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雅典等势力，由于这种残酷压迫同族的制度，斯巴达无疑是将自己放置在了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上。随时会爆发的内部威胁，使其长期处于一种全民性的神经紧绷状态。因为有生存的威胁，所以风雅和娱乐被视为浮夸虚华。

在经济和对外关系上，要控制住美塞尼亚的农耕区已经十分劳神费力。所以斯巴达缺乏动力和足够的精力进行海外扩张。经济体系的相对自给自足，让斯巴达更加专注于经营半岛南部的本土。

因此和施加强力控制的提洛联盟相比，伯罗奔尼撒联盟组织更加松散。不需要缴纳会费，斯巴达不会在盟国内驻军，重要的盟友对于斯巴达的决策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与雅典的帝国政策相比，这样的联盟貌似很吸引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宽松并不是来自于开阔的视野与胸襟，而是来自于国家的内向性格。

所以，无论敌友都对斯巴达的认识是：这个城邦的内政井井有条，但是对于外邦的兴衰存亡缺乏兴趣。对于外界的风云变化，除非是直接威胁到本国的存亡，斯巴达一般是风雨不动安如山。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斯巴达上层的各种政策是以维护体制的稳定为出发点，避免公民阶级的大规模死伤。因为这些国宝的死伤，会动摇吕库古改革（来库古改革）奠定的古老社会结构。斯巴达战士的武力神话，不仅仅来自于严格的终身制训练，也来自于为数不多的几场传奇胜利，以及闭塞带来的神秘感。为了维持斯巴达人的不败神话，也为了防止黑劳士趁着斯巴达人在外远征时揭竿而起，斯巴达会避免公民阶层进行大规模的海外远征、或者参加实力十分悬殊的战争。只有如在温泉关时，到了不得不牺牲的关头，或者如在普拉提亚之战那样、不得不为全希腊作出牺牲时，斯巴达才会派出实力可观的大军远征。

这样的体制，让斯巴达具备了一种不怒自威的霸气和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又因为古代世界信息渠道的有限而被无限放大，让对手不得不再三斟酌与斯巴达开战的决定。当斯巴达的势力范围较小，内外事务比较简单，这种保守作风尚且可以应付。但是当全希腊范围内的混战爆发时，跨海征战不可避免。但斯巴达很难牺牲国宝般的公民勇士。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公民兵所进行的仅仅是年复一年的固定路线远征。通常都北上杀出科林斯地峡，前往阿提卡半岛，蹂躏雅典城郊的农庄和经济作物。为了避免与名震天下的斯巴达战士正面对抗，雅典人会提前坚壁清野，退到城墙背后自保。所以斯巴达公民们进行的，就是这样不过不失的远征。虽然不会有大规模阵亡的风险，但也不会建立改变战局的功勋。在皮洛斯之战中损失了150名斯巴达公民后，整个斯巴达都如丧考妣，准备和雅典进行议和。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这种不过不失的战术，其实是斯巴达墨守成规的体现。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发挥了转折性作用的人物，是像吕山德这样的没落贵族，以及斯巴达人和希洛人的混血儿古利普斯。他们带领的远征力量，都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士和被解放的黑劳士。这些人是游离于斯巴达社会主流之外的力量，一方面在思路上不拘一格，一方面在社会地位上迫切地渴望改变命运。所以这些人在实际战争中，发挥了比斯巴达人更大的作用。

他们的崛起，自然引发了公民阶层和贵族们的警惕。但这也表明，斯巴达传统的社会体制是不支持大规模的海外征战的。

比起惊世骇俗的奇谋韬略，少犯错是更加现实的取胜之道。体制相对保守的斯巴达，则以保守性和稳定性避免犯错，最后赢得了羊河海战的胜利。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实是向世人证明了，一旦战争被触发，那么它就像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一样，有了独立的生命与逻辑。但战争的逻辑是很难被人意操纵或理解的。无论是雅典瘟疫，还是民主政坛的乱象，又或是亚西比德的命运都是很好的例子。

西西里远征的惨败和羊河海战的闹剧，并不能直接证明雅典的实力不及斯巴达。相反，斯巴达的经济实力、国际视野和文化积淀，都不足以成为希腊文明的新担纲人。所以斯巴达的胜利并不可喜。雅典黄金时代的落幕，则是全希腊的悲剧。

总而言之，经济收入的单一和压迫同一民族的社会结构，都决定了斯巴达是一个容错率低，本质上比较脆弱的体系。其以往积累的胜利越多，威望越高，那么它从高处跌落之时，也就摔得越痛。

这样的霸权注定是不稳定的。到了公元前395年的科林斯战争爆发，斯巴达的公民数目不超过1900人。十年后，这一数目下降到了不足1000人。连年的征战消耗，加上国内的贫富悬殊，让维持脆弱霸权的斯巴达人，很快迎来了一波新的挑战。

早在迈锡尼时代末期，位于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地区，就存在着某种政治联盟。到了黑暗时代，该组织以宗教联盟的形式存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北边的色萨利和南边的雅典几乎同时崛起，对这一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于是在地区强权底比斯的领导下，此地的十余个城邦开始组织政治军事联盟--彼奥提亚同盟。

由于和雅典的固有矛盾，以及联军防御温泉关的失利，底比斯在希波战争中彻底倒向波斯。他们还十分卖力地为波斯人出谋划策，并在普拉提亚战役中与雅典人大打出手。战后，底比斯长期以负面形象出现于希腊世界。但随着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同盟开始轮番争霸与消耗，给了底比斯以喘息和崛起的宝贵机会。

公元前475年，斯巴达为了在希腊中部扩展势力，提议将追随波斯的底比斯赶出希腊中部的德尔斐同盟，希望借助德尔斐同盟称霸。而雅典出于制衡斯巴达的考虑，挫败了这一企图。但是以底比斯为首的彼奥提亚地区，奉行的是温和的贵族寡头制，所以对于民主雅典缺乏好感。

斯巴达畏于雅典势力的崛起，及时改变了敌视底比斯的政策，反而对昔日的对手予以扶持。面对斯巴达在自己后门的活动，雅典当机立断，出兵攻陷了除底比斯之外的彼奥提亚地区，还从该地带走了人质。随后又在彼奥提亚各城邦扶持民主政府，推行民主制度。但是流亡贵族们成功反扑，并将雅典的力量赶出了此地。

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底比斯借助雅典和斯巴达混战的机会，或明或暗地削弱该地区内其他城邦的实力。虽然各城邦有怨言和不满，但是都受到了底比斯的压制。可是这一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斯巴达的警觉，而且与斯巴达产生了冲突。

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斯巴达的扩张最终引发了曾经的敌人和昔日盟友们的不满。其中就包括了波斯帝国、雅典、阿尔戈斯、科林斯和底比斯，新的科林斯战争就此爆发。

战争中，斯巴达人虽然在陆战中一再击败波斯，但在海上却被雇佣了雅典船长和水手的波斯海军击败。波斯人也不断用黄金支持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城邦，让斯巴达首尾难以兼顾。最后，由于波斯人担心雅典再度崛起，又转而支持斯巴达。结果，波斯大王俨然以希腊仲裁者的身份，得到了爱琴海以东的伊奥尼亚地区，并以局势操盘者的角色承认了斯巴达的霸权。

也是在战争期间，斯巴达人针对底比斯，致力于解散彼奥提亚同盟,。比如在公元前394年, 斯巴达就成功地将奥科摩诺斯从彼奥提亚同盟中分离出来, 这给底比斯的地区性霸权造成了重击。后来在波斯的施压下，斯巴达迫使底比斯在《大王和约》上签字, 解散彼奥提亚同盟, 恢复联盟里诸邦的独立，再一次让底比斯的地区霸权遭受了不小的挫折。

当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摧毁了雅典的霸权后,整个希腊对斯巴达的反感越来越强烈。斯巴达的海军统帅莱山达在打击雅典的同时积极干涉各城邦的内政，他在许多城邦内扶植寡头政权并派兵予以维持。除此而外斯巴达人在胜利之后大肆掠夺战败城邦的财富，即使是盟邦也不免要受到骚扰。在这个问题上斯巴达又在重复着一百年前雅典在提洛同盟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二者惟一的区别是雅典奉行民主政体，而斯巴达却崇尚寡头政治。斯巴达犯的另一个大错误是在公元前383年它以武力解散了底比斯的民主政府，并强行扶植了一个依附于斯巴达的寡头政权。斯巴达自从在雅典培植势力的企图失败后（三十僭主），又在底比斯进行了同样的尝试，但这样的行动是根本无法成功的。

与此同时希腊内部对斯巴达的不满日增，许多城邦认为斯巴达有意和波斯勾结，来欺压自己的同族，更有不少城邦认为斯巴达自愿成为波斯在希腊的代言人。底比斯人之所以受到斯巴达的压制，是因为斯巴达逼迫其放弃在彼奥提亚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这正是所谓“大王合约”所规定的。

此后，亲斯巴达的极端寡头派在斯巴达驻军的协助下镇压异议人士。这无疑极大的挫伤了底比斯的自尊心与独立性。作为底比斯民主派的300人选择流亡到了雅典地区。

此时的雅典，刚刚历经了寡头统治和民主制度恢复等风波，整体上因为元气大伤而被迫休养生息。只能避免与斯巴达爆发正面的冲突，在韬光养晦中等待时机。所以在十年之内，雅典人一度十分低调。等到科林斯战争爆发，雅典一面与阿尔戈斯、底比斯和科林斯等势力结盟。一面以海军船只和海军人员支持波斯，帮助波斯挫败斯巴达的海军舰队，通过间接手段复仇。

随后，雅典又积极协助底比斯的民主流亡人士，包括伊帕米农达（伊巴密浓达）的好友佩洛皮达（佩洛皮达斯）。帮助他们在彼奥提亚地区发动政变，卷土重来。政变成功后，以底比斯为核心的彼奥提亚统一运动开始加速进行。

底比斯开始仿效民主制下的雅典，将整个彼奥提亚地区划分为11个区，每个区派出60名代表组成同盟议事会。每个区选出一个代表加入彼奥提亚执政团，同时每个区为联盟贡献一定的经费。还要贡献1000名重步兵和100名骑兵的武装力量。联盟也统一使用底比斯发行的新货币。

公元前378年雅典建立了第二次海上同盟，入盟的城邦为70个。这个同盟是以反对斯巴达的霸权为目标而建立的。在建立的初期，雅典吸取了在组织提洛同盟中的过程的一些教训，它强调自己只不过是联盟的普通一员并向盟邦保证决不寻求恢复往昔的霸权。这一举措使第二次海上同盟在成立的初期的发展十分顺利。不过雅典的人终究是无法放弃称雄希腊的野心的，所谓平等的同盟只不过是雅典用以与斯巴达抗衡的工具而已，雅典人又如何会肯和其他的城邦分享权益呢，公元前374年雅典和斯巴达签定了一项有利于前者的和约后，底比斯的崛起和彼奥提亚同盟的壮大使雅典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双方摩擦渐起并最终将导致雅典和底比斯的决裂和对抗，不过此时此刻它们还有共同的敌人需要对付。

底比斯结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经验和地方特色进行了军事改革。一番变革之后，轻步兵和骑兵在战术体系中的作用被拔高。地位特殊的圣队，也是在这一时期组建的。

和很多城邦国家一样，公元前6-5世纪的底比斯也有一队300人且脱胎于贵族骑兵的精锐部队。他们曾在普拉提亚战役中与雅典人死战到底，决不退缩。公元前424年，在与雅典人的第力安之战中，底比斯也有一支300人的精锐部队。等到底比斯人驱逐了斯巴达驻军后，这支精锐部队被比奥提亚联盟的执政官加以改革，也就有了后来的神圣卫队。

这支精锐部队在出身上不分阶级，完全是按照个人才华和品德进行选拔的。惟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全部成员由150对同性恋人组成。因为底比斯人认为，让同性爱人一起上战场，更有助于激发战斗力。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在恋人面前丢脸，他们自己也会为了保卫另一半而更加英勇战斗。换而言之，如果战斗失利，生死与共的恋人们需要死战到底，一起前往冥府。指挥官就是利用这种精神激励机制，来鼓舞圣队的士气的。

平时圣队还有神圣的宗教职能。他们要守卫底比斯的卫城卡德美亚城堡，维持神庙的祭祀，并通过摔跤和战舞来锻炼身体。最早的圣队在战场上，主要是站在方阵的前排打头阵。但在彼奥提亚执政官佩罗庇达的改组下，这些人被编组成了单独的精锐部队。专门用来突击敌阵，斩杀对方的精锐部队和指挥官。

历经一系列改革之后，底比斯的综合实力与军队战斗都大幅度提升。很快，就与斯巴达展开了新一轮较量。

底比斯方面，菲洛比达斯和伊巴密浓达两人共同出阵，有重装步兵6500名、轻步兵1000名、骑兵1500名。（当然在实战中还是由伊巴密浓达指挥。）菲洛比达斯负责指挥“圣队”。

斯巴达军由两王之一的克莱昂伯罗图斯统帅。斯巴达军拥有11000名重装步兵、1100名轻步兵和1000名骑兵。

公元前371年的夏天，斯巴达主导的12000-13000名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北上。他们来到了彼奥提亚南边小镇留克特拉的郊外，逼迫底比斯彻底放弃对彼奥提亚的控制权。

这里的原野相对比较开阔，有利于摆开斯巴达人的经典方阵，与对手展开中规中矩的传统战斗。平原西端有一个小山丘，可以供军队在那里构筑营地。虽然战场是由斯巴达人选定的，但这里也是底比斯是主场作战。所以此战有保卫家园和背水一战的用意。

底比斯的主帅伊巴密浓达深知己方的兵力仅有8500-9000人。如果以传统方阵战术推进和斯巴达军队展开中规中矩的对抗，必败无疑。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丰富了希腊世界的军事模式和战争经验，这也为新阵法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古希腊的方阵步兵都是左手持盾牌-右手持长矛或者短兵器。由于担心没有盾牌保护的右侧受伤，所以整条战线上的士兵会往右边挤压，导致整条战线会向右前方移动。因此按照希腊人的传统，右翼是全军的精华所在，统领右翼的往往是全军的主将和联盟的盟主。

交战的双方为了扬长避短，会有意识地让己方的右翼去攻击敌方的左翼。对方则会让左翼后撤，避免受到精锐部队的攻击。这样一来，两条战线就会以逆时针的方向旋转，直到彼此接战为止。所以决定战争胜负的，就是双方右翼能否迅速击破对方左翼，或者双方的右翼之间展开决战。这样的布阵传统与战术机动，也将成为希腊将领们进行军事改革的基础。

早在伊帕米农达之前，底比斯军队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就使用过早期版本的侧翼斜击战术。在公元前424年的狄里安战役中，底比斯老将帕冈达斯就曾经有意识地加强了底比斯的右翼。全军的行阵是整齐而持平的，但是底比斯右翼的后方有着25行重步兵的纵深。

战役中，底比斯军的中路和左翼都被雅典军精锐的右翼击败。但是帕冈达斯派出骑兵，从山地后面绕道雅典军右翼的后方，出其不意地击败了刚刚取胜的雅典右翼。而加厚的底比斯右翼，则把雅典军的左翼压得节节败退。这次宝贵的胜利经验，为日后底比斯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参考。

在留克特拉的战场上，伊帕米农达总结了之前的历次战斗的胜负，还是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击破对方的一翼。再以此为突破口扩大战果，最后一举击破敌人的全军。

伊帕米农达大胆地排出了一个斜形方阵，将全军的主力，也就是底比斯城邦的本部力量都部署在左翼并向前突出。目的在于消灭敌方精锐，也就是斯巴达公民兵所在的最尊贵的右翼。当敌人的右翼被击溃时，他们的士气必然受到沉重打击。此时发动总攻击就可以一举将其击溃。

于是伊帕米农达将全军布成斜形方阵，其阵型的左翼厚达50列。底比斯军的中线和右翼兵力，主要是轻步兵构成了，厚度仅仅为4-8行。为了避免己方右翼被对方左翼提前击溃，伊帕密浓达下令，在开战之初如果敌军成水平队形前进，他们还要向后退却，避免与对方的阵线发生接触。全军最精锐的“圣队”，会站在左翼的前方，排出了一个单独的小型方阵。

对面的克里昂布鲁图斯对此却缺乏认识，他在留克特拉布下了传统的斯巴达军阵。主力重装步兵组成了一个纵深为8-12列的半月形方阵，本人在右翼亲率以700斯巴达人为核心的精锐部队。这些人将按照惯例，从右翼包抄对方的左翼。最后，斯巴达王在阵前部署了伯罗奔尼撒一方的1000骑兵。

克里昂布鲁图斯率先发动了进攻，战斗以两军骑兵的对抗拉开了序幕。伊巴密浓达也命令本方的1500名骑兵出动，去抵御斯巴达的骑兵，步兵在按兵不动中等待时机。由于底比斯位于地形更加开阔，气候更加湿润的希腊中部。北部有希腊重要的战马和骑兵产地，所以底比斯的骑兵是比较有优势的。在初步交锋中，底比斯人成功挫败了对手。斯巴达骑兵的溃散，导致步兵没有机会看到对手异常的阵型部署，从而错失了做出对应策略的时机。

初战得手后,伊帕密浓达发出了冲锋的命令。底比斯军阵的左翼杀出敌阵，大举进击。位于最前线的就是著名的圣队。全军都在圣队的先导下，从左到右排成了一条倾斜的战线。这些战士的装备不仅比其他底比斯重步兵的武器更加精良一些，而且由于十分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的前进速度比普通战士们更快，发挥着快攻手和突击队的作用。

斯巴达国王这才从震惊中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他指挥的斯巴达方阵还是试图缓慢地向右移动，希望能包抄对方的侧翼。但在凶悍冲锋下，斯巴达人的右翼包抄企图迅速被圣队以凶悍突袭所制止。他们身后跟随有底比斯的其他重步兵。

凭借着圣队凶猛的突击能力和底比斯左翼的巨大人数优势，斯巴达右翼几乎在一瞬间就崩溃了。由于斯巴达人没有留下足够的后备队或者骑兵预备队来阻止底比斯人扩大战果，整条崩溃几乎是不可避免。

看到斯巴达步兵的崩溃，其他盟邦的军队纷纷作鸟兽散。最后斯巴达人仅仅能带着国王的遗体勉强撤出战场。

战后，根据底比斯的要求，伯罗奔尼撒联军先清理了战死的同盟者的遗体，最后清理斯巴达战士的遗体。通过这一层的区分，底比斯人发现自己在战场上击杀了400名斯巴达公民战士，以及600名斯巴达同盟士兵，底比斯的损失不足300人。这足以给斯巴达造成名声和实质上的惨痛损失。

于是，古希腊进入了底比斯主导的末代霸权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