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近“第二台阶”顶部最后三米的地方，岩壁变得垂直而光滑。这时，刘连满走在前面开路。他用双手插进岩缝，脚尖蹬着岩面，使出全身力量一寸一寸地上升。但是，由于体力不济，身体稍微一歪，便扑通一下跌落到原来的地方。刘连满一连爬了四次，跌落四次，累得他全身像散了架一样。

大家不得不停下来想办法。这时，刘连满突然想起自己在哈尔滨当消防队员期间，采用“人梯”的办法成功地翻过高墙的经历。他毅然蹲到岩壁前，让别人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慢慢地站起来，让别人的双手能抓住岩壁顶端的支撑点攀登上去。在这样的高度上，做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身体都有严重的反应。刘连满的眼前冒着“金花”，两脚颤抖，呼吸也变得沉重。但是，刘连满一直坚持着。他先把屈银华托了上去，然后又托贡布。最后，王富洲和刘连满借着上边放下来的绳子的帮助，也爬了上去。

登上“第二台阶”的岩顶后，他们才发觉，由于体力减弱，他们攀登整个“第二台阶”，共花费了五个多小时，而用在攀登这最后三米岩壁的时间，却长达三个小时。

天色开始黑下来，寒风凄厉地呼啸着。

他们事先以为天黑以前就能登上顶峰，现在看来，这种估计显然错误。黑夜，即将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二道难关。在这人类从未到达过的珠穆朗玛峰北坡最后二三百米的路途中，他们将要遇到什么困难，要走多长时间，事先确实很难精确估计。

勇敢的突击队员们还在一步一步地前进。但是，由于前一阶段花费的时间过长，他们背上的氧气筒的气压表显示，氧气的容量已经不多。继续前进，可能受到缺氧的严重威胁。这时，刘连满因为过度疲劳，体力已经非常衰弱，每走一两步就会不自觉地摔倒，但他缓慢地站起来，仍然一偏一倒地坚持继续往前走着。

在身体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还要摸黑进行高山行军，这不仅极其困难，而且相当危险。现在，他们每移动一步，肉体要承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啊!英国“埃非勒士委员会”的组织者扬赫斯班在《埃非勒士峰探险记》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人类身体在任何地方所受的痛苦，未有甚于一个埃非勒士峰攀登者在登山的最后一天所忍受的。……即使有完美的体格，旺盛的精力，假如他的勇气不足忍受砭骨的大风雪，神经不敢履践崔巍悬岩的边沿，意志不能在死一样的昏睡病侵袭时奋勇前进，他仍将不能到达顶峰。”对于扬赫斯班的同事们来说，他的这番话确实颇有道理。然而，对于坚强的中国登山队员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能滞留和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呢?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荣誉，为了完成人民的委托，为了在喜马拉雅漫长的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内登上顶峰，四位勇士仍然勇往直前，继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考虑到刘连满的身体，同时为了争取时间，大家一致决定刘连满留下来，其余三人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顶峰。

在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迎着夜幕继续向顶峰进发的同时，刘连满正躺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边休息。严重缺氧使他的两耳嗡嗡发响，眼前白一阵黑一阵地迸散着“金星”，他开始进入一种半昏迷的状态。他的心里非常明白，他正在被人们称为“死亡地带”的高度上，窒息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他拉过身旁的氧气筒，气压表上的红针表明还剩下最后几十个压力的氧气。但是，他的眼前出现了正在向顶峰冲击的战友们的背影。他知道他的战友们从顶峰胜利归来时，将比他更需要氧气的支援。他决定，宁愿自己忍受窒息的痛苦甚至死亡的威胁，也要把最后一点氧气留给战友。他毅然把氧气筒放回原来的地方，自己昏昏睡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昏睡中的刘连满感到四肢在严寒中愈来愈麻木，心脏在缺氧的状况下跳动得愈来愈急促，他清楚地意识到死神正在一步步向他扑来。刘连满多么想活下去啊!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到，他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活着就是幸福，就是胜利，就是一切。然而他更加深刻地感到，三位正在同顶峰搏斗的战友比起他来更应当活下去，因为他们正肩负着一项多么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啊!他们的安全，对于他来说是更大的幸福和更大的胜利……他担心自己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战友们不知道他的氧气筒里还保存着氧气，他又挣扎着坐起来，用铅笔在日记本上给战友们留下了一封短信。

王富洲同志:

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艰巨任务。任务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我这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时用吧!也许管用。

你们的同志 刘连满

与此同时，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正在苍茫的夜色中步履艰难地向前移动着。脚下的雪坡变得愈来愈陡，也愈来愈滑。他们翻过两座石岩以后，又登上了一座雪坡。藏族队员贡布在前面开路，不到几分钟就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于是，屈银华上前开路，他经过很长时间才前进了两三步，但两腿一软，又滑回到原来的地方。最后，王富洲走到前面，他坚持为大家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顶峰还露出隐约的轮廓。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匍匐在地上，依靠着星光和反照的雪光辨认路途，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努力。

夜更深沉，山上山下到处是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珠穆朗玛顶峰的黑影在他们面前开始变得非常低矮了。

到达8830米左右的地方，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但这时风也渐渐变小了，这对攀上顶峰十分有利。他们站在岩坡上沉默了片刻。王富洲首先开口说：“同志们，我们三个人现在担负着攻克主峰的任务。氧气没有了，继续前进虽然可能发生危险。但是我们能后退吗?”

屈银华和贡布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异口同声地回答：“继续前进!”

他们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大胆而果断地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艰难而危险的攀登。

现在，他们每跨越一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很长的时间。高山严重缺氧，他们感到眼花、气喘、无力。他们的四肢更加沉重了，他们的行动更加迟缓了，甚至攀过一米高的岩石，也需要半个多小时。他们忍受着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继续朝顶峰走去。

越过东面一段雪坡以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向右绕至北面的岩石坡继续向上攀登，终于登上了一个岩石和积雪交界的地方。举目四望，朦胧的夜色中，珠穆朗玛山区群峰的座座黑影，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现在，他们三人的头顶上，只有闪闪发光的星斗，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攀登的山岩了。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

郭超人(1934—2000)，男，湖北武穴人，汉族，中共党员，高级记者，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先后任新华社西藏分社、陕西分社、四川分社记者、副社长，新华社秘书长、副社长,中国著名新闻工作者。1992年11月起任新华社社长。中共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50年代曾采写大量新闻报道揭露西藏农奴制的黑暗，60年代随中国登山队完成喜马拉雅山和希夏邦马峰的报道，70年代采写的《驯水记》歌颂了中国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伟大业绩，在陕西采写的《安康调查》揭露了“四人帮”在农村推行极“左”路线的弊端。郭超人生前与各国新闻界人士有过广泛的接触和交往，曾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通讯社组织主席。

2000年6月15日上午各界人士挥泪送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新闻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著名记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

郭超人走完他短暂而又漫长的65年人生旅程。一支饱蘸激情、挥写历史风云的笔，从此永远停住；一颗爱党爱国爱民的赤子心，仿佛仍在燃烧——直至逝世的前两天，还抱病主持新华社社长办公会议，为他毕生奋斗的“建设更大更强的世界性通讯社”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主要新闻作品结集成《向顶峰冲刺》《西藏十年间》《万里神州驯水记》《时代的回声》等。

高级记者。中共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郭超人病逝后，有：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丁关根、田纪云、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温家宝、曾庆红、吴仪、万里、乔石、宋平、刘华清、荣毅仁、薄一波、宋任穷、邹家华、吴阶平、彭佩云、何鲁丽、曹志、丁石孙、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肖扬、韩杼滨、叶选平、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任建新、李贵鲜、陈俊生、张思卿、钱正英、马万祺、胡启立、陈锦华、白立忱等同志，分别以各种方式对郭超人的逝世表示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慰问。

郭超人195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西藏工作，在那里工作了14年。作为新华社记者，他在44年的新闻生涯中，抒写过西藏百万农奴埋葬农奴制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报道过我国登山健儿第一次把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的壮举，颂扬过亿万人民在驯水征战中创造的可歌可泣的业绩，记录过“四人帮”一伙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庄严一幕，讴歌过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他写下的数百万字的新闻作品结集出版为《向顶峰冲刺》、《西藏十年间》、《万里神州驯水记》、《时代的回声》、《非洲笔记》等。他的新闻论著《喉舌论》，凝集着他走上新华社领导岗位后，对党的新闻工作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性通讯社实践的思考与探索。

郭超人同志是深受我国新闻界敬重和新华社广大干部群众信任的优秀领导干部。他担任党组书记、社长期间，带领党组一班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特别是对新华社的要求，坚定不移地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积极探索通讯社的客观规律，科学地确定了新华社走向世界、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战略重点和实施步骤，为把新华社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性通讯社进行了不懈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郭超人同志是一位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党的新闻工作领导干部。他时刻不忘新华社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党性原则与新闻工作改革创新的一致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他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对新闻工作的总体要求，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作为新华社的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新华社正确引导国内舆论和积极影响国际舆论的有效性、影响力，引导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而努力奋斗。在复杂的国内国际风云变幻中，郭超人同志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工作，坚持工作的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他紧紧围绕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努力运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观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发展观，正确认识、正确反映当代社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新闻实践，牢牢把握舆论的正确导向。他组织指挥了新华社一系列重大战役性报道，直接组织修改审定了许多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稿件，确保新华社成为党中央放心的耳目喉舌，在引导舆论上发挥重要作用。郭超人同志努力探索世界性通讯社的客观规律，按照通讯社工作规律的要求不断加大新华社改革和发展的力度。他关于大力采集新闻信息、发展新闻用户、加强科学管理等方面的论述，对于通讯社规律的认识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他在新闻业务、新闻理论、队伍建设、通信技术、经营管理、行政后勤、基本建设等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述。特别是针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他提出了正确把握党性原则与新闻规律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国家通讯社与世界性通讯社的关系、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与运用现代化科学管理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观点，为全社工作把握正确的方向，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工作目标、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并通过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方法加以落实，使新华社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世界性通讯社的目标大踏步迈进。他提出大力提高在世界范围内采集新闻信息能力、用具有鲜明特色和充足数量的新闻信息，在国内满足用户对新闻的巨大需求，在国际范围内打破西方大通讯社对新闻的垄断。他提出并大力推行一手抓宣传报道、一手抓发展用户，以占领更加广阔的新闻舆论阵地，使新华社国内外新闻信息用户从1982年底的280多家发展到了2002年的8500多家，实现了新华社新闻产品打进西方主流媒体的重大突破。他着力研究探索经营管理规律，不断改革和完善新华社的管理制度，努力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使新华社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世界性通讯社规律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系统。郭超人同志非常重视参考报道工作，强调搞好参考报道是中央交给新华社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参考报道与公开报道两块“金牌”要交相辉映。他要求全社采编人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搞好参考报道。他在致力于新闻业务实践的同时还特别注重理论上的思考与探索，在党的新闻理论上卓有建树。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探索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基本准则和基本方法，旗帜鲜明地提出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自觉地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同时必须努力探索和把握新时期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他对新闻工作基本原则的阐述，对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展新闻事业和改革新闻报道的论述，对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加强队伍建设和科学管理的探讨，对新华社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强化国家通讯社职能和建设世界性通讯社进程中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的总结等，在他的新闻专著《喉舌论》中，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郭超人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华社的干部职工，反复强调“抓作风、改文风”，始终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作为提高新闻报道质量和加速人才成长的根本途径，并且身体力行，经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深入基层进行社会调查。郭超人同志积极支持改革人事管理体制，大胆提拔使用年轻干部，为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年轻干部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郭超人同志主持新华社工作期间，新华社迈向世界性通讯社的步伐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他在担任第九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通讯社组织主席期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对世界各地许多新闻机构、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新闻交流和访问活动，赢得了国际新闻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新闻界同行的尊重。在郭超人同志担任新华社社长期间，新华社的事业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目前，新华社已经建立了由130多个国内外分社组成的新闻信息采集网，形成了以中国新闻、发展中国家新闻和世界热点难点新闻为重点的多语种、多渠道的新闻信息发布体系；建立了以卫星通信和计算机为主干的通信技术网络，具备了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不间断发布新闻信息的能力；建立了以数千家新闻媒体为主体、遍布国内外的用户网，为在国际新闻市场上打破西方新闻媒体的长期垄断创造了条件；建立了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新闻队伍，特别是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崭露头角，为在各种复杂情况下高质量地完成重大报道和其他各项任务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新华社已经具备了一个世界性通讯社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开始发挥一个世界性通讯社所应该发挥的作用。郭超人同志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了全部生命。他常说，无产阶级记者，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首先是坚定的共产党人，然后才能成为优秀的新闻记者”。追求真理、宣传真理、献身党的新闻事业，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数十年矢志不渝，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思想和实践，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探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三讲”教育活动中，郭超人同志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解剖自己，发挥了示范、标杆作用，努力实践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得到了全社同志的高度信赖。郭超人同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他始终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作风，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他严于律己，时时、处处以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准则要求自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正气和风范。他公私分明，不仅自己从不用公款参加任何高消费的活动，从不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宴请亲友，从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礼品，而且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执行党和政府有关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郭超人同志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任劳任怨。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他都同平常一样，要从电脑中调阅新华社当天播发的大量新闻，有时每天要看几万字的稿件。雷厉风行、求真务实、严谨细致，是他长期坚持的工作作风。他的时间表上，没有休息天。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他也从未停止过工作，病情稍稍稳定，立即出院边工作边治疗。就在逝世的前两天，他还抱病主持新华社社长办公会议，落实“三讲”整改措施，为党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正像他激情澎湃的作品一样，郭超人同志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记者，一个激情澎湃的领导干部。这激情，源自他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源自他对党的挚爱、对人民的深情。郭超人同志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使党的新闻战线失去了一位忠诚战士，使新华社失去了一位优秀领导人，是党的新闻事业和新华社的一大损失。

一支饱蘸激情、挥写历史风云的笔，从此永远停住；一颗爱党爱国爱民的赤子心，仿佛仍在燃烧──各界人士今天上午挥泪送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新闻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著名记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

其作品《登上地球之巅》（节选自《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选集·体育新闻选1949——1999》，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被编入人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 虽然有些描写有点夸大其词，但这篇文章还是体现出了登山队员们坚强的精神。

曾用名蓝汀，1934年10月31日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现武穴市)，198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少年时期，他勤奋好学，追求进步。1952年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至195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期间，他热心社会工作，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等生。毕业后，他积极要求到最艰苦的环境去锻炼，被分配到新华社西藏分社担任记者，1970年春调新华社陕西分社任记者。1978年秋，到新华社四川分社任记者、副社长。1983年1月调新华社总社任秘书长，随即任党组成员，1984年5月任新华社副社长，1986年3月任新华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1992年11月起任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他是中共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郭超人同志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44年的新闻实践中，他坚定不移地遵循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坚持不懈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一颗炽热的跳动着的赤子之心”记录了时代前进的脚步，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新闻作品，不仅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为时代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实录。 　1956年，郭超人同志以到西藏参加百万农奴埋葬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农奴制度的斗争，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在西藏工作长达14年的时间里，他同藏族人民一起揭露、控诉西藏农奴制度的黑暗和罪恶，一起欢庆繁荣幸福的新西藏的诞生。他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的大量报道如《血泪的控诉》、《拉萨的春雷》等，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60年和1964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跟随中国登山队先后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曾登抵海拔6600米高度，写出了《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希夏邦马峰征服记》等长篇通讯，通过登山胜利宣传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高不能攀的革命精神，歌颂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登山运动员们的壮举，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因此被国家体委记功，成为一位广为人知的著名记者。在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到炮火纷飞的战场采访，以新闻特写和现场目击报道了事件的真相，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正义之声。 　郭超人同志在陕西工作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尽管身处逆境，但他仍坚持深入关中、陕北、陕南农村调研，表现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他采写的《安康调查》一组稿件，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74年他撰写的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年来水利建设成就的长篇通讯《驯水记》，对“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倒行逆施作了有力的回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 　1978年，郭超人同志被派往新华社四川分社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他挣脱精神枷锁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推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他采写的《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等报道，大胆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他采写的《成都市手工业调查》，引起中央领导同志高度关注，有些建议被国务院制定政策时采纳；他在这一时期采写的《伟大的转折》、《中国农村的一角》等振聋发聩的作品，表现了他对这场伟大变革的极大热情和深刻洞察。他与其他同志合作采写的《历史的审判》，高屋建瓴，笔锋犀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文化大革命”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显示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

砭骨：（biān gǔ）刺入骨髓，形容使人感觉非常冷或疼痛非常剧烈。

履践：(lǚ jiàn)踩踏。

崔巍：(cuī wēi)形容山高大雄伟。

养精蓄锐：（yǎng jīng xù ruì）养足精神,积蓄力量。

齐心协力：（qí xīn xié lì ）众人一心,共同努力。

头昏眼花：(tóu hūn yǎn huā)头脑眩晕,视力模糊。

腰酸背痛：（yāo suān bèi tòng）脊柱骨和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等病损的一种症状。常用以形容劳累过度。

勇往直前：（yǒng wǎng zhí qián）毫无畏惧地一直向前。

1960年5月，英勇的中国登山健儿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成功登顶，书写了世界登山史上的新纪录。郭超人，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奔赴西藏，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新闻工作。当时，他作为随登山队采访的一名记者，直接或间接了解到这次登山活动过程中的许多感人故事。登山成功后，郭超人以最快的速度写成长篇通讯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并发表。这篇课文就节选自这篇通讯。

学习这篇课文之前，有必要先大致了解与课文有关的一些内容。

1960年3月19日，中国登山队在海拔5120米的珠峰下一块宽阔的谷地上停下来。这里，就是登山队的大本营。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共有214名队员和工作人员，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登上珠峰，为国争光。在大本营，他们战天斗地，与风雪搏斗，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了尽早征服珠峰，他们争分夺秒，做了大量周密的准备工作。

为确保登顶成功，登山队进行了许多适应性的行军。登山队决定把夺取珠峰的战斗分成四个“战役”来进行，分别制定到达6400米、7600米和8300米的攀登高度，再返回大本营的计划，最后从8300米处突击顶峰。登山队员完成了第一个“战役”，安全返回大本营。28日，另一批登山队员出发了，打响了第二个“战役”。这一次的难度明显比第一阶段高，冰崩和雪崩随时都可能出现。登山队员十多个小时没吃饭，没喝水，硬是打通了通往北坳的大道。队长史占春带领队员沿着副队长许竞打通的道路，终于上升到7300米的高度，为第三次行军到达8000米以上的进军路线，进行了必要的侦察并确定了初步方案。29日，登山队开始了第三次征服高度的战斗。行军过程中，有的人因为缺氧而晕倒，但困难吓不倒他们，经过两天的奋斗，他们终于安全到达7600米，这是我国当时登山史的新高度。登山队开始了对被人称为8000米以上高度的“死亡地带”的征服，第二天晚上，他们战胜了被认为不可征服的“第二台阶”，登上了8600米的高度，并安全返回大本营，胜利地“超额”完成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任务。

5月24日上午，登顶的总攻终于打响，四名精选的队员从8500米的高度开始了对珠峰的冲刺。课文就是从这里开始节选的。

整体把握这篇课文，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单从课文来看，好像就只是这四个人的登山故事，但联系全篇通讯来看，三位队员最后的胜利，是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结果，是集体主义精神的胜利。假如没有二百多名队员和服务人员的前期大量工作，没有几次集体的适应性行军，打通通向珠峰的关键性道路，则三位队员绝没有可能取得登顶的胜利。（注意几位冲顶的队员是所有队员中的佼佼者。）登山活动与其他探险活动相比，其集体协作精神显得尤其重要。为了队友的成功，还要有勇气献出自己的生命，刘连满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

登顶过程中，要注意作者着意描写的三大困难：寒冷、黑夜和缺氧。而这三者都构成对生命的极大威胁。作者在行文中处处表现这些困难对于队员的严峻考验。正是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才充分体现了队员们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为此，教学时让学生默读课文，总结登山英雄是靠的什么来克服上述困难的（靠意志、毅力、团结合作和牺牲精神）。

作者叙述事件有详有略，选择最典型的事件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如重点写了征服“第二台阶”。这一“台阶”被外国探险家认为是不可逾越的，1924年英国赫赫有名的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就是在这一带失踪的。还重点写了刘连满同志宁可自己牺牲也要把氧气留给同志的事迹。由这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窥见全体登山队员的优秀品质，也可以推断这样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

（1）文章共有几处景物描写？它们在文章中起什么作用？

共四处，①:”5月24日清晨，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上，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散。“②：“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顶峰还露出隐约的轮廓。”③：“夜更深沉，山上山下到处是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④：“举目四望，朦胧的夜色中，珠穆朗玛山区群峰的座座黑影，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这些描写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阅读的紧张之余还可以求得放松，来欣赏一下美丽的珠峰景色。这在阅读效果上可称为一张一弛，给人以美的享受。

（2）四位登山队员中，刘连满最终并没有登上顶峰，但作者却用大量的笔墨来写他，这样做是否有些喧宾夺主？

不是；因为其他三位队员之所以能够登上顶峰，是因为当面对一个三米多的岩壁而所有队员无法继续向上爬时，是刘连满主动提出当人梯，让其他三位队员踩在自己的肩膀上，从而顺利爬过岩壁，最终到达顶峰。这表现出了刘连满身上那种舍己为人，甘于奉献的精神。如果没有他来当人梯，从小的方面来说，可能会导致四个人葬身于这座山中；从大的方面来讲，这不单单是四个优秀登山队员的生命了，而这意味着此次登山计划将会面临破灭，也就毫无意义了。此次登山计划也就无法成为中国历史上那辉煌的一刻。可见，刘连满这看似普通的行为，这看似普通的人，将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啊！

一、阅读课文，概述几名登山队员突击主峰的经过。

设题意图是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要注意让学生概括得尽量简洁。

参考答案：

经过充分的准备，5月24日上午9时，登山队员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向珠峰最后380米高度冲击。他们艰难地向前行进着。两个多小时后，著名的“第二台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沿着第三次行军侦察的路线，冒着严寒，花了五个多小时，用搭人梯的方式，爬上了不到7米高的“第二台阶”。这时，队员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对手──黑夜的挑战。他们借着雪夜的反光，一步一步地前进。由于前面用时过多，他们背上的氧气已经所剩不多了，他们这时又受到缺氧的严重威胁。反应最强烈的是刘连满，他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了。为了争取时间，大家决定刘连满留下，其余三人以最快速度突击登顶。严重缺氧的刘连满躺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块旁边休息，开始进入一种半昏迷状态。这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定把自己所剩不多的氧气留给登山的同志，并留下了一封感人的短信。与此同时，三位登山队员正搏斗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匍匐在地上，借着星光和反照的雪光，辨认路途，艰难前进。到8 830米时，三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他们果断地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艰难而危险的无氧攀登。这样的攀登，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他们四肢更加沉重了，行动更加迟缓了，有时攀过一米高的岩石，也要用半个多小时。但必胜的信念在支持着他们。凌晨，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坡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

二、下面是课文中描写景物的句子，注意观察夜色，试着仿写几句。

1．清晨，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峰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上，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散。

2．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顶峰还露出隐约的轮廓。

3.举目四望，朦胧的夜色中，喜马拉雅山区群峰的座座黑影，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他们三人的头上，只有闪闪发光的星斗……

设题意图是引导学生关注课文中的文笔精华──写景的句子，积累下来并学会模仿、运用。

没有固定答案，可让学生当堂仿写，要提醒学生调动生活积累，充分发挥想像，尽量写出当地夜景的特色，写出夜色的美。

三、探险，需要有强烈的集体合作精神和崇高的奉献精神，以前文的劳伦斯·奥茨和本文的刘连满等队员为例，写一则心得笔记。

设题意图是把两篇课文连贯起来学习，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同时培养学生书面表达能力。

一、中国人从北坡攀登珠峰，在世界登山史上是一件大事。教师可以预先布置学生在课外设法了解一些有关的背景材料，以使本课的学习更有历史和文化内涵，把课内外学习联系起来。

二、这是一篇自读课文，可让学生练习复述课文内容，注意作者叙事的详略，并在今后作文时学会运用。

三、有条件的，可播放雪域高原特别是喜马拉雅山和珠穆朗玛峰的光盘和图片，以加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效果。

四、利用本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中国登山健儿成功征服珠峰，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坚强的，中国也不乏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高水平的探险家。以此激励学生探索自然奥秘的壮志豪情。

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

中国西部的山脉，大多横亘绵长，山体高峻雄伟。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同尼泊尔、印度等国边境上的喜马拉雅山脉，绵延长达2 400多公里，主脉海拔平均超过6 000米，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山脉。

在喜马拉雅山脉之中，海拔在7 000米以上的高峰有50多座，8 000米以上的有16座，著名的有南峰、希夏邦马峰、干城章嘉峰。“喜马拉雅”在藏语中就是“冰雪之乡”的意思。这里终年冰雪覆盖，一座座冰峰如倚天的宝剑，一条条冰川像蜿蜒的银蛇。其中最为高耸的则是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上的珠穆朗玛峰，它高达8 844.43米，是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峰高势伟，地理环境独特，峰顶的最低气温常年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山上一些地方常年积雪不化，冰川、冰坡、冰塔林到处可见。峰顶空气稀薄，空气的含氧量只有东部平原地区的四分之一，经常刮七八级大风。十二级大风也不少见。风吹积雪，四溅飞舞，弥漫天际。珠峰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很早就为人们所注目。1960年中国登山运动员和科学工作者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首次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创造了世界登山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从60年代起，中国科学工作者对珠峰地区进行了全面考察，在古生物、自然地理、高山气候以及现代冰川、地貌等多方面，都获得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1975年，中国测绘工作者在中国登山队的配合下，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精确地测定了它的高度，并绘出了珠峰地区的详细地图。所有这些，为中国开发利用西藏高原的自然资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

珠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原是一片海洋，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从陆地上冲刷来大量的碎石和泥沙，堆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形成了这里厚达3万米以上的海相沉积岩层。以后，由于强烈的造山运动，使喜马拉雅山地区受挤压而猛烈抬升，据测算，平均每一万年大约升高20~30米，直至如今，喜马拉雅山区仍处在不断上升之中。

（选自《中国地理常识》）

故事，铭刻在雪山

主持人司马南：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是湖北卫视新推出的一档节目，这个栏目的名字叫《往事》。大屏幕上播放的这一段是40年前的事，中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故事。当时全国人民非常激动，那种激动，那种欢快，登山队员的那种牺牲和奉献（精神），都已经尘封在历史的记忆当中了。我们这个《往事》剧组，从尘封的记忆当中，发掘出这段往事，我们今天还非常有幸请来了中间的那个小伙子，中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勇士，后来又当了中国登山协会主席的王富洲先生，让我们有请王富洲先生。

司马南：王先生您好，您请坐。40年前拍电影的时候，您在中间我看是很年轻的。

王富洲：那时候25岁。

……

司：您再重新看这段电影，想一想当时的登山，让您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王：1960年登到8 700米的时候，在这个“台阶”下面，我们的确感到了困难。这个“台阶”也就是6米多，整个是垂直的，垂直的峭壁。这个6米多，我们整整在那儿攀登了5个小时。太阳已经很偏西了，7点左右了，大家的氧气都不多了，本来这个氧气就是一天的氧气，也用完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三个人的教练刘连满同志，想了个办法要搭人梯。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刘连满同志蹲在下面，其他几个同志踩着他的肩膀上去了，刘连满同志因为体力极度地消耗，两条腿支撑不了身体了，都摔倒了，的确是不行了，已经精疲力尽了。

司：就留下他了，然后你们三个继续攀登。

王：其他同志就继续攀登登上了顶峰，登上“第二台阶”，连满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司：在搜寻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找到刘连满同志，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最后在哈尔滨终于如愿以偿。我们前方记者可以说费了千辛万苦，半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了刘先生。

外景录像

或许是第一次感受到冷得这么真实这么透彻的冬季，这座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北国都市哈尔滨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我的采访对象──中国60年代的登山英雄刘连满的事迹，一并成为我这次北行的兴奋点。我不止一次地想像着眼前这些欧式建筑里就住着刘连满，而刘连满40年前的故事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当年在距珠穆朗玛顶峰140米的地方，就是他毅然放弃了生存，献出了自己的氧气，让三位战友踩着他的肩膀攀上了顶峰。40年来这三位登山英雄一直在中国登山协会担任要职，而刘连满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听说他当年登山回来，就被分配在哈尔滨电机厂工作，我采访的第一站就是这家工厂，厂工会的同志告诉我说，老刘从这里退休已经七八年了，很多新同志都不认识他。退休前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家里三个孩子都已下岗，老伴也没有工作，生活上很困难，据说他在外面一家厂子里打更（看门）。不知是出于固执还是因为不太相信，尽管天色已晚，我仍然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刘连满的家。就在这个陈旧的生活区里的这套小房子也还是前不久省长批示后，厂里照顾给他的。这一天我没有能遇着老刘，倒是有幸认识了刘连满的老伴，因为她对我们的摄像机不太适应，在我们关机后她才告诉我们，老刘外出找工作去了，因为打更的饭碗已经丢了。冬夜里一个人的家很冷清，而和这个家一样冷清的是桌上刘连满40年前的荣誉，当晚我最终没有能等到老刘回来。第二天，天放晴了，老刘依旧早早出去找工作去了。我还是没有能见到老刘，我又分头与另外三位登山英雄取得了联系。他们的工作非常繁忙，过去的那段经历和荣誉，已经成为众多商家争相聘请他们的本钱，而老刘今天还不知道能否找到工作，正在我为刘连满祝福能交到好运的时候，我终于在暮色中看到他高大的身影。

司：大家从屏幕上看到，我们的登山英雄是一个普通的老头，是一个很平和的老人。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刘连满先生。刘先生有请。（刘连满上，掌声）

司：刘先生我看您比较激动，您是看了年轻（时候），登山的那段经历有些激动，还是40年回味生活，您有特别的感触，换句话说，您特别想说点什么。

刘：谢谢大家还记着我。

……

刘：我自己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不是哪一个人想在这里头冒个尖，也没有这种想法，这是集体的，不管谁登上去都代表我们国家，所以我的主导思想也是这样。所以开始登山队的领导，对我的体力和技术也比较信任，几次侦察都是派我去。

王：就是每次登（山）的时候，连满同志就先把前面的困难路段先侦察一下，侦察完了以后，再修好，挂上绳子，其他队员再上去。

司：在登峰顶的过程当中，我听说连满救过您。

王：有几次，特别是刚才说到，我们下“第二台阶”的时候，要不是连满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相反地体力得到了一些恢复。不是过去说高山生理现象，说在那儿住一夜人就死掉了。他得到了恢复，我们下来的时候，还就他身体（体力）好，下“第二台阶”的时候就是他保护了我们一个一个下来。

司：那是送上去再接下来。

王：对。我带了一张（照片），过去连满同志攀登冰峰的时候。

司：是立着的。是这样的，这么陡峭。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地方拍的？是什么人拍的？您还有印象吗？

王：这个（照）片就是在北坳冰陡壁上，这是过去跟我们一起登山的摄影记者陈雷生同志拍的，他这次也来了。

司：有请陈记者。

（陈雷生上）

陈：哎呀，又见面了。

司：陈先生，您当时跟着登山队，最高走到什么地方？

陈：我就是到北坳，他们这四个人登得最高，而后三个人到了峰顶。这是四个人下山以后，当时的媒体对他们宣传的情况。

陈：说新闻媒体我就想到，有新闻媒体集中到这儿的摘录，他们上去三个是中国的好样。但是好样里头还有这位刘连满同志。为什么？我都忍不住激动。自己已经是很困难了，在又缺氧又寒冷又没有东西吃，生命危难的时刻，它（书）都记载了，刘连满用了半个小时，很艰难地留下了他的话。这话怎么说呢？

王：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登山下来以后，刘连满在8 700米等我们，跟我们招手，我们下来后，当时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连满同志还活着，大家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这时候，我发现连满的氧气瓶子下面压了张纸条，我拿起来看了看，这是连满同志给我写的纸条，因为我是负责人。

……

司：刘先生，当时您把氧气留给他们三个，您心里非常明确知道自己选择的是死亡。您当时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刘：因为当时我认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需要我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

……

司：您一个月多少钱？

刘：收入500多，扣一些钱还剩400多。

司：我觉着您很不幸。

刘：我感觉还可以。

司：您又特别幸运。

刘：生活吧，就应该向低水平的去看，工作可以向高水平去看。如果生活你向高水平去看，你老也满足不了。不如我的有的是。

司：回头去看过去的往事──咱们这个栏目就叫《往事》──您实实在在地给我们讲后悔不后悔？

刘：没有什么后悔的。因为我这出身回忆起来，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这生活，我应该感谢党感谢国家。过去我是过流浪生活，从小就没有了父亲，靠母亲讨饭把我养大。当我母亲不能要饭了，我八九岁出去过流浪生活。

司：您也传奇。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讨饭，可是你身子板又长得这么结实，能当登山队的教练。

刘：因为我这人特好动。小的时候就是特别有劲。年轻的时候挑个五六百斤，挑起来就走。司：您每天还锻炼不锻炼？

刘：就每天早上起来走个十来里地，再走回来。

司：看着你们三位生死兄弟，这位是高级记者，这位是前登山协会主席，王主席，您是在工厂。

刘：不能都当官，都当官就没兵了。我有困难的时候，我那些学生，那些战友，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甚至于有一些不知名的人，也给了一些帮助。

司：您老是想着别人的好。

刘：是人家对我有好处，我怎么能忘呢？

司：您跟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讲一句实在话，这辈子人和人之间什么东西最重要？

刘：感情。我认为是感情。刚才说到那个救助的问题，帮助别人的问题。我想在当时来说，登山队我认为每个队员都能做到这一点，不是说登山队就我一个人能够把氧气舍出来给别人。

……

我的心永远属于喜马拉雅（贡布）

贡布，男，藏族，1933年出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所作乡，从小就是为领主放羊的农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6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日喀则班禅警卫营当兵，1958年11月，进入中国国家登山队。1960年初，参加举世瞩目的攀登珠穆朗玛峰行动，并于5月25日凌晨5时和两位汉族队友一道登上了珠穆朗玛峰。1962年，加入西藏登山队，1964年被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当选为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72年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分管登山运动，1993年退休。

我1933年出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所作乡。家乡的海拔很高，祖祖辈辈都要和大山打交道。所以，我从小对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后来从事登山运动，也是非常自然和符合自己心愿的。我是一个幸运者，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和现代登山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登山成为我终生从事的事业。

说到我的登山运动生涯，那还得从40多年前谈起。

我小的时候，是地地道道的农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要为领主放牧。在黑暗残酷的旧西藏，广大农奴受尽领主的打骂和凌辱，吃饱穿暖都是奢望。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会成为国家的登山运动员，而且成为第一个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中国人。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6年，我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在日喀则班禅警卫营当兵。

1958年10月，中国登山队来到日喀则，先乘汽车到萨迦县的一个区，没有路了，然后再骑马到珠穆朗玛峰山区。大概是11月的时候上到海拔6 500米的地方，实际上是进行攀登珠峰的前期训练，我们排的一位藏族副排长也跟着一起上去了。

有一天早上，正在洗脸的时候，我无意中问我们的副排长，前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他说是到珠峰去了，并反过来问我：“你想不想去登珠峰？”我以为是在开玩笑，就说去。没想到他说的是真的，他让我今天不要吃饭，不用参加军事训练，有别的要事。

那天上午，我们营里有30多人集体到医院去进行身体检查。第二天，我们又到登山队住的招待所进行测试，身体全部合格。第三天，我们一行20多人在登山队领导的带领下来到拉萨。我们脱掉军服，换上运动服，在军区训练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紧张训练。后来，我们又到念青唐古拉东峰海拔6 000多米的雪山脚下进行冰上训练。

1959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当时的拉萨气氛很不平静，少数上层反动统治者在3月份发动了武装叛乱。我们的训练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停止了有规律的训练，拿起枪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平叛斗争中。平叛胜利后，我们的训练转入正常，不久就到新疆境内攀登了被称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登顶成功后，我们回到北京，参加了令人难忘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1960年初，我和队友们返回西藏，参加举世瞩目的攀登珠穆朗玛峰行动。这期间我的身份一直是军人，装备、津贴都是部队发。

3月初，我们来到珠峰脚下的大本营。最初我不是突击队员，承担修路、运送物资任务。突击队第三次行军，由于经验不足，在7 450米的地方遭遇大风的袭击，坚持到达8 300米的高度后，登山行动被迫终止。我当时与突击队员们在一起，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此后，登山队组织了第四次行军，重新调整突击队组成人员，我就入选了。

我们从8 100米的地方出发，半夜行军，上到8 500米后，没有吃的，5个人就在冰天雪地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和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4个人忍着饥饿，继续向上攀登。原计划是登顶后即刻下山，没想到前面还有“第二台阶”挡路，怎么也上不去，耽搁了5个多小时。等我们到达8 700米处时，已是半夜。在这里呆是不可能的，很快就会冻僵，一旦迷糊起来，很容易死亡，下撤也不是办法。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夜里登顶，刘连满因为体力不支，没有继续攀登。

那个时候登山经验少，装备不足，行军速度也慢。上到一定高度后，嗓子是哑的，嘴巴全裂开了口，我们很少说话，要表达某个意思，就用手指比划一下。体力消耗极大，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系鞋带，要用半个小时，戴冰爪，更是费劲。

终于，我们三个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时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我们知道，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登顶成功了，就能到北京去，就能见到毛主席了。

那次登山，奠定了我以后终生从事登山事业的基础。当然，如果没有翻身得解放，我仍然是个农奴，广大西藏人民也不会有机会参加国家的各项建设，我也不会参加到伟大的登山行动中。

记得家乡有一座山峰，5 000多米高，上面没有一根草，过年时上面要插经幡，小的时候我上去过。从小在山上山下放羊放牧，对山有一种浓厚的兴趣。也许我生来就是与大山打交道的。

1962年，西藏登山队成立，我正式加入了登山队，生活在林芝登山营。1964年登山队首次攀登西藏境内的世界第十四高峰希夏邦马峰，这次我没能参加，上级派我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了3年，我也同时被选为西藏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在1965年9月回到西藏，继续参加林芝登山营的训练工作。当时，国家决定1967年再登珠峰，由我担任登山队副队长。我们在当年秋天把队伍拉到珠峰训练，有的人已到达8 000米的高度，运送了登山物资。那年有一个分队在北坳大风口遭遇大风，遭受惨重的打击，有30多人被冻伤。

这次训练后不久，“文革”开始了，登山队也没有幸免，搞批斗、游行，贴大字报，攀登珠峰行动也就告吹了。后来，有一次我在打篮球时腿部严重受伤，在北京治疗也没有治好，这样我不得不忍痛放弃自己心爱的攀登高峰、挑战大自然的乐趣，承担了登山指挥、管理方面的工作。

1972年，上级任命我担任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分管登山运动。1975年，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再次攀登珠峰，我又一次住到珠峰脚下的绒布寺，参与登山行动的指挥。算起来，我总共在珠峰山区参加了4次登山活动，这些是我的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多吉占堆、薛文献记录整理）

登上地球之巅读后感

《登上地球之巅》讲的是四名中国登山队员从珠穆朗玛峰的北坡攀援而上，踏过千年冰雪，翻过万丈巉岩，最终他们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了地球之巅，这无疑是一场充满艰辛与危险的探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他们成功的呢？就是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在这海拔8500米以上的冰雪世界里，无数的困难险阻就如一只只凶猛的“老鹰”，时时刻刻威胁着“雁群”，但是每只“雁”都齐心协力，不怕牺牲，共同抵御入侵之敌。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是无时无刻都离不开集体的。家，是我们最先加入的集体。家人彼此间的爱护、宽容便是一幢大厦的地基；学校这一集体，同学们伸出援手助你解决问题，使你脸上的笑容重现，令这幢大厦不断筑高……家，班级，学校，社会，国家，这些大大小小的集体都是哺育我们成长的摇篮，用它们的真，善，美不断为我们的大厦增砖添瓦。

我们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前线的解放军战士和医护人员以最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大无畏的决心站在抗震救灾的最前线，义无返顾地与地震进行一场艰辛的斗争。他们心连心，用自己珍贵的生命全力挽救受灾的群众，同时也面对着死亡。社会各界的关注，八方的支持，炎黄子孙的万众一心，一首首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歌曲响彻天地之间。此时，没有人敢否认集体的力量，没有人不为此喝彩动容。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大家斗志昂扬，团结一致。我们坚信，历尽无数历劫的中华民族一定会战胜这次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夺取最终的胜利！

集体的力量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共同积累。任何时候，集体的温暖都是我们所向往的，为集体多出一份力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应该向大雁学习，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让我们的“雁群”充满更多的力量，拥有更多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