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22 17:27
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后因得罪战时教育部长陈立夫，1945年7月，王星拱调任中山大学校长。1948年3月，他辞职回到安庆。其间，国民党当局屡次催逼他飞赴台湾，他都不予理睬。1949年10月8日，王星拱在上海病逝，终年61岁。在上海的300多名武大校友不约而同地聚会哀悼；陈毅市长送来了一幅挽联，上书：“一代完人。”遗体后被运回老家，与其妻叶玉芝的遗体合葬于故里。
他既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
作为自然科学家，他有着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哲学家，他又深受第二代实证主义代表人物马赫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之争”中，站在“科学派”一边，反对“玄学派”，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相对立。
他在哲学上否认宇宙间有超自然主宰力量，但认为外部物质世界与主观的“精神的我”不痛分开（《科学概论》）。认为科学的构造应以宇宙现象中的因果律为基础，但又认为因果关系只能凭直觉获得。肯定一切事物可知，人的认识是从未知到已知的演进过程，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等问题。著作有《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等。
2008年是武大西迁乐山70周年，也是王星拱老校长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为武大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校长，武汉大学在樱顶老图书馆旁建了王星拱雕像。
从1934年6月到1945年7月，王星拱正式担任武大校长11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李达（14年），他在武大工作并实际主持校务前后长达17年之久，为国立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做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是为武大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是武汉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之一。在长期的工作中，王星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主张，提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武大于1935年开创了研究生教育，1936年设立农学院，发展成为一所有5个学院15个系及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
1937年，抗战爆发。王星拱及时稳妥地做好了迁校准备，使武大在搬迁诸大学中受损最小。国难当头，王星拱多次发表演说，号召抗日，并以教书育人为手段，在教学中灌注抗战的精神，特别强调战争与困难时期的人格教育。
1938年，王星拱率校西迁四川乐山，曾拒绝国民党在校内建立区分部，并保护进步学生，支持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武大西迁乐山后，物质匮乏，经费困难，王星拱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教学与科研的正常开展，使武大得以继续和发展。他不顾病痛的折磨，跑遍了整个抗战大后方，广揽学者名流。他不问出身、派别，一律兼容并包，往往亲自登门相邀，从而延聘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教授，取得了学术成就。
他长继承蔡元培兼收并蓄、任人惟贤的传统，聘任周鲠生为教务长（后政见不合，撤换为朱光潜），赵师梅为训导长，叶圣陶、方重、张真如、杨端六、陶因、石声汉、愈忽等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为各系主讲。还延请郭沫若、黄炎培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莅校讲演、评论时局武大继30年代跻身“民国五大名校”之后，再次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并誉为“四大名校”，还赢得了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高度赞赏。武大“乐山时期”的辉煌，王星拱当居首功。
1947年中山大学不少学生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反蒋游行示威中被捕，他多次向广州军政当局据理力争，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进步学生，遭拒绝后，王星拱愤然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