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1-07 19:59

在发达资本主义技术统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哈贝马斯指出，是劳动与互动范畴，或者说技术与实践范畴区界的瓦解：因此，同样使这些范畴同化，把后者还原为前者的实证主义，就是技术统治型支配的哲学表达。他在《理论与实践》中表明，当代社会中控制的技术力量的增长，可以四个层面的合理化来进行分析。在前两个层面上，技术的增长与科学话语中对规范性要素的排除相关；在另外两个层面上，技术程序本身开始被确立为价值，而之前存在的价值元素则被界定为“非理性的”。合理化的第一个层面只涉及法则性知识的使用，服务于对独立确定的价值的实现。在（人们被）要求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同等技术有效性的程序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合理化进入了第二个层面。其表达之一，就是形式“决策理论”的发展，后者试图使目标与价值的联系合理化，而不限于仅仅为实现给定的目的提供技术上的手段，在这两个层面上，价值都被认为理性商谈的可能性无关，更不用说一些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实现了。当技术理想扩展到价值本身，我们就到达了合理化的第三个层面。此阶段最清晰的表达，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博弈论，在博弈论中，行动者都被视作凭借内在于游戏假定形式的偏好的微积分学，对其行动后果进行评估的（计算者），在此过程中，并不涉及任何更为广阔的价值系统——后者因此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合理化的最终，也是最具包含性的阶段，是在战略决策框架，作为博弈论的特征，普遍化并涵盖一切类型的决策时出现的：在此层面上，“稳定性”或“适应性”成为自我-规划反馈系统内决策分析的基础，在合理化的这个层面，原则上决策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实现：现代技术统治政治，正大规模地向这个合理化阶段挺进。这，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是“技术统治对历史的否定的乌托邦”。这是实践范畴向技术范畴还原的极致：因此也就有了哈贝马斯对系统论的批判态度，他认为，系统论乃是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哈贝马斯与卢曼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