守正创新、敢为人先，是中国工程科技界的楷模和榜样。（中国工程院 评）

王小谟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国防工程师，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雷达和预警机事业，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立了大功。（《光明日报》 评）

王小谟为中国雷达和预警机事业的创新与发展并步入国际先进行列作出突出贡献。（新华通讯社 评）

王小谟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主持研制出多部世界先进的地面雷达，并引领中国实现了从地面雷达向空中预警指挥机的飞越，为推动中国国土防空网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共产党员网 评）

王小谟几十年如一日对预警机事业的执著、开拓和追求，实现了中国预警机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重大突破，对预警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成为“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预警机精神的标志性代表人物。（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 评 ）

王小谟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预警机和雷达事业；他意志坚定，执着追求，坚信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做到；他顽强拼搏，无私奉献，身患重症后仍全身心投入到预警机研制事业中；他言传身教、甘为人梯，在他手把手的教育和指导下，一批年轻科研人员迅速成长，相继走上重要岗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评）

王院士思维超前，善于创新，敢于担当，特别是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做了很多突破性的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曼青 评）

王小谟作为雷达、预警机研制的代表性人物，在科研上很有魄力，也很有智慧。自力更生，实干兴邦的坚定信念；创新图强，决胜千里的战略眼光；协同作战，甘为人梯的高贵品质；顽强拼搏，攻坚克难的探索精神，这些都是王院士50多年科研工作的真实写照。（时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潘良 评）

王小谟有着老一代科学家特有的才华与气质，严谨，务实，对技术发展趋势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和洞察力，更关键的是，他始终坚信“中国人一定能行”，始终坚持“中国人必须自己干”，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他和整个中国电科团队，在国际严密封锁、国内基础有限的情况下，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推进了中国雷达和预警机事业的发展。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不仅是对王小谟本人的肯定，更是对以王小谟为代表的预警机研制团队和军工电子人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时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樊友山 评）

他是真正的科学家，他的技术思维非常敏锐，是新点子、新思路、新见解的思想发源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培养科研后备力量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栽培、提携年轻人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是让人尊敬的长者。（时任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副院长薛正辉 评）

王小谟为中国预警机研制彻底打破国际封锁、实现完全自主发展、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无可取代的重要贡献，为中国雷达和预警机装备的发展屹立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