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汶在《现代》杂志上撰文回击左翼文坛

无产阶级文学都认为是拥护资产阶级的文学。他们的推法是这样的:不很革命就是不革命，而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他们看来，作家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做煽动家，那就是很革命的路;另一条呢，只有反动。

节选

1932年10月，周起应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从完颜绍元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出版之路。

“全套《现代》共计六卷三十四期。第一卷和第二卷共十二期，由施蛰存主编；第三卷第一期至第六卷第一期止，共十九期，由施蛰存与杜衡合作编辑。第三卷第二期起，由汪馥泉主编，改为综合性的文化杂志，出至第四期，随着现代书局的歇业而停刊。”

这里想补充的是，《现代》是一部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杂志，选择施蛰存当主编出于此目的，让施杜联名主编也是基于此目的——他们担心杜衡被其他书局挖走，此长彼消。同样，《现代》上有各流派各阵营的稿件，利用人们审美情趣的多样性以及对名人的追逐来促进杂志销售。

在20世纪30年代激烈复杂的斗争中﹐《现代》杂志曾经采取比较超脱的中间路线。《创刊宣言》说:“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本志所载的文章”﹐以“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为标准。

在“一谠叹”淞沪抗日战争后上海出版界一度比较沉寂萧条的情况下﹐《现代》杂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现代》杂志曾以显着地位发表过一批具有现代派特色或倾向的作品。编者施蛰存在刊载新感觉派小说家刘呐鸥的《赤道下》和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时﹐曾说:“我觉得在目下的文艺界中﹐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以圆熟的技巧给予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很可珍贵的。”杜衡也盛赞穆时英:“确实是在这新技巧的尝试上有了相当成功的。”穆时英收在《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两集中的那些现代派小说﹐大多发表在《现代》杂志上﹐有一段时间几乎达到每期一篇的程度。在此前后﹐施蛰存自己也继续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写心理小说﹐还用意识流手法写了《四喜子底生意》﹑《鸥》等风格韵味颇近似于穆时英的作品。在诗歌方面﹐《现代》上不仅刊出戴望舒﹑李金发等人的现代派诗作﹐编者施蛰存自己还创作了一组《意象抒情诗》。戴望舒的《诗论零札》﹑施蛰存的《又关于本刊的诗》﹐都表明了他们现代派的诗歌主张。施蛰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现代》中的诗大多是没有韵的﹐句子也很不整齐﹐但它们都有相当完美的肌理(Texture)﹐它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这些诗含意比较晦涩﹐因此有的读者称《现代》上的诗为“谜诗”。《现代》上介绍的外国作家﹐也以现代派的居多﹐如法国的阿波里奈尔﹑约可伯﹑桑德拉尔﹑茹连格林﹐美国的福克纳和几位意象派女诗人﹐日本的横光利一等。可见﹐《现代》杂志虽然并非现代派的杂志﹐但《现代》杂志里确实存在一个现代派──至少在小说﹑诗歌两方面确是如此。

在“左联”与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发生激烈的争论时﹐杜衡(苏汶)在《现代》上先后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以所谓“第三种人”的面貌参与争论。此后﹐周起应﹑瞿秋白﹑鲁迅﹑冯雪峰等先后为这场争论写了文章﹐给苏汶以批评﹐这些文章也都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文艺自由问题论辩”。《现代》正是这场论辩的一个主要阵地。　

杂志的作者队伍相当广泛﹐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张天翼﹑周起应﹑沙汀﹑楼适夷﹑魏金枝﹑郁达夫﹑巴金﹑老舍﹑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杜衡﹑杨人﹑侍桁﹑沈从文﹑周作人﹑赵景深﹑李金发﹑苏雪林等不同倾向的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著名短篇小说如茅盾的《春蚕》﹑郁达夫的《迟桂花》﹑张天翼的《仇恨》﹑彭家煌的《喜讯》﹑沙汀的《土饼》﹑艾芜的《南国之夜》﹑杜衡的《人与女人》﹑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长篇如巴金《海底梦》﹑老舍《猫城记》﹐话剧如欧阳予倩《同住的三家人》﹑杨晦的《伍子胥》﹐评论如茅盾的《徐志摩论》﹑侍桁的《文学上的新人》﹑苏雪林的《论闻一多的诗》﹑《王鲁彦与许钦文》﹐都发表于《现代》上。法国左翼作家伐扬古久列来华参加远东反战大会后﹐他的《告中国知识阶级》一文也首先由该刊译载。此外﹐刊物上还有计画地发表过一批有关新文学社团与作家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