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尾 别情 四块玉 沉醉东风三首 四块玉

大德歌 四块玉 四块玉四首 四块玉 的起源，甲骨文献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它主要是商代后期段人占L的记录。用甲骨占L，本是中华原始先民向鬼神析福、请求庇护并示预兆的一种巫术礼仪，在中国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曾发现不少虽无文字但有灼痕的兽骨和龟甲碎片，就是这种巫术活动的子遗痕迹。段人的甲骨占k，显然是远古原始巫术的延续。

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甲骨文献被发现以后，人们先后对其进行复制 （墨拓、拍摄、描摹）和整理 （拼接、缀合、辨伪、鉴定），并汇集和编纂成册，即将其内容转移存储到其他载体上而加以利用。

主要是殷墟甲骨，此外还有周原甲骨等。

殷墟甲骨

是商代自盘庚迁殷至帝辛（纣）270余年间的遗物，大多数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或其附近。（见彩图）。自清 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后，大量有字甲骨遭私人滥掘，并为古董家、学者和一些驻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所收集。1928年秋才由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人员进行科学发掘。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总共在殷墟发掘了15次，颇有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又先后进行了十几次发掘。其中收获最多的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共得有字甲骨（主要是骨）5000余片。90多年来，累计出土有字甲骨总数为154604片。其中中国大陆38个城市的98 个单位收藏有95880片，47位收藏家藏有1731片，台湾省藏有30204片，香港藏有89 片。另有 2万多片流散于日本、 加拿大、英国、美国、 德国、苏联、瑞典、瑞士、法国、新加坡、比利时、韩国等12个国家，它们基本上都是1928年以前私人发掘及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盗掘的甲骨。

周原甲骨

是西周早期（含先周文王时期）的遗物，主要出土于陕西岐山凤雏村一带（旧称为“周原”）。1977年夏由陕西周原考古队发掘建筑遗址时发现。凤雏遗址两个窖穴共出土甲骨1.7万余片，其中有字者289片。此外，陕西扶风县齐家村、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北京昌平县白浮村等地也曾发现过西周甲骨。各地出土西周甲骨有字者总计302片，总字数1041个。与殷墟甲骨相比较，西周甲骨的文字显得细小而潦草，在甲骨的整治、钻凿形态、灼兆等方面也显示出独特的风格。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一脉相承，文字也属于同一系统。

周原甲骨正式著录的专书尚未问世，摹本及照片已零星发表。较全的摹本附见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和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等书中。

西汉骨签

除了殷墟和周原两处出土有甲骨文献外，1986～1989年还在西安发现了西汉时期用动物骨头 （主要是牛骨）制成的骨签3万多片，总字数达数十万字。这说明西汉时期也曾使用过甲骨文献。

最早编纂甲骨文献的是江苏丹徒人刘鹗。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罗振玉的帮助下，刘鹗编纂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集《铁云藏龟》。此后，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著录甲骨的书陆续出版。早期贡献最大的是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氏以一人之力，多方罗致，共获甲骨3万片以上，先后出版了 《殷墟书契》（1913）、《殷墟书契菁华》（1914）、《殷墟书契后编》（1916）、《殷墟书契续编》 （1933）等6部甲骨文集。在其他国内外学者编纂的甲骨文集中，收录千片以上的如加拿大明义士的《殷墟卜辞》（1917）、日本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1921）、王襄的《簠室殷契征文 》 （1925）、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美国方法敛、白瑞华的《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郭沫若的《殷契粹编》（1937）、金祖同的《殷契遗珠》（1939）等。1928年以后考古队15次发掘的有字甲骨，则由董作宾主编，辑为《殷墟文字甲编》（1948，收3942 片）和《殷墟文字乙编》（上辑1948，中辑1949，下辑1953，共收9105片）。抗日战争结束后收集编纂甲骨文献贡献最大的当推甲骨学家胡厚宣。胡氏先后编纂了《甲骨六录》（1945）、《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战后京津新获甲骨录》（1954）、《甲骨续存》（1955）等10余种甲骨文集。自50年代末以来，海内外学者又陆续编辑出版了一些散佚在国外的甲骨文文集。其中较重要的如日本贝冢茂树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加拿大明义士着、加拿大籍华裔学者许进雄编的《殷墟卜辞后编》（1972），许进雄的《明义士收藏甲骨文集》（1972）、《 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1979），美籍华裔学者周鸿翔的《 美国所藏甲骨录 》（1976）等，又有李学勤等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共同编辑的《 英国所藏甲骨集 》（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掘的甲骨，主要著录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小屯南地甲骨》 （上册1980，下册1985），共收 4589片。到1990年，国内外所有甲骨文献著录书刊，计有专书 80余种，共著录甲骨近 10万片。1979～1982年，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巨册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甲骨文合集》是从诸家著录及国内外藏品中汇集的十几万片甲骨拓片、照片或摹本中 （不包括《小屯南地甲骨》及此后出版的《英国所藏甲骨集》，这部分计划编入《甲骨文合集》的续集中），经过对重、辨伪、缀合、重拓、补全等整理过程，精选出较有研究价值的殷墟甲骨41956片，并以五期断代为纲、22类内容为目编次而成的。《甲骨文合集》是80多年来集大成的甲骨文献巨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甲骨文甲骨文与右卜有关。占卜时，占者先用火性烧灼甲骨上凿的穴，被烧灼的凿的正面就呈现出“卜”字形的裂痕，这裂痕称 “兆”。占问问题时，要从问题的正反两方面问，如问下雨，要先问下雨，再问不下雨，每一问都要灼若干个兆。占卜的人，要将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还要把兆的次序和性质刻在兆的旁边。最后将占卜的结果，即占卜是否灵验刻到甲骨上。经过占卜证验之后，这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档案被保存下来了。

段振美

推理

甲骨文自确定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后，大大提高了它的学术价值，从而为史料较少的殷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时代明确的珍贵资料，也进一步为以后的分期断代研究确定了具体的时间范围。然而，无论作何种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如若材料不足亦或材料的真伪及时代性尚不清楚。便会得出错误结论。因此，甲骨文自被王懿荣于一八九九年发现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它研究是中国历史上哪一朝代的遗物？在这一朝代中，它本身又有无发展变化的问题。

从甲骨文为商代晚期遗物确定以后，学者们才有可能思考每片甲骨属于某王时代这一问题。也就是“分期断代”问题。“分期断代”，实际是对晚商二百七十三年进行分段。以往有关分期断代的说法中，一直存在多种看法，比如：陈梦家的“九期”、“三标准”，胡厚宣的“四期分法”，董作宾的“十标准”、“五期”分法。等于就目前甲骨学中关于分期断代最有代表性的分法，当数一代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的“十标准”、“五期”。

董作宾于一九三二年写出并于一九三三年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书，文中构筑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至今还是国内外甲骨学界和商史研究中所普遍使用和承认的基该方法。可以说这篇甲骨学史上的名作，为甲骨文学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时期。

五个不同时期

在《甲骨文断代研究6例》中，董作宾将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这二百七十三年间的殷墟甲骨文，分为下述五个不同时期。即：

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 盘庚、小辛、小乙、（一世三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这五个不同时期，是用下述十项标准研究甲骨文得出的。

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

这“十项标准”犹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看似是“浑沌”一团的十余万片甲骨时代的大门，使其“各归其主”，有条不紊的划归五个不同时期，隶属八世十二王的名下。这里先将分期断代中的十项标准介绍如下：

世系

所谓“世系”，就是商人祖先的世次，包括直系及旁系。由此可知商先王之间的远近亲属关系，是判断甲骨文时代早晚的“纲”。

称谓

“称谓”是占卜时的王对自己亲属的称呼。甲骨文多是在位的王命令史官为其卜问（或王亲自卜问）的，既然史官代表王卜问或记事，卜辞中对所祭祖先的称谓，是由帝王与祖先疏远疏近而定。时王称自己所祭的父辈为“父某”，母辈为“母某”，兄辈为“兄某”，子辈为“子某”，祖父、祖母以上亲属均称之为“祖某”，“妣某”。辈次更远者，则径称其名谥。据此就可以在商世系表上将这个占卜的王所处的时期清楚地推断出来。因此，用标示时王与各祖先关系的称谓判定甲骨文的时代是分期断代的一个重要标准。

贞人

“贞人”是商王朝代表时王占卜并记事的史官，他们都是商王朝的知识分子，不同的贞人供职于不同的商王。贞人的时代，是由甲骨文上的称谓决定的。有的贞人根据其称谓既已判明时代，也就可以把与他同时出现于一版上的贞人，也定为同一时代。这就是“贞人同版”。我们再把根据“共版”关系的贞人与其它的贞人联系起来，就可以找出每一期的贞人组，这样，就可以根据甲骨上出现不同时期的贞人，判定甲骨文的时代。

坑位

甲骨文字的时期延展至帝辛，有二百七十余年之久，经过这样长的时间，甲骨坑就可能有时代的差异，每一个坑就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这里的“坑位”实际上指甲骨出土的地区，即在小屯村及其北地曾被划分为一、二、三、四、五区，而不是现在考古学严格意义上的“层位”和“灰坑”。这一标准，只有在科学发掘之后才能树立。

以上所说世系、称谓、贞人、坑位四项标准中，前三项即世系、称谓、贞人三位一体，是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基础，因而也有学者认为此三者是分期断代的“第一标准”。依据“第一标准”，我们就可以定出一批时代明确的标准甲骨文片，既包括由称谓决定时期的甲骨文，又包括较多的由贞人可定时代的甲骨。再通过这批标准甲骨片的整理和归纳，还可以派生出其它各项标准。

“方国”

各不同时期的方国，是由“第一标准”所确定的时代明确的甲骨文中所归纳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每一时期甲骨上经常出现的方国名作标准，去判明一些甲骨的时代。

“人物”

在《断代例》中，只初步列举各时期的不同人物，诸如史官、诸侯、小臣等，并以武丁时几个特别人物为例，以证明由“第一标准”断代后所确定的不同时期“人物”，根据这些“人物”就可作判定甲骨时代。

“事类”

既占卜的事情。有关祭祀的卜辞对断代很重要。每一时代的祭法和所祭的祖先神祇都有不同，如父、祖、母、妣的称谓。当然，这些特定的风尚和内容，也是由“第一标准”确定的甲骨文归纳出来，并反过来用这些特定的风尚和内容定其他甲骨的时代。

“文法”

卜辞的文法极为简单，然而由文法的随时变易，也可作为划定时期的标准。特别时商代二百余年间始终不断的占辞，文法是有变化的，但变化不大。

“字形”

殷墟文字，经过二百余年的长期发展，许多字都有它由繁而简的演变过程，每一时期，都有一些具有明显特征的字形。

“书体”

所谓“书体”就是甲骨文的书写风格。董作宾把各期书法特点概括为：第一时期的雄伟，第二时期的谨饬，第三时期的颓废，第四时期的劲峭，第五时期的严整等。

董作宾由“贞人”的发现到断代研究“十项标准”的建立，是他对甲骨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断代例”的发明，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与人们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当代甲骨学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甲骨分期的“二系说”，即所有的殷墟出土甲骨文可分成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的甲骨的分期既有联系，又有差异。不过这种新的分期断代说还在讨论之中。

甲骨文的早期搜集与流传 甲骨文的早期搜集工作，如前所述，是从王懿荣开始的。王懿荣是当时长于金石学的著名学者，在清末的朝野士大夫中，尤其是在山东缙绅中声望甚高。凭借他的特殊地位、雄厚财力和较高识力，他在认识到甲骨文的性质和价值后，立即开始积极购求、收藏。早在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秋天，王懿荣最先从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处买到12片甲骨，每片二两银子。第二年（1900年）春天，范维卿又带来一百多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卖给王懿荣，得了许多银子。稍后，王懿荣又用二百两银子从范维卿手中买到800多片甲骨。此外，王懿荣还曾用一百多两银子从山东潍县另一位古董商赵执斋手中买到几百片甲骨。就这样王懿荣在短短的一年内，先后以重金高价购求，搜集到1，500多片甲骨。1900年秋天，王懿荣由于某些政治上的原因，在自己的花园里投池自尽。他所辛勤搜集的上千片甲骨被抛置一边，无人间津了。王懿荣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后来都转归到刘鹗手中。刘鹗（图21），字铁云，又字蝶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死于宣统二年（1910年）。他是清末的一位奇人。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即精通数学，曾行医经商，都不得意，转而弃商从政。光绪十四年（1888年），黄河在河南郑州附近决口，黄水泛滥成灾，清政府派吴大澄治理黄患，刘鹗以捐官投效吴大澄门下，以同知身分参预治理黄河事务。由于他精通数学，长于设计和计算，并能和民工一起操作，在治河中立功，由同知升知府入北京候补。到北京后，他体察当时的国家情势，认为扶衰振弊，应从兴造铁路着手，用实业振兴国家。于是他上书光绪皇帝，建议修筑津（天津）镇（江苏镇江）铁路，又请求与欧洲人合作开发山西铁矿，竞遭诬陷，被人指控为汉奸。刘鹗还能写小说，以讥讽清末官场丑态著名的《老残游记》就出自他的手笔。他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金石学者。他参预治河时所投效的吴大澄就是当时名声极大的金石学家。刘鹗到北京作候补知府后，又和王懿荣交往很深。他在王懿荣处看到甲骨，深为惊奇，引起他极大的兴趣。王懿荣死难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懿荣的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父债，出卖家中所藏文物，刘鹗闻讯赶来，将王懿荣所藏甲骨买去。在这之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鹗就已经开始搜集甲骨。后来他又从方药雨手中买到范维卿卖给他的300多片甲骨。同时，刘鹗还曾通过古董商人赵执斋买到甲骨3000多片。此外，刘鹗又派他的第三个儿子刘大绅亲赴河南搜集到1，000多片。就这样，刘鹗先后通过种种方式，总共搜集到甲骨5000片以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鹗从他搜集到的甲骨中，精选拓印了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以石印问世。这是公开印行的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它为当时和以后的学者从事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甲骨文由古董收藏转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正是以这部书的印行为发轫的。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正当刘鹗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古代文物时，因他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曾为救赈北京饥民向俄军购买他们所占的太仓中储藏的大米，遭人诬陷，被清政府以“私售仓粟”的罪名流放新疆。流放途中，刘鹗郁郁寡欢，悲愤而死。刘鹗死后，他多年搜集到的甲骨随之四散，约有1000片左右，先归其表兄弟卞子休，后由卞转卖给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解放后又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藏上海博物馆；另一部分约有1，300多片，先归叶玉森收藏，后又转售给周连宽，现在也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另有一部分约几十片，由美国人福开森买去；此外，商承祚、束世澄、陈中凡、王瀣、沈维钧、郦承铨、胡光玮和胡厚宣等几位学者，都曾先后买到一些刘鹗原来收藏的甲骨。总之，早期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以刘鹊搜集到的最多，然而在他死后，也分散得最零乱。王懿荣、刘鹗之后，在甲骨文的搜集和流传方面，做工作最多的当推罗振玉（图22）。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末新学兴起时，罗振玉曾趋奉时风，先后在上海创立“学农社”、“东文学社”，并编辑出版《农学报》和《教育世界》等杂志。但他更为擅长的却是考究古代文物和研求金石文字之学。凭借他对古代文物的丰富知识和鉴别能力，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兼做一些古董生意。就在王懿荣开始搜购甲骨文的那一年（1899年），罗振玉也听到有关甲骨文的消息，但直到两年之后（1901年），刘鹗将甲骨文拓本带到江南，他才在刘鹗家里看到这些拓本。刘鹗正是在他怂恿之下才编印了《铁云藏龟》一书。刘鹗印行此书时，罗振玉还根据他当时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和理解，为该书撰写了序文。罗振玉自此便对甲骨文发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移官北京后，利用经营古董生意的积蓄，开始积极搜购甲骨，通过古董商人陆续买到不少。宣统元年（1909年），罗振玉又经古董商人之手买到一大批甲骨，于是他便留意打听甲骨文的真实来历。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古董商人又由河南带来几千片甲骨请他选购时，他在选购了700片精美的甲骨之后，才设法打听到甲骨文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西五里的小屯村，而不是一向传闻的河南汤阴。与此同时，他又从甲骨文中认出十多个商代晚期的帝王庙号，从而断定甲骨文是商代晚期王室占卜留下的遗物。由于罗振玉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价值，而又深感这种珍贵的文物正在修遭破坏，日渐濒临毁灭，急需抢救，他便四处委托古董商人到河南尽力收购甲骨。仅在1910年一年内，他即从山西和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手中买到甲骨10000片以上。但他仍然不满足，第二年又派他的弟弟罗振常和内弟范兆昌等人亲自到小屯找当地农民挖掘，得到了更多的甲骨。罗振玉搜集到这些甲骨后，从中选出比较精美并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约3000多片，拓制成拓本，依照刻辞的内容性质分为八类，编为《殷虚书契前编》一书，共二十卷，先在《国学丛刊》第一、二、三册上，以石印方式发表了其中的前三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以清朝遗老自居的罗振玉逃亡日本，《国学丛刊》停刊，《殷虚书契前编》的刊行也暂时停顿。罗振玉逃往日本时，曾将他的全部甲骨收藏带走，途中几经波折，损坏约在一半以上。到日本后，罗振玉用了将近一年的功夫，将《殷虚书契前编》一书重新编为八卷，于1912年用照相制版印出。1914年，罗振玉又在他所藏的甲骨文中选取最精美并具有重要价值的拓墨精印成书。这就是甲骨著录书中印制最讲究的《殷虚书契菁华》。1915年春天，罗振玉由日本回国，曾亲自跑到河南安阳小屯去考察殷墟的实际情况，写出《五十日梦痕录》一书。随后，他又在1916年将这次考察中所获得的甲骨以及旧藏的甲骨和殷墟其它的出土器物汇为一编，编印为《殷虚古器物图录》一书。此后，罗振玉又到日本将以前未拓印的甲骨再加挑选，选出比较精美的约1000多片，编印为《殷虚书契后编》一书。后来，罗振玉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以种种方法搜集到国内其他人收藏的甲骨文的拓本，从中精选出2000多片，编印为《殷虚书契续编》一书，共分六卷。在解放前，除了中央研究院所编的《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外，罗振玉所编的这几部甲骨文著录书，可说是最重要的。因而，在甲骨文的早期搜集和流传方面，罗振玉是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罗振玉对于甲骨文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对甲骨出土地和包含年代的确定。由于罗振玉接触到大量的甲骨文资料，又具有较深的学术素养和较高的识力，他在很早就对甲 骨的内容、性质作出过比较正确的判断，并努力去探求它的 真实出土地。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的序言中， 提出安阳小屯一带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乙废都的着法。1914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安阳小屯一带是商王武乙到帝乙之间的都城故墟。这样，他不仅明确指出了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而且第一次把甲骨文所包含的历史年代由以前笼统讲为“夏殷”时代缩短到了商代晚期武乙至帝乙三代商王统治的时期。他的这一看法，虽然还有一定的局限，但为后来的学者深入研究甲骨文的有关问题、尤其是把甲骨文包含的历史年代确定在从盘庚到帝辛（即殷纣王）的大约二百七十三年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和诱发作用。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和包含年代，应当是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另一重要成就。罗振玉甲骨文收藏极富。1940年，罗振玉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约数万片陆续散失，解放后分别归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旅顺博物馆、吉林博物馆、吉林大学历史系、辽宁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收藏，其中大多都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前面已经讲过，和王懿荣约略同时接触并开始搜集甲骨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他们最初搜集的甲骨大约不过五、六百片。后来王襄对甲骨文兴趣很大，陆续在北京、天津两地先后购买到四、五千片甲骨。他也选出一部分较好的，拓印成书，编为《簠室殷契征文》一书印行。王襄所藏的甲骨解放后全部送归文化部文物局收藏。早期搜集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还有清末大官僚端方。他仅在1904年一年中，就从古董商人手中买到1000片左右。瑞方所藏的甲骨后来也多散失，他的后人手中可能还保存有一些。此外，先后经过古董商人之手买到甲骨的，还有徐坊，他约购得l400片，后又卖给燕京大学，由容庚、瞿润缗编成《殷契卜辞》一书。又有黄心甫，也曾买得600片左右，但后来又卖掉，其中一部分的拓本由其子黄浚于1935年收录在《邺中片羽》一书中。另有方地山也买到300片左右，后归其子方曾寿；霍保禄曾买得463片，后来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其他学者如方药雨、沈曾植、王瓘、盛昱、黄仲慧、刘季缨等人，也都先后购得多少不等。而北伐战争中安阳小屯挖出的甲骨，大多都由开封和上海的古董商人转售到了各地学者手中。以上这些人，在甲骨文资料的早期搜集和流传方面，都做出过一定贡献的。在甲骨文研究的发展史上，应当有其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