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2-16 13:28
“白洋淀诗派”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文化大革命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
岳重(根子)(1951—)：北京3中初三学生，1969年1月和芒克、多多、卢中南等人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1972年以歌手的身份加入徐浩渊沙龙。先后创作了震动沙龙的现代诗《三月与末日》、《桔红色的雾》、《白洋淀》、《深渊上的桥》等。后成为中央合唱团歌唱演员。
姜世伟(芒克)(1950—)：1969年初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1970年开始写诗。创作有《心事》(诗集)、《旧梦》(诗集)、《阳光下的向日葵》(诗集)，长诗《群猿》、组诗《没时间的时间》。文革中曾一度流传的诗有：《致渔家兄弟》(1971)、《城市》、《十月的献诗》等。芒克后来成为《今天》杂志的主持人。
栗世征(多多)(1951—)：北京3中初三学生，1969年初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创作有《回忆与思考》(5首)、《密周》(1972)、《万象》(14首)、《致太阳》、《手艺》(1972—1973)、《教诲——颓废的纪念》(1976)、《同居》(1976)、《感情的时间》(1973—1980)等。1972年加入徐浩渊沙龙。
孙康(方含)(1951—)：北京35中初三学生，“二流社”成员。1968年11月到河北徐水(紧靠白洋淀)插队。1969—1970年写有纪念巴黎公社的长诗《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1973年写《在路上》。1974年病退回京，继续创作，写有《谣曲》等。
张建中(林莽)(1949—)：北京3中学生，文革中转入北京41中，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是白洋淀诗群中坚人物。有诗集《林莽的诗》(1980年出版)。
宋海泉(1949—)：北京清华附中高一学生，“二流社”成员。1969年到白洋淀寨南插队。白洋淀诗群的中坚人物，写有《海盗船》、《流浪者之歌》等诗。
白洋淀诗群的重镇是在大淀头，在这个村集中了根子、芒克、多多三个重要诗人。其中岳重在1971年夏写作的《三月与末日》，成为白洋淀诗群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之作。
岳重、多多在1970年冬进入徐浩渊沙龙。岳重的《三月与末日》在沙龙发表后，造成巨大的冲击波，当多多坐在北京的马桶上读《三月与末日》时，感到了一种侵犯和亵渎。他评价岳重是“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徐浩渊立即在沙龙中宣称，“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
现代诗歌群落在白洋淀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各种政治、文化因素和自然条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白洋淀有三部分知青，当地回乡知青、天津知青和北京插队知青，共约合600人。其中北京知青有300人，占总数的一半。北京知青诗歌圈子在当地约有60人，相互间有密切往来。这部分北京知青不同于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显然有着冷静的分析和判断，经过对白洋淀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诸方面的考察，才决定结队到此地落户，是有选择，有准备而来。他们这批人中，有一部分是“二流社”成员，许多人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思想和文化素质比较高，是北京中学生中思想比较敏锐的一批分子。他们在知青点中相互交流、切磋，时时产生一些闪光的思想。
白洋淀方圆几十里水荡阻隔了渔民与社会外部的联系，港叉纵横如同迷宫，形成独特的经济、生活区域。水荡使各庄相互独立，却并不妨碍淀内人们的交往。白洋淀有大小三百多个淀子，大淀子有烧车淀、荷花淀、藻乍淀。这些知青诗人大多分散在寨南到淀头一线，相距不过十几里水路。在邸庄的女知青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三个师大女附中的女生，都是“二流社”的成员，她们和陶雒诵、夏柳燕在1969年一同结伙到白洋淀插队。男知青在李庄子有周舵、赵哲，寨南有宋海泉，端庄有岳重、多多、芒克。几个庄水路相距很近，他们经常乘着队里的船相互“串庄”。在各知青点“走串”都是白吃白住。乘船走水路速度较慢，有急事可以走千里堤，骑车绕过淀子较快地到达。
白洋淀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知青生计可以无忧。在邸庄潘青萍等女知青只要每天在队上干活，月底就可以开30元钱。当时的物价很低，鲫鱼是二角五分一斤。1967—1969年当地发生武斗，直到1975年派性斗争仍然很激烈，公社无暇顾及知青的思想和文化活动。白洋淀形成一个政治上相对宽松自由的小生态圈。
白洋淀在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图书。知青们带来了成箱的书籍，相互间进行传阅。由于离北京很近，沙龙中流行的书也流传到白洋淀。潘青萍从北京带来一批“黄皮书”，其中有《凯旋门》、《带星星的火车票》、《新阶级》，特别是《新阶级》在知青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些书被知青们秉烛阅读迅即消化。
白洋淀地理位置适中，不仅知青可以经常回北京，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古等地的知青也能很方便地到白洋淀来，形成大文化交流圈。白洋淀兼有乡村和城市两方面的优长，又避开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许多不利因素。诸多有利条件综合起来，使白洋淀形成一个适于诗歌活动的文化区域。
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明显地受到了外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外国译诗有力地推动了白洋淀诗人的创造。文革前译介的西方现代诗很少，布德莱尔仅翻译了7首，艾略特翻译不超过10首，还有叶甫图申科、沃辛斯基的片断，经过文革焚书，西方现代诗就更是物以稀为贵了。诗群在当时很注意搜寻译诗。多多把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中外近现代诗人的诗，抄录在一个大本上，这个大本曾在朋友们中间传阅，给大家很大的启发。林莽回忆说，当时在白洋淀流传的译诗比北京沙龙还要多。他在1971年借到了洛尔迦诗集，并看到了戴望舒的《雨巷》。芒克说，他在1972年读到了洛尔迦、马雅柯夫斯基。在白洋淀流传的诗歌还有：聂鲁达、阿拉贡、聂利亚以及方平译的十四行诗。其中洛尔迦和聂鲁达对白洋淀诗群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