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云何名为身秘密法。于道场中端身正念。手结引导无上菩提最第一印。安置胸臆心月轮中。善男子。我当为汝说其印相。先以左右二大拇指。各入左右手掌之内。各以左右头指中指及第四指。坚握拇指作于手拳。即是坚牢金刚拳印。次不改拳舒右头指。直竖虚空。以其左拳著于心上。右拳小指坚握左拳头指一节。次以右拳头指之头。即指左拳拇指一节。亦着心前。是名引导无上菩提第一智印。亦名能灭无明黑闇大光明印。以结此印加持力故。十方诸佛摩行者顶。受大菩提胜决定记。是大毗卢遮那如来无量福聚大妙智印。尔时行者结此印已。即作此观。一切有情共结此印。持念真言。十方世界无三恶道八难苦果。同受第一清净法乐。我今首上有大宝冠。其天冠中五佛如来结跏趺坐。我是毗卢遮那如来。圆满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照十方界。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如是观察名入毗卢遮那如来最胜三昧。”

大光明照十方界是一种表法，光明表法智慧，十方界表法内心三千世界，众生表法心中一切法。与小乘四禅定的区别是更强调发愿求智慧。结手印的目的是帮助未得阿罗汉果的菩萨以身摄心。大行菩萨不依身心求智慧功德。

如《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言身心如幻：“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善男子！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中缘尘各归散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大乘的智慧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而菩提心虽为心，但是以真如自性之功德所发之心，不依外尘而动，因此有般若，有智慧。

佛号也是一种表法，表法此佛正在宣讲的法门。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公开大课只传小乘法，所以他的佛号就是表法小乘寂定解脱法门的。大乘法只对功德具足（即利根者）发菩提心的弟子私下宣讲以免干扰声闻修行。所以才会有南传弟子不认大乘的事情发生。《大般涅槃经》中所言佛入灭涅磐的真实含义也不是佛死了，而是表法佛不再宣讲寂定解脱法，要开始宣讲入佛真如自性的大乘法了。如经中言：“我今不忍见天人尊入般涅槃。我于今日。欲先世尊入般涅槃。佛言。善哉。时须跋陀罗。即于佛前。入灭界三昧而般涅槃。”身心都是幻，非真非假，无生无灭。佛也无有生死，言生死是对凡夫讲，对菩萨皆是表法。

卢舍那佛

如果说毗卢遮那佛是令菩萨平等觉观，于一切法得知见清净。卢舍那佛就是令菩萨了知五蕴为空不住，息灭一切有为法得业清净。

如《大方广佛华严经》：“迷惑无知者，妄取五蕴相，不了彼真性，是人不见佛。了知一切法，自性无所有，如是解法性，则见卢舍那。”虽然最终业清净的结果和阿罗汉是一样的，但一个是通过智慧得清净，一个是依法修行得清净，有本质区别。

由于密宗不是一乘法而是善权（不包括后人妄拟的密续），所以密宗里的佛只有三种佛身，法身、报身、应化身。分别相当于华严十佛中的法佛、业报佛、化佛。

《华严经》言佛有十种佛身。《楞严经》讲解（大行）菩萨五十二阶次的童真住时也提及十佛身：“十身灵相，一时具足。”佛身是法身，每一身分别表法不同的法，所以要问佛到底有几身，佛有无量无边身。华严经的十身则是对无量无边身的一种概括。分别为：正觉佛、愿佛、业报佛、住持佛、化佛、法界佛(涅盘佛)、心佛、三昧佛、性佛(本性佛)、如意佛。正觉佛就是释迦牟尼本师公开所现之佛身。

正法弟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皈依将自己凌驾在佛之上的我慢邪师。

（所有如来名号若人闻已 恭敬受持书写读诵广为人说 所有五逆等一切罪业悉皆消除。）

诸佛

密教一派是七世纪初在印度形成的一个佛教宗派，是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结合的产物。密教在印度出现不到一个世纪，就由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等人在唐开元年间传入我国，并形成我国最初的“密宗”。

开元年间，不空等因经常为皇帝、朝廷的安康和“息难除灾”诵秘密真言（咒）和修法令，备受重视，先后被封为“国师”。尤其是不空“翼赞三朝”，不仅位列“国公”，还受封“食邑三千户”。可见他的地位声望之高。

密宗输入的路线，主要是以南印度和锡兰岛为基地，经爪哇盘旋而后始进入长安，特别带有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宗教风貌和民族习俗，包括部分印度教的成分。由于河西的军事需要，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密宗被当成了护军护国护身的法门，唐王朝给以厚望，因而上升成当时最显赫的教派。后来随着中唐的相对稳定而衰落，但由唐代宗和鱼朝恩授意编译的《仁王护国经》及与其相应的法会，在一些朝代中仍然流传不已。

历史上道教有两次被佛教仪式深刻地影响。第一次，是东晋末刘宋初古灵宝经开始大量借鉴佛教仪式，而且将佛教仪式与道教本身固有的两大仪式传统——方士传统和天师道——结合起来，奠定了后世道教仪式的基本模式。第二次，是从宋朝开始，道教仪式大量借鉴佛教尤其是佛教密宗的仪式(比如手印、真言秘咒陀罗尼、变神、破狱、施食、幢幡、召请各类孤魂、亡人听法受戒等)和禅宗的清规(对道教中的全真道影响甚大)。

可以说，如果不了解佛教仪式，也不了解佛教对道教仪式的影响，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道教仪式。以往学术界早就注意到而且研究了佛教对道教的影响，但是大多数研究都只局限于教义或信仰(如无常、无我、苦空、因果报应等)方面的影响，仪式方面的影响很少有人研究。

在密宗宗派方面，美国著名佛教研究学者沙夫（Robert Sharf）也对宗派模式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日本真言宗或者密教的历史被普遍理解成宗派传承的历史，其核心是主观构建起来的祖师谱系；而这个祖师谱系，实际上是日本学术界自己构建起来的，为了给日本真言宗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但是，从中文文献中找不到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日本学界和宗教界所理解的那种密教谱系和传承。

大兴善寺位於陕西省西安市城南，是中国佛教密宗祖庭，被国务院确立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它始建於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原名“遵善寺”。

隋文帝杨坚在兴建都会大兴城(今西安)时，敕令建造了大兴善寺作为国寺。因隋文帝在北周时原为大兴郡公，故取“大兴”二字和“靖善坊”的“善”字命名。

大兴善寺开山祖师是灵藏大师。他是杨坚的布衣知友，同时任隋朝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昭玄都僧官。隋朝几位箸名的昭玄统，除昙延外在任职期间都住在大兴善寺。

这里还是隋朝第一所国立译经馆。着名的“开皇三大师”耶连提黎耶舍、闍那崛多、达摩笈多都相继为译主，开创了隋朝一代佛经翻译。耶舍主译佛经约8部、23卷，有《百佛名经》《莲华面经》等；崛多共主译佛经引31部、165卷，主要有《文殊师利行经》《佛本行集经》《贤护菩萨经》等；笈多久住兴善寺，主译经论7部22卷。这三位从古印度远道而来的高僧，对中国佛典翻译做出了很大贡献。

唐玄宗开元初期（716–720年），印度佛教密宗傅播者“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里译译出密宗经典五百多部，大兴善寺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也成为中国佛教密宗圣地。

758年，应不空所请，唐肃宗在大兴善寺设置灌顶道场。灌顶之法，在古印度是国王即位仪式，将四海之水用四宝瓶盛之，由国师灌於国王头顶，象徽国王权力四海无边，国家兴盛。佛教密宗效法此举，当僧人嗣阿闍梨位时结坛灌顶，称“授职灌顶”，此外还有“结缘灌顶，”息灾灌项，“成就灌顶等等，从而在华夏首开灌顶之风。

寺内文物有清碑四方，即清康熙年间《重修隋唐敕建大兴善禅寺来源记碑》《重修大兴善寺碑记》、乾隆年间《隋唐敕建大兴善寺祖庭重囗囗囗记》和咸丰年间《太兴善寺法源碑记》，皆为研究大兴善寺的重要史料。寺内还藏有三帧巨幅清朝西藏彩绘《阿弥陀佛像》、《极乐世界图》和《弥勒像》是西藏绘画艺术珍品。

青龙寺，位于陕西省西安（长安）城南八里许铁庙以北的乐游原上，为真言宗祖庭。

其前身是灵感寺，建于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年（582年），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是在佛寺里降生的，并且由尼姑抚到十三岁。

由于隋文帝在尼寺里生活了十三年，受佛教的熏陶和影响很深。在修建大兴城时，将城中的陵园（土冢）墓迁葬到郊野，为超度这些亡灵，特意在乐游原上修了寺院，取名为灵感寺。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寺废。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城阳公主患病，有和尚法朗，诵“观音经”祈佛保佑。病愈后，公主奏请，又立为观音寺。

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改名为青龙寺。直到北宋哲宗元元年（1086年）以后，寺院废毁。

密教在唐开元初期，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并成为中国佛教的宗派之一。

日本空海于长安青龙寺惠果处习学仪轨、经论，及后在日本创立真言宗，信徒众多，传承不衰。

密宗尊奉大日如来，以真言密法为精髓，强调修行仪式。青龙寺一切修持都按教理规定进行。惠果阿阇梨为一代高僧，精通奥秘，广收门徒，善于教学，传授的两部大法，远及国外，今日的日本仍在盛行。

青龙寺也崇为真言宗祖庭。青龙寺阿阇梨惠果，一生弘传密教，化度众生，培养了一批中外专事密教研究大德。

日本真言宗僧众，饮水思源，缅怀先贤，为增进中日友谊，与西安市有关方面商谈，于1982年建成“空海纪念碑”，又于1984年建“惠果空海纪念堂”，青龙寺1997年前做为文物遗产而存在。青龙寺作为真言宗祖庭。又是中外著名的佛教圣地。以全新的历史面貌迎接中外广大信众。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新的贡献。

洛阳龙门西山广化寺，唐密（密宗）祖庭，“开元三大士”之一善无畏圆寂后，真身供奉于此，历代洛阳僧众都以能葬于广化寺、与善无畏大师做伴为荣。

洛阳龙门魏湾村地震检测台附近曾有大奉先寺，亦是唐密（密宗）祖庭，唐“开元三大士”另一人金刚智圆寂后葬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