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先后攻克了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学校无法开学，王炎离便回家乡梁山。回梁山后，他把蒋光赤(慈)的小说《鸭绿江山》改编为“文明戏”(只写出剧的大概内容，没有台词，由演员自己上台说)，他本人亲自扮演女主角。

1927年春，王炎离转入中国文学系预科班。不久，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这时，蒋介石已背叛革命，武汉国民政府还存在。但不久，汪精卫又发起“分共”政变，宁汉合流，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武汉，学校又一次被迫停课。这样，王炎离到唐生智在汉口办的军事政治学校报考，结果被录取，经过短期训练，分配到李品仙部队担任连指导员，随部队开往了湘西一带。由于他对国民党部队倒行逆施，残酷虐杀穷苦人民极为不满，便毅然离开国民党部队，于1928年3月26日经武汉返回梁山。

王炎离回到梁山后，住在家里，不时进城去和党组织联系。当时，仁贤乡立小学条件较差，再加上历届乡教育委员和学校校长经常贪污该校的教育经费，学校办得很坏，学生考上县中的一个也没有。王炎离先是常去乡立小学帮助他们教唱一些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暑假中又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借学校地址办了补习学校，设高、初级各一班，教员尽义务。后来，王炎离便接任了该乡立小学校长。他接任校长时，前任校长杨鹏飞借口教员的薪水未付清，除移交校印外，其余东西概不造册移交。王炎离对此曾先后四次呈请教育局转呈县署勒令杨移交。除解决移交纠纷外，王炎离还要筹措学校的教育经费。当时，县教育行政会议决定各乡提取斗息作为学校教育经费，但该乡团正(相当于后来的乡长)从中作梗，并与少数有利害关系的人秘密串连，准备在提取斗息时进行捣乱。就此，王炎离发表了《告全乡父老兄弟姐妹书》，揭露上述阴谋，呼吁群众支持，并同时呈县署派驻军一班人前往仁贤街上维持秩序，以达到提取斗息的目的。这年，王炎离除了办学之外，还在该乡建立了党的支部，并积极发展农协会组织。当时党员有数人(多为小学教员)，农会有30多个小组，200余人。

1928年冬，王炎离奉组织安排，调到县立高级小学工作，担任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兼级主任。他在学校同其他同志一起一面教学，一面在学生中发展共青团组织。这时候，王炎离参加了县委会。

1929年，县委有几个同志相继外出复习或升学，于是县委进行改组，王炎离任县委书记。

1930年，王炎离被反动政府取消教书权利，已不能在城内立足。这年初，四川地下党委派覃文来梁山虎南指导工作，决定王炎离去虎南加强领导农民运动，准备武装暴动。7月，省委指示梁山的武装开往湘鄂西同贺龙的部队会师。因而，决定把虎南农民武装拖往龙沙乡同太平、龙沙的民团合并。7月29日，在忠县黄饮坝正式宣布成立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由李光华、王维舟任正副总指挥，覃文任政治部主任，王炎离任副主任。同时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由省委派来的牛大鸣和覃文负责，王炎离、蔡奎和李维都参加前委。队伍开到石柱县的西乐坪时被军阀陈兰亭的部队包围而失败，总指挥李光华及其弟李次华(二大队队长)被捕牺牲。

起义失败后，王炎离到了重庆，省委决定他仍回下川东工作，任达县县委书记。11月，川东特委(设在万县)调他去万县工作。当他去时，特委组织已遭敌人破坏，没有接上关系，只得返回达县。11月路过梁山合兴场时，不幸被当地反动民团头子罗国珍抓捕，即送县城监狱。在监狱里，县长谢璋亲自审讯，施以酷刑，要他供出组织。但王炎离毫不动摇，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更不承认参加过三路游击队，只承认自己由于平时喜好文字，爱说公道话，致招人嫉，因而被他人怀疑和诬告为共产党人。

王炎离在狱中，除了自己读书写作外，还不断地在难友中进行宣传工作，并教他们认字，帮他们写信。后来，敌人又加重了对王炎离的折磨，致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不幸又染上了伤寒病。王炎离患病后，仍然坚持同敌人作斗争，在狱中公开地向难友进行革命宣传，号召大家团结战斗，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1931年5月23日，王炎离牺牲于狱中，时年仅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