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颜游秦曾撰《汉书决疑》为学者所称，其侄颜师古注《汉书》时多资取其义。颜师古是唐代著名儒学大师，因精于训诂，曾奉唐太宗之命撰修《五经定本》，在文字上统一儒学，为儒学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弟颜勤礼、颜相时皆传儒学、精训诂，兄弟三人同为弘文崇贤学士，一时传为佳话。颜昭甫更被称为“硕儒”，尤明训诂，以儒学教育子女。其子颜元孙、颜惟贞俱为一时名儒，其孙颜杲卿、颜真卿自幼传习儒学，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儒家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对他们影响至深。在平定安史之乱时，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分裂，反对篡夺中央权力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实践儒家重视群体利益、重视社会责任思想的光辉典范。

五代时，颜诩为后唐光宗时江西永新令，与颜翊、颜翔兄弟几人事继母以孝闻，笃志儒学，尤精词翰，严于礼法，而颜?，以孝悌为时人所推。宋代，福建龙溪颜?、颜师鲁、颜耆仲、颜颐仲等，均为儒学传家的著名人物。

颜氏后裔有突出贡献的有“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颜钧和“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元。他们创立的“大中哲学”和“实学”体现了平民化的哲学思想。明代思想家颜钧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他自称对王阳明的“良知学”和王艮的“大成学”“会而通之”，而衍化成他自己的“大中学”。所谓“大中学”，即颜钧自己所说的“大学中庸”之学。在颜钧看来，“大学中庸”体现了儒学的精神命脉，所以他称之为“仁神正学”（《颜山农先生遗集》卷三《大学中庸大易》序言），说“大学中庸”四字是他的“一生行功”（《颜山农先生遗集》卷六《耕樵答问·晰大学中庸》）。颜钧从《大学》、《中庸》阐述儒学的基本精神，并未超越前人，而将“大学中庸”四字各自作为独立哲学范畴，并使之错综变化，则是他超越前人的理论创新之处。他认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人，人最可贵的是心，故人是“天地之心”，心是“人身之主”，且此“心”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神工莫测（见《颜山农先生遗集》卷一《急救心火榜文》）。从贵心论出发，他强调人的主体精神与其能动作用，故以“自我”诠解“大学中庸”：“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自我凝聚园神者，名为学”；“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自我妙应无穷者，名为庸”。此所谓“自我”即“心”，即认识主体。颜钧以此来界定“大”、“学”、“中”、“庸”诸范畴，使之均从属于“自我”，从而显示“心”的至大至广、至园至神、至上至中、千变万化、妙应无穷。然而，此“心”并非无所依归，而是“人人身有之”者。他又说：“吾心精神只是一片”，“亦惟在此片中融性命道德尔”，“是故指一片之变化莫测曰神，聪明睿智曰精，生生无已曰性，分定不易曰命，一心直形曰德，曲畅旁通曰道。”他把精神、性命、道德融入大学中庸之中，也就赋予其“大中学”以哲学与伦理的双重意义，而且要使“大学”、“中庸”发挥其“自能”，具备各种功用。在他看来，“大学中庸”四字之中，“大以为学，庸乎其中”，“大”与“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学”与“庸”则为辅翼（以上均见《颜山农先生遗集》卷六《耕樵答问·晰大学中庸》）。可见，颜钧的“大中学”有体有用，自成体系。同时，他认为“心”作为哲学范畴，可以一分为二：一曰性情，二曰神莫。所谓“神莫”，即“精神与莫能”的复合词。他说：“心之精神是谓圣，莫能载大，莫能载小为中庸。无非立己达人，人人好仁无尚，心心知秉莫能，以遂精神，为时时、生生、化化、循环无始终也。”（《颜山农先生遗集·辨精神莫能之义》）这样，颜钧又把精神莫能与大学中庸结合起来，赋予其“大中学”以精神力量和神秘主义色彩。以此为基础，他不重教人如何“做官”“治世”，而重教人如何“做人”“救世”，宣传“急救人心”的道德救世思想，乃至宗教救世精神。他希望人们放落名利心，尤其劝告青年士子不要“谜痼”科场，追逐功名利禄，要有勇气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他深切地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在其《耕樵问答·急求溺世方》中，他大胆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认为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之“责在君臣”。还为此提出了一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急急拯救”的方案，要求朝廷救民于水火，免除人民所受的压迫和痛苦。

颜元是中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反理学思想家。他主张经世致用、躬行践履，强调“习行”与直接经验，反对理学之“理在事先”、“心外无理”说，认为“气外无理”。他经历了从尊信理学到批判理学的过程，他从“事物之教”的立场出发，认为汉儒训诂、晋人清谈、佛道虚无、宋明理学等一切无关实际的学问都是虚学，应置于摒绝之列；他从“习行经济”的“实学”立场出发，对宋儒“全不以习行经济为事”、理学尚虚主静进行激烈批判。他把矛头主要指向程朱理学的同时，对陆王心学也进行了批判。他对陆王事功表示了相当的敬意，但认为程朱、陆王两派学术本质不二，都是“镜花水月幻学”，同属“杀人”理论。在批判虚学的同时，他主张振兴“实学”，强调应用“学问”，通过实践验证学问。他继承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的著名论点。他还作《宋相辨》、《宋史评》，明确表示推崇王安石之学行，认为“德”、“行”要通过“艺”体现。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上太仓陆桴先生书》，《习斋记余》卷三）为职志，力斥空谈，创造、振兴了实学。他非常重视经世致用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担荷圣道、转移风气。他主持漳南书院时，对书院教育进行改革，注意以实学育人，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他和学生一起“讨论兵农，辨商古今”，“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的全面教育。他的尚实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实学思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颜氏后裔有突出贡献的有“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颜钧和“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元。他们创立的“大中哲学”和“实学”体现了平民化的哲学思想。明代思想家颜钧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他自称对王阳明的“良知学”和王艮的“大成学”“会而通之”，而衍化成他自己的“大中学”。所谓“大中学”，即颜钧自己所说的“大学中庸”之学。在颜钧看来，“大学中庸”体现了儒学的精神命脉，所以他称之为“仁神正学”（《颜山农先生遗集》卷三《大学中庸大易》序言），说“大学中庸”四字是他的“一生行功”（《颜山农先生遗集》卷六《耕樵答问·晰大学中庸》）。颜钧从《大学》、《中庸》阐述儒学的基本精神，并未超越前人，而将“大学中庸”四字各自作为独立哲学范畴，并使之错综变化，则是他超越前人的理论创新之处。他认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人，人最可贵的是心，故人是“天地之心”，心是“人身之主”，且此“心”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神工莫测（见《颜山农先生遗集》卷一《急救心火榜文》）。从贵心论出发，他强调人的主体精神与其能动作用，故以“自我”诠解“大学中庸”：“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自我凝聚园神者，名为学”；“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自我妙应无穷者，名为庸”。此所谓“自我”即“心”，即认识主体。颜钧以此来界定“大”、“学”、“中”、“庸”诸范畴，使之均从属于“自我”，从而显示“心”的至大至广、至园至神、至上至中、千变万化、妙应无穷。然而，此“心”并非无所依归，而是“人人身有之”者。他又说：“吾心精神只是一片”，“亦惟在此片中融性命道德尔”，“是故指一片之变化莫测曰神，聪明睿智曰精，生生无已曰性，分定不易曰命，一心直形曰德，曲畅旁通曰道。”他把精神、性命、道德融入大学中庸之中，也就赋予其“大中学”以哲学与伦理的双重意义，而且要使“大学”、“中庸”发挥其“自能”，具备各种功用。在他看来，“大学中庸”四字之中，“大以为学，庸乎其中”，“大”与“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学”与“庸”则为辅翼（以上均见《颜山农先生遗集》卷六《耕樵答问·晰大学中庸》）。可见，颜钧的“大中学”有体有用，自成体系。同时，他认为“心”作为哲学范畴，可以一分为二：一曰性情，二曰神莫。所谓“神莫”，即“精神与莫能”的复合词。他说：“心之精神是谓圣，莫能载大，莫能载小为中庸。无非立己达人，人人好仁无尚，心心知秉莫能，以遂精神，为时时、生生、化化、循环无始终也。”（《颜山农先生遗集·辨精神莫能之义》）这样，颜钧又把精神莫能与大学中庸结合起来，赋予其“大中学”以精神力量和神秘主义色彩。以此为基础，他不重教人如何“做官”“治世”，而重教人如何“做人”“救世”，宣传“急救人心”的道德救世思想，乃至宗教救世精神。他希望人们放落名利心，尤其劝告青年士子不要“谜痼”科场，追逐功名利禄，要有勇气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他深切地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在其《耕樵问答·急求溺世方》中，他大胆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认为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之“责在君臣”。还为此提出了一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急急拯救”的方案，要求朝廷救民于水火，免除人民所受的压迫和痛苦。

颜元是中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反理学思想家。他主张经世致用、躬行践履，强调“习行”与直接经验，反对理学之“理在事先”、“心外无理”说，认为“气外无理”。他经历了从尊信理学到批判理学的过程，他从“事物之教”的立场出发，认为汉儒训诂、晋人清谈、佛道虚无、宋明理学等一切无关实际的学问都是虚学，应置于摒绝之列；他从“习行经济”的“实学”立场出发，对宋儒“全不以习行经济为事”、理学尚虚主静进行激烈批判。他把矛头主要指向程朱理学的同时，对陆王心学也进行了批判。他对陆王事功表示了相当的敬意，但认为程朱、陆王两派学术本质不二，都是“镜花水月幻学”，同属“杀人”理论。在批判虚学的同时，他主张振兴“实学”，强调应用“学问”，通过实践验证学问。他继承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的著名论点。他还作《宋相辨》、《宋史评》，明确表示推崇王安石之学行，认为“德”、“行”要通过“艺”体现。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上太仓陆桴先生书》，《习斋记余》卷三）为职志，力斥空谈，创造、振兴了实学。他非常重视经世致用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担荷圣道、转移风气。他主持漳南书院时，对书院教育进行改革，注意以实学育人，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他和学生一起“讨论兵农，辨商古今”，“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的全面教育。他的尚实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实学思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颜师古曾参与《隋书》的编修。据刘知几考证：“隋史当开皇仁寿时，王邵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炀帝时，唯有王胄得所修《大也起居注》，及江都之祸，仍所散逸。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撰《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周书》并行于世。”《隋书》叙事简练，文笔严谨，品评人物基本上能据实直书，为后人研究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及有关制度、人物，提供了真实史料。此外，颜师古还奉诏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撰定《五礼》，书成，晋为子爵。《五礼》的修订，为研究古代特别是先秦时代的礼仪制度保存了大量材料。

《陋巷志》是颜氏家族志，也是颜氏后裔的史学成果，同时是研究颜氏家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颜氏初无专志，其家族事略并载于阙里之《三氏志》中。明正德元年（1506年），侍御史郑州人曹伯良奉敕按察山东，发起编撰颜氏独立家志。颜氏六十一代宗子、翰林院五经博士颜公?汇集资料，草创初稿。复请中宪大夫、山东等处提刑按察副使、提督学政江东人陈镐修审编定。次年春二月，首稿书成，计四册八卷。曹伯良为《志》题名曰“陋巷”，以志颜子所居之地。陈镐复撰《序》，以志其事，自是《陋巷志》手稿由颜氏宗子世传。此后，颜子六十四代孙颜嗣慎、六十五代孙颜胤祚等人对旧稿作了多次修辑，日臻完善并付梓成书问世。1641年，颜子六十七代孙颜光鲁、六十八代孙颜绍统父子主持，修订刊印第二版。清乾隆初年，颜子七十一代孙颜?怀主持刊印第三版。1931—1935年，颜子七十七代孙颜世镛主持刊印第四版。历代增订内容，主要是将后世宗子代系、人物事迹、后人墓铭、文人名士所作赞颂诗文补续入书，其余均仍旧版。全书四册八卷，共由五大部分组成：一：《序言》（卷首）；二：《图像志》（卷一）；三：《世家志》（卷二～卷三）；四：《恩典志》（卷四）；五：《艺文志》（卷五～卷八）。《序言》八篇，撰者均为明代达官闻人。八序内容大同小异，赞颜子功德不泯，记述该《志》的编撰、修辑和刻印成书的过程。是后人考证《陋巷志》成书历史的主要资料依据。《图像志》内容分十三项，主要绘制圣像圣迹和祭器图。《世家志》分上、下篇，上篇追溯颜子先世，收集汉代之前经、史、子、集中记载的颜子言行事迹；下篇有宗子世表，支子世表、闻达列传三部分内容。《恩典志》内容分列六项：颜子及夫人、颜路及夫人历代所受封爵及赠谥；历代重大祀典；颜子、颜路像章服的规格品级；历代王朝给颜子后裔特授的官爵、学位；历代帝王的封赏给赐以及对颜子后裔的优待条例。《艺文志》分上、中、下、附录四部分，是全书重要资料最集中的部分。《艺文志》上，收集历代皇帝的诰敕，御制的碑文、祭文、赞颂及召旨榜文。《艺文志》中，内收碑文，历代名人所制赞、颂、铭、论、说及祭文。《艺文志》下，主收奏疏、诗歌。附录部分，专收颜氏名人之志铭墓表。

琅琊临沂颜氏后裔中研习、擅长书法的人很多，如颜延之善书翰，颜峻得其笔法，工行书；颜腾之善草隶，书有风格，其子颜炳之，亦“以能书称”；颜协工草、隶、飞白，“荆楚碑碣，皆协所书”（《南史》卷七十二《颜协传》）；颜之推尤工书，精字学，曾著《急就章注》、《笔墨法》各一卷。清阮元《南北书派论》称：“北朝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为汉隶，惟破体太多，宜为颜之推、江式等所纠正。”颜师古，与兄弟颜勤礼、颜相时都以文学入选为崇贤、宏文两馆学士。颜师古工书，颜勤礼“工于篆籀，尤精训诂”；（《颜氏家庙碑》）颜昭甫擅长篆、隶、草书，对金文、古鼎籀文有较深造诣；颜元孙、颜惟贞善书翰，特以草、隶擅名。贞观中，刊正经籍，颜元孙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时号颜氏字样；颜旭卿善草隶；颜茂曾颇工篆籀；颜曜卿善草隶；颜?善正、草书，工文翰，书画端庄；颜颇工隶书、小楷；颜?工正书；颜防“有文辞，博古，工书”；（《颜氏家庙碑》）颜稷之书《段柯古靖居寺碑》“殊有楷法”；（宋黄伯思《东观余论》）颜诩雅辞翰；颜褒邃于经学，词藻丰赡，书法尤精；颜直之工小篆，得秦《诅楚文》笔意，尝为参政楼钥书《攻愧斋》榜，楼钥赋诗美之，著《集古篆韵》二十卷；颜汝勋工篆；颜耕道“博古工诗，尤善草书”；颜悫“真、草、篆、隶俱工”；颜可久“作钟、王书，尽得其髓”；（明皇甫?《司勋集》）颜廷榘工书法；颜标工楷书；颜锐善楷书；颜光敏工书翰，人得其片札，犹珍如珠玉。他的文稿脱手，常常被人拿去，或摹勒，或珍藏；颜懋龄工诗善隶书；颜懋企性嗜书，喜好金石，工书法；颜鸣皋书法冠绝一时；颜崇?喜考订金石，兼有墨癖，工书法；颜崇沩书法东坡，尤工分隶；颜明远以诗画草篆名噪一时，壮年游历台湾，趋求其墨迹者不远千里而来；颜樾精书法，当时他与同邑练廷黄书法同负盛名，曾风行于京华一带，达官显贵中多有人求索，收藏其书写的对联条幅。等等，不胜枚举。而颜氏书家中名位最高、贡献最大的当首推书法大师颜真卿。他秉承家学，小学功夫深厚，所写字体，全合字样，其书法又能吸取北朝雄浑气质，融合唐初的秀逸风雅、中唐的肥劲宏博，转益多师，博取众长，几乎概括魏晋以下诸家，终成“颜体”。有唐三百年，能做到文字、书法并臻雅正的书法家实仅其一人。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代宗师。“颜体”以其雄浑朴厚、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而开一代新风，最终确立了唐楷的法度，在中国书法艺术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他的行草书从魏晋时代清玄超迈的“韵”，转变到“止乎礼”的“情”，充分体现了“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书迹其情”的文学艺术表现规律。颜真卿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忠臣义士，一生爱国爱民，鞠躬尽瘁，其忠烈之节、凛然正气，真正实现了人品与艺品的高度统一，令后世高山仰止，与“二王”同为千古书圣。

颜氏后裔在绘画创作方面名家很多。如颜真卿之子颜?“书画端庄，殊有父风”；颜直之工画人物；颜博文以诗画擅名京师。他长于水墨画，人物花卉皆臻妙境。喜作墨梅，所画山水亦颇有情致；颜晖善画道释人物，画鬼奇绝，兼工画猿；颜宗善画山水，为世人所推重；颜仪凤工书画，然不多作，或得其片纸，珍若拱壁；颜明远书画俱佳，于陶瓷绘画和装饰设计尤精，其作品麟凤龙虎、百鸟飞鸣、双鱼击水、八仙耕织之类为后人所珍藏；颜元是现代油画大师颜文?之父，所作山水、人物、花鸟画精妙，尤其擅长画人物，落笔苍劲，线条挺拔，衣褶飘逸自然，深得任氏笔法的精髓；颜世清擅长画花卉，又善于鉴赏，收藏之富为当时北京之最，曾任东方绘画协会干事；油画大师颜文?于20世纪初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是中国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的绘画作品丰富了中国艺术宝库。桃李满天下，中国许多有成就的美术工作者，都出自他的门下。

颜氏家族擅长雕刻者众多，雕刻作品多种多样，其中以楷木雕刻著名。楷木雕刻艺术品，为曲阜特有工艺品，简称楷雕。相传在孔子去世后，弟子子贡守墓期间，思师情切，以楷木刻成孔子与夫人亓官氏之雕像，为孔氏嫡裔世代珍藏，成为曲阜楷雕之始。楷木手杖始于西汉初年，楷木于宋大中祥符年间。楷雕取楷树木为料。楷树，漆树科，落叶乔木，多出孔林，故又称“文楷”。纹细质密，木质姜黄，为木雕用上乘原料。至清代，楷雕工艺渐臻完美，形成特有的艺术风格。乾隆年间，曲阜隆盛木店专刻手杖、如意等。咸丰年间，曲阜楷雕业有徐、颜、李、孔四大家，尤以颜氏楷雕最为见长。光绪年间，楷雕艺人颜锡忠曾为宫廷、孔府、孔庙雕刻大型艺术木雕，以工精、气韵入神见长。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山东巡抚张曜给慈禧太后上寿，特命颜锡忠制作寿杖一柄，如意两架，以作寿礼。颜锡忠遂日夜苦思，精心设计了龙头图案，而后加以制作。寿杖刻百龙百珠，云霞相映，玲珑剔透，活灵活现，有跃跃欲飞之感。如意刻“八仙庆寿”和“群仙祝寿”图，所刻仙人高矮肥瘦，耳目口鼻，形态逼真，不异生人。进奉朝廷后，王侯官宦无不赞叹，慈禧太后也倍加赞赏，称为“绝技”。

颜盛，字书台，一字书震，“复圣”颜子第二十四代孙，汉尚书郎，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娶沛国刘氏，始自鲁国徒居琅琊临沂，代传孝恭，因号其为孝悌里。故葬临沂县西七里，宋元祐年七年，诏禁樵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