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粕正彦出狱后，到法国学习绘画，1929年2月，从法国回到日本。1929年7月，他到吉林省公主岭看望他弟弟，后又用“服部正男”的假名字，携带妻子神秘地住进沈阳宪兵队院内的军属宿舍，拜见了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二人一见如故，后经人介绍，又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搭上关系，成为策划入侵中国东北的急先锋。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按事先计划，甘粕正彦赶到吉林市，伙同日本驻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炸毁了日本侨民的住宅，然后贼喊捉贼，嫁祸于中国人。关东军为了制造出兵哈尔滨的借口，指使甘粕正彦和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在哈尔滨市制造混乱。9月21日，日本在哈尔滨的银行遭投弹袭击，随后，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也被投掷了炸弹。直到9月25日，哈尔滨市一直不断发生日本驻哈机构被炸事件。其实这些事件均是甘粕正彦和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所为，然后诬称是中国人复仇。日方及关东军借机声称“哈尔滨4000名日侨突然濒临危机”，需要派兵保护，随向哈尔滨地区派兵。与此同时，甘粕正彦领着5名宪兵，在哈尔滨市设立了特务机关，用他母亲内藤的姓，称作“内藤机关”，从事情报和破坏活动，制造新的麻烦，为日军进驻哈尔滨做准备。

监控溥仪

1931年11月10日，溥仪一行到达营口“满铁”码头，甘粕正彦受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之托去“欢迎”溥仪，就此，几乎形影不离地控制溥仪的一切行动。关东军先把溥仪安置在汤岗子温泉，后又转到旅顺，甘粕正彦奉命自始至终软禁、监控着溥仪。1932年3月，溥仪一行从汤岗子前往长春就任伪执政，甚至溥仪就任仪式和宴会时，甘粕正彦也不离周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述了甘粕正彦对其监控的具体情况。

出任警务司长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甘粕正彦出任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第一任司长，成为伪满洲国警察的首领。上任伊始，甘粕正彦便面临如何保障李顿国联调查团的安全，因为一旦出了意外，就会影响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不利于刚刚侵占中国东北而建立的伪满洲国傀儡统治，所以甘粕正彦为保证李顿调查团的安全，曾经做出“尽全力去干”的保证。李顿调查团离去不久，甘粕正彦任职不到三个月，就辞去了警务司长的职务。

恐吓婉容

据婉容回忆，1934年6月4日左右，日本关东军通过宫内府，命令她出席欢迎日本天皇代表秩父宫雍仁的仪式，她坚决辞退，于当夜在房间发现从门底下通进来的信封，里面写着甘粕正彦杀死大杉荣夫妇的过程，“这两页纸除以上这些可怕的文字外，既无姓名，也没写想干什么。不，这已经充分说明问题了。尽管是日文，我似懂非懂，但它已经明确地暗示了我目前的处境。自从认识甘粕正彦后，我一直打听他亲手杀死的两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罪行，这两页纸的客观描写，使我知道了那双戴着白手套的手怎么样残害了两条人命。”

成立大东公司

1934年4月1日，甘粕正彦在天津正式成立了大东公司。大东公司表面是个劳工介绍所，名义上介绍山东、华北等地劳工到伪满洲国做工，其主要工作是在华北“边境”或港口，控制出关劳工人数，源源不断地向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东北输送苦力，从事各种苦不堪言的劳动。就连伪军冀东保安补充队，都因日本主子担心其哗变，于1937年冬，以换枪为名，将其全部缴械，交给了大东公司，然后骗上闷罐车，运到吉林省丰满修水电站，成了不付任何报酬的苦力。这支伪军共约1400人，日本投降时，几乎全部死去，只剩下几个人。

七七事变后，大东公司骗得大批劳工到中苏边境地区建筑军事工程，因劳役过重和非人待遇，死伤不计其数。更令人发指的是为了保守秘密，往往在军事工程完工后，进行集体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口、屠刀，甚至毒药之下，永久消失在茫茫的荒野山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为远在家乡亲人们的梦中之魂。

据统计，1935年有44万、1936年有40万、1939年约有49万劳工进入伪满洲国，成为不计报酬的苦力，大东公司从中获得巨额利益。甘粕正彦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特务活动经费，在天津及各地设立特务活动分站，大搞情报工作。同时关东军还将热河金矿赠送给甘粕正彦，他把巨大收入几乎都用来搞“谋略工作”，伪满总务次长古海忠之说过：“甘粕用在国际谋略上的钱最多，如排英工作、回教工作、华北工作、上海工作等都是。”甘粕正彦始终生活奢侈，有花不完的钱。

安葬张作霖

1937年4月2日，关东军通过伪满洲国委派甘粕正彦出任伪满协和会总务部部长。甘粕正彦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1928年被关东军炸死的张作霖的安葬仪式。此时，张作霖已经去世9年，灵柩一直停放在奉天郊外的老爷庙里。甘粕正彦提出将张作霖灵柩运到锦州，安葬在张作霖第一夫人墓旁。此举得到关东军的认可，并拨付了巨额款项。安葬仪式办得煞有介事、十分隆重，报纸上做了大篇幅醒目的宣传报道。关东军和甘粕正彦的用心不言自明，就是为了收买人心，以巩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调解矛盾

1937年9月，石原莞尔少将即将就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闻讯后，找来甘粕正彦，对他说：“现在决定由石原莞尔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他是满洲国的创始人，在当地一般来说也有威望，朋友也多。这些情况我也知道，所以我愿意与他友好相处。不过，他也是个怪人。所以，有时难免同我发生冲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你能立即起来为我们调解，使我们更好地合作共事，拜托你了。这件事只有你甘粕能胜任，除你之外再没有别人。”虽然甘粕正彦对这两个顽同的法西斯分子越演越烈的矛盾无能为力，但也说明早已退出军队现役的甘粕正彦，在日本法西斯军人中确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地位。

“满映”理事长

1939年，关东军内定甘粕正彦为“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又名满洲电影股份公司，即“满映”）理事长。消息一传开，首先在“满映”的日本人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普遍意见是：不愿在独裁专横的杀人犯手下工作。1939年11月1日，踌躇满志的甘粕正彦在关东军支持下正式就任理事长。上任后，甘粕正彦对“满映”进行了调整，用较高待遇聘请日本电影界专家来“满映”，改善了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另外，甘粕正彦为拉拢中国人，打消其排日情绪，改变了过去中国导演只能当副手，实际上只为演员当翻译的做法，允许中国导演独立拍片；此外，开始采用中国人编写的剧本，适当放开了电影题材的范围。

为赢得“满映”人员的认可，甘粕正彦煞费苦心，使出了浑身解数。一次，甘粕正彦在伪新京市市长官邸举办的日“满”要人宴会上，就安排“满映”女演员们陪酒一事，故作愤慨地说：“女演员不是艺伎，是艺术家。”并要求伪市长“再举办一次以女演员为主的宴会犒劳她们”。甘粕正彦有时还自掏腰包，大摆宴席，招待演职人员，并一改往常怕人的死板面孔，满面春风、主动地上前帮女演员脱下外套，甚至还故意训斥在自己身后的理事、课长们：“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快给客人们脱下外套！”甘粕正彦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淡化他本人“暴力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在演职人员面前博得好感，更重要的是刺激演职人员更加卖力工作，制作出更多更“好”的影片，以便通过“满映”及拍摄的影片，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从文化和思想上更有效地麻痹和毒害中国人民。

经过甘粕正彦的经营，“满映”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与日俱增，经济收入更为可观。“满映”成立之初，只有500万元资金。甘粕正彦就任理事长以后，“满映”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世人瞩目的电影制片厂，到1940年，资金增加到900万元，影片生产量猛增三倍，甘粕正彦本人也被称为“‘满映’之父”。

兼任卫星机构

日伪统治者为了对电影进行全面的统治，不断扩大其势力，在1941—1943年间，“满映”先后建立了基本由“满映”投资，主要业务是为“满映”服务的卫星机构，包括“株式会社满洲电影总社”“满映光音株式会社”“新京音乐团”“满洲杂志社”等，都由“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兼任理事长。其中，新京音乐团由新京音乐院、新京广播管弦乐团、新京广播合唱团等团体合并而来，其主要任务是通过音乐宣传满洲“建国”精神，向民众灌输“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等奴化思想，同时担任为“满映”影片录制音乐的任务，也研究搜集创作“满洲乐”。

“甘粕机关”

甘粕正彦还领导着专搞对苏情报与阴谋活动的所谓“甘粕机关”。1938年6月到1939年5月，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牵制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援，消除日军北顾之忧，日本军部及其特务机关曾先后策划了两起暗杀斯大林的阴谋，甘粕也曾奔波于亚欧之间，积极参加了这一阴谋的策划与行动，但均未得逞。

畏罪自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红军向中国东北发起进攻，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的甘粕正彦从大和旅馆住进了“满映”理事长室，开始整理、销毁罪证。15日，“满映”全体职工聆听天皇无条件投降广播，“满映”随着日本的投降和伪满洲国的倒台，也走到了自己作为殖民政策宣传工具的尽头。17日晚，处理完罪证的甘粕正彦邀古海忠之等人举行酒会，流露出自杀的念头，参加酒会的人意识到这可能是甘粕正彦的诀别酒会。为了防止甘粕正彦自杀，每天有人陪伴在他身旁。19日傍晚，苏联航空兵先头部队约200人进入长春。20日凌晨，甘粕正彦趁人不备服毒自杀，了却了罪恶的一生。

甘粕死后，在和田日出吉理事主持下，在当天下午5时，将他埋在甘粕平日活动的“满映”湖西会馆附近。就在甘粕自杀的这天早晨，苏联红军全面占领了长春。

伴随着甘粕正彦的自杀，“满映”随之解体。

甘粕正彦在伪满洲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日本控制伪满洲国的实力派人物，凡事无所不能。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岸信介、古海忠之等日本军政要员的关系均非同一般，势力之大无人能及，流传有“统治满洲国的，白天是关东军，夜里是甘粕正彦”之说。因此，仅仅为日本宪兵大尉军衔的甘粕正彦，却有伪满“夜皇帝”和“幕后帝王”之称。

甘粕从1928年来中国东北后，就成为日本关东军中的一个活跃人物。他积极参与日军入侵我国东北的策划阴谋，是罪恶累累的关东军中层人物之一。伪满洲国成立后，他先任警务司长，后任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长，积极参与对我东北人民的残酷迫害和殖民统治。在“满映”新摄影棚建成后，他出任“满映”第二任理事长。在他履职的六年间，他虽从日本广泛吸收了一批电影专业人员，并任用了中国导演，在故事片题材上也有所放宽，做了些顺应人心的事。但他时时不忘的仍是以国策电影推行殖民主义文化，企图运用电影手段，来控制、奴化东北人民的思想。在甘粕正彦的控制下，“满映”成了日本，尤其是关东军的宣传工具。“满映”费尽心机地为日本殖民统治和扩张进行宣传，极力宣传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国策，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污蔑和诋毁抗日反满力量，欺骗世界舆论和广大民众，是二战时期日本在国外设置的最大的文化侵略机构。“满映”还大力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日满一体”“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用以迷惑中国人民。“满映”在国策宣传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摧残了中国人民的心灵。对于倍受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来说，甘粕是个十足的罪人。

甘粕正彦虽然是日军少佐，但长期担任“满洲电影株式会社”董事长，主持拍摄了很多歌颂日本军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思想的电影。他没参与战争，但名气很大，所以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

甘粕正彦曾说：“‘满映’电影中，即便是纯粹的娱乐作品，也是作为一支力量参与到击败英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电影……将安心、信赖和力量植入“满洲国”人的生活之中、情感之中。”他还曾发表题为《战事和电影》的文章，认为：“电影在平时，固然是一种国民的心粮，陶冶情操纯化思想，以致力于娱乐的魅力为主体，但是在战时，由于巧妙地操纵它的写实效果，由于认它做宣传报道的宠儿而使之充分的活跃去宣传国家的威力，把实象比文字比绘画更深刻的传达给国民，藉使前线和敌后相结合，电影是负着使国民全般协力的觉悟和爱国的观念旺盛的任务的……”

甘粕正彦父亲甘粕春吉在仙台市警察局工作，甘粕正彦是家中长子，二弟甘粕二郎是银行家，三弟甘粕三郎是陆军大佐，叔叔甘粕重太郎陆军中将是日本驻蒙军司令。

东条英机是甘粕正彦在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官，甘粕正彦一生崇拜东条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