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玛娜珍坦言自己写作的目的是探索，探索生命和社会。她说：“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这种模糊吸引我去写作，写的过程是思索的过程。《复活的度母》就是以民族宗教改革作为背景，作品中的观念可能一些人不理解，其实我是在做一种探索和尝试。这种探索和尝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白玛娜珍做过舞蹈家，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些经历让她对人和事很宽容。“我从来不去批评别人的生活方式。在我眼里，世界上的事物不能简单地分成先进的，落后的。这种区分本身就是落后。”白玛娜珍的话语里有种东西让人看重，这种东西就是敬畏——敬天畏地，善待一切。

谭斯颖：几岁开始喜欢读书？读过哪些书？哪些作家、哪类作品对你影响最深？

白玛娜珍：我上学那会儿，作业很少，有很多时间玩儿和读自己喜欢的书。有一次老师讲的“小石头”的故事令我着迷，父亲便帮我买了这本小说回家。厚厚的书里很多字我一半猜，一半问，有时边看边掉眼泪。那是我看的第一部小说，大概是小学二年级。上三年级后，我读的书大多是上中学的姐姐拿回来的。比如《上海的早晨》、《青春之歌》等。11岁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院图书馆里的藏书更多了。我喜欢上了普希金的诗，读完了《家》、《春》、《秋》和《红楼梦》及川端康成的可能找到的所有小说。

毕业回到西藏军区文工团，那段生活可以说是一种沉浸在舞蹈、音乐和书籍中令人陶醉的生活。我读了泰戈尔、莫泊桑、契诃夫、歌德等作家所著的大量外国优秀作品和中国古典诗词。

到后来我阅读的书就很杂了。比较来说，杜拉斯的语言像一段段迷离的音乐耐人寻味，她的《琴声如诉》、《金发碧眼》等小说中弥漫的氛围令我着迷。米兰昆德拉的理性与睿智也令我敬慕；享利·米勒的尖锐和反叛则带给我格外的惊异。还有马尔克思《霍乱时期的爱情》、《英儿》中顾城梦呓般的叙述，西蒙波娃的《女客人》等等。我喜欢过一两年再重看这些作品，每一次都会欣喜地遇上许多上一次阅读时没有感受到的东西。而这些伟大的作品在无常人生中，给予我另外一种心灵空间，无法比拟。

谭斯颖：什么时候喜欢上写作？谈谈写作？

白玛娜珍：以前，学校老师出的作文题目令我生厌并失去想像力和写作的兴趣。通常便交给宠爱我的父亲或我的一位大哥去完成。但有一次，老师要我们将《卖炭翁》翻译成白话文，我却把这篇古文改写成了一篇主观感情充沛的散文。这个作业使我一不经意找到了抒发胸臆的途径和其中的愉悦。我开始喜欢写东西了，上课时也要偷着写心想的诗和短文。但真正开始写作是在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回到西藏军区文工团工作以后。当时在那种浓郁的艺术氛围中，我年近16岁，想要尝试以学院生活为素材写小说，很快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十七岁的恋情》，母亲介绍我认识了西藏文联的田文姐，带我去她歌舞团的家里，请她看我的处女作。这以后的作品比如我在拉萨晚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山那边》，是写一个康区少女逃脱当地一妻多夫的婚姻，渴望拉萨的故事。从此，我开始在区内外报刊杂志发表自己的诗和小说。

可以说，我写作是从小说开始的。后来也写了不少的诗，大多收入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在心灵的天际》。上中国新闻学院时，又喜欢写散文了，经常在《散文》月刊发表作品，并曾获得《散文》月刊和《散文百家》主办的“精短散文优秀奖”。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散文集《生命的颜色》。在作协工作以后，有了相对稳定的写作时间，得以完成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

2003年12月，《拉萨红尘》获得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妇女读物研究委员会主办、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小说类入围奖。这是迄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最高级别、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奖项。其中，《拉萨红尘》能在5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西藏第一次获得该奖的作品，这是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我的共同荣誉。目前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心箍》已全部完稿，约25万字左右，正在修改中。

谭斯颖：从一个电台主持人到写作更享受哪一段？

白玛娜珍：这个问题使我想到我从事过的职业：舞台上的表演；广播、电视里的播讲以及记者采访时一问一答的记录与报道……去年秋，我的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时，好几个记者也这样问我。中央台《张越访谈》节目的开篇语也从这样一种好奇展开话题。但对我，工作上的一些变迁在这20多年中十分自然。每一个年龄段，我很庆幸我的职业都是适合自己的，也是自己当时所热爱的。比如少女时代的舞蹈；热血青春时四处奔赴，初为人母之际在某个栏目浅谈社会与人生……当然现在，我更喜欢一个人很宁静地写作。

谭斯颖：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如何克服非母语创作困难？

白玛娜珍：谈到母语，在我4岁离开拉萨来到成都同龄孩子中间时，我的语言和发音令他们惊讶不已。但除了藏语，我无法再有别的语言与他们交谈。我仍刻当时的懊恼和气愤，因为语言的隔阂，我似乎被那些孩子视为另类。5年以后，我跟着父母回到拉萨时，却几乎完全忘记了儿时的母语，只会说汉语，进到汉族班学习。

当然，这种遗忘只是一种沉睡。母语与母亲的乳汁一起，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当我开始写作，我自然选择了我最能驾驭的，好比航行船——汉文。并领略着方块字的奇妙，以此去触摸一个人、藏族人，不同的人的内心情感与精神世界，发现在文字的两面，人们的心竟如此不同又同出一辙……

这时，母语是我内在的一双飞的翅膀，而不是我写作的障碍。

所以，我的写作并非要完成对母语的表达。作品的风格也不因对母语的依赖和刻意地追求而形成。

谭斯颖：评价一下西藏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文学创作的状况？

白玛娜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藏文坛十分兴盛。扎西达娃、马原、马丽华等一批作家的诞生，使西藏文学史在这一时期十分灿烂。到了九十年代，一切已很不相同了。这个领域变得相对僻静。除非作品一时畅销，才会在某一阶段某一层面引人注目。市场经济对文学作品的考验是多方面的，更是对作家的一种锤炼。擅长文字的人，可以在其中有各自的选择，地自己的作品有各自的定位。就此，目前的写作环境应该是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更宽松，不必一哄而起，尽可标新立异或一意孤行。而这一时期对一个藏族作家，国家虽仍有一些特殊奖项和政策予以鼓励，但那种喧闹的扶持和刻意栽培的时代已过去，所以，现在西藏文坛的沉寂，我认为很正常。

谭斯颖：评价一下西藏纯文学前景？

白玛娜珍：在许多地方，比如成都、北京、深圳、上海等等书店里人都很多。书店并不冷落，书商们也空前活跃。物质生活的提高，的确已使更多人感觉到精神上的饥渴。所以，作为精神产物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一种很好的“食物”。虽然常言道萝卜白菜各有所好，但营养价值高的必将被有条件享用的人们了解和选择。纯文学的特长也在于此，令人回味，反复咀嚼并可能使几代人受益。在西藏从事纯文学创作也不例外。

谭斯颖：谈谈你的写作风格、选材和创作的乐趣？

白玛娜珍：我从一开始写小说现在又回到了小说创作。其间，比如我的诗、散文，少女时代的激情和纯挚，好似影集中曾经的照片，是令我缅怀的时光。无论稚嫩或青春昂扬，都是韵味所在和文章的风格本身。因为每个阶段的作品在那个时期，就创作而言是不能重复的。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但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中我仍写出了很多的诗，我十分喜欢。并不拘形式，使散文的韵致贯通在故事中。

写小说时，因为想要知道这个故事会怎么发展，如何曲折或他、她会遭遇什么等等未知的一切以及充满脑海的模糊不清的种种情节，令我迷惶和急切，写，便成为一种引领和探寻，其间愉悦无限。而无论写什么，我十分在乎将写的每个字。当一个个奇妙的字眼完成无法表达的表达，写作的乐趣莫过于此。每个字，好比一只眼睛，当它们灵动于作品之中，作品突然就具有了生命。这就是通常人们说的文采。我认为这也是区分一个作家平庸与才华横溢与否的所在。

谈到作品的选材，我想一个人把有限的时间花在刻意体验比如游牧的、农耕的或一切自己所不曾经验的生活方式上，将使写作陷于一种对生活的拙劣的临摹。但我尚活着，这种存在与别的存在的共通处在于，无论生活在什么方式中，心灵与精神是我们的本质。

如今，当写作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得已摆脱许多精神的羁绊，而在那镜里人生，如何纷乱迷惶，都是好看的。

白玛娜珍是当代西藏文坛的优秀作家。她的作品持续不断地受到了区内外论者的广泛关注。许多论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她的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评述、研究。早在几年前，我就开始关注她的创作，并做了一些阅读笔记。我一直想寻找机会与白玛娜珍进行一次面对面对的交流，就她的创作和我的阅读感受做一些探讨。2013年8月，在高原古城拉萨，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了这位勤奋、智慧、敏锐的作家。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欣然答应。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问答式对话。尽管这个对话并不是完全以面对面的方式完成的，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话之间的“自由与随意”。我希望我们的交流和探讨既是对她创作过程的一次回顾，也是对其艺术世界的一次开掘。

一 艺术人生

胡沛萍(以下称胡)： 您的人生经历用丰富多彩来形容似乎很是恰当，尤其是少年时代更是如此。从小离开家乡、别离亲人到遥远的陌生都市学习生活，之后又辗转于几所高等院校，进入社会之后又变换了几家单位。这种漂泊不定的人生“迁徙”给予了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感悟？

白玛娜珍：十一岁离开家后，几乎再也没有和父母姐弟稳定地一起长时间生活过。除了节假日，一直一个人住在部队和单位宿舍，然后自己成家等。真正读书上学的时间也不多，都是短期的，最长的是军艺三年和重庆学新闻两年。重庆新闻学院两年中大多讲的是党性和人民性，所以我一直逃课睡大觉。但后来舞蹈演出和记者采访等工作使我有机会去到藏区很多地方，并经常往返在藏汉两地。这些成长经历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带给心灵的孤独与创痛。

胡：如今已经过了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专心创作的您是否还常常想起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是否觉得对于您的文学创作来说，它们其实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白玛娜珍：在不同时间得以从事不同工作的经历，使人生的每个阶段看起来各具特色，丰富了写作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写作表面看是一个人伏案的稳定状态，但其实“颠沛流离”转向了心灵和思想的内部。

胡：从很小的时候起，您的人生就与艺术连在了一起，不过那时是舞蹈。对于许多人来说，做一位舞蹈演员其实也是让人羡慕的，您为什么要终止自己的舞蹈生涯呢？现在有没有后悔之意？

白玛娜珍：从小我在人们劳动的快乐中长大。无论做什么，大人们总会哼着歌，或笑逐颜开和具有幽默感，让我懂得，一切劳动没有等级和优劣。所以那年全国大裁军，西藏军区文工团的编制要改成宣传队，大部分人都得下地方，面对工作的变迁，我们都很平静，很自然就改了行，高高兴兴地去到不同单位开始在不同行业中工作。我去到广播电台，和咸阳民院中文系毕业的那批大学生一起参加了记者培训班，考上了记者。

胡：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似乎也经历了一段寻找的经历。小时候学舞蹈，后来在中国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其他专业，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又是记者。尽管记者也是搞创作的，但在性质上与文学创作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是否可以说，您是在从事新闻工作时才真正意识到您的兴趣在文学创作方面？

白玛娜珍：是在我三十岁以后，那时我在电视台做主持人和编导。其实采编播都得做。工作很忙，而我已经做母亲了，有时忙得没时间回家给孩子喂奶，所以考虑改行。因一直没间断文学创作，就感到自己一个人写作这样的个体劳动能够兼顾家庭，就开始办理调动，从此转入文学创作领域。

我兴趣广泛，希望尝试各种行业。但一个人应该清楚自己最需要什么，心灵的需要是什么。而一直以来，我感到我心底涌动的写作的激情从未间断，所以最后，从事写作，顺应了当时生活对我的要求和我内心的追求。

胡：毫无疑问，您在内地大都市的生活经历对您的创作无论在题材选择还是在主题表达上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似乎贯穿于您的整个创作之中。最显著的表征就是您的作品在空间上跨越了西藏，您笔下的人物穿梭于内地大都市与拉萨之间，许多事件也发生在内地；同时，您的作品充满了现代气息，这种现代气息不仅体现在客观环境，如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眼花缭乱的物质享受，还体现在人物精神观念方面，如追求个性、我行我素等。我觉得您能有如此的开阔中眼界，显然与您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是这样吗？

白玛娜珍：藏族传统文化养育了一个具有和谐心灵的善良、幽默、智慧的民族，这个民族在人类生命的最高地，创造出独特的人类文明，然而，当我离开我的族人，在其它地域不断地穿梭往返，就感到被众多的文化冲突包围。当我一次次陷入不同的社会人群，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生活追求，不同的生命境界，令我倍感孤独。从这个视角，我仿佛感受到我的族人，在历史的变迁中心灵的裂变和丧失尊严的痛苦------所以，我的写作，一直在这样的路上辗转倾诉。也许以后，我还会在这条路上深入，但我明白，藏族文学，应该从这样的处境和窄缝中，去往世界文学那充满人性光明的丛林。

胡：在我的感觉中，您似乎是一个把生活当做艺术，艺术当做生活的女性。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一个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女人？这种生活习惯是不是对您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白玛娜珍：的确，生活是一门应该以毕生去学习的艺术和事业。生活与艺术从来不是对立的，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我的父辈和族人，情怀浪漫，使每个生活细节无不透散着优雅和精神的芬芳。他们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对待生命的态度，博爱的胸怀、独特的精神特质，把我们的生活升华如史诗一般，在这样生活的艺术中，我观念一点一滴，从最细微深入，发挥着女性在写作中的特长。

胡：您似乎对自然有一种特别的亲和感，自然中自由奔放的万物好像对您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当然这只是我阅读您作品时的一种体验。如果这种体验可靠的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与您在创作中张扬人的自然天性的艺术追求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白玛娜珍：大自然以博大的爱，恩泽着一切生命。而在世界屋脊，我的族人世世代代与自然亲密相处，在自然的怀抱中与其它生命亲如手足。对小到蚂蚁、微生物都会时刻顾念以及不可见的饿鬼、幽灵，都不忘给予一份关切、愿想和尊重；做到不杀生、与它们共享时空。所以我在散文集《西藏的月光》多篇记述了这样的细节和感受，我写下一个个平凡的藏族人，在平常日子里，在生活最细微处，他们精神的光辉，记录了自己在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关怀中，得以在大自然中获得的亲缘感，归宿感、家园感------

胡：您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是您创作的一大资源。但这些资源只是一种客观素材，如何转化成您所希望的艺术成品，还需要一些必要的表现手段。在阅读您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时，我感觉到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表现手法还是比较熟悉的。您时常阅读国内和国外其他作家的作品吗？您阅读的时候您更关注它们的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法？

白玛娜珍：阅读时，我首先感受到的是文字。文字是文学的载体，文字不好，再多的故事和思想，就像装进了一艘破船。

我从十二、三岁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的汉文翻译作品。文本显示出的那些不拘一格的叙述方式，具有异国文化特色的故事、人物及思想，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胡：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您觉得他们的创作在哪些方面吸引了您？

我喜欢杜拉斯、米兰·昆德拉、亨利·米勒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米拉日巴传》、《莲花生大师传》、《西藏度亡经》、《德兰修女传》、《甘地传》、西蒙波娃传记、《西藏生死书》、香奈儿传记、《慧灯之光》、《佛本生故事》以及《我的名字叫红》和大江健、张爱玲等等还有很多我的朋友们写的书，一一例举不完。

我爱看书，阅读是人生的最美。

除了文学作品，我的阅读兴趣较广泛，也喜欢时尚杂志、医学刊物、生命科学、宇宙之谜以及自然科学类、哲学、心理学、佛学类书籍等等都很爱看。很多时候，灵感和写作的构思从阅读文学以外的图书中也得来许多。

胡：您似乎是一个家园情怀非常浓厚的人，这可以从您的诗歌、散文作品中体味出来。对于您的创作而言，家园、家乡，或者说西藏这块高天厚土意味着什么？

白玛娜珍：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追求的真、善、美的境界是超越道德礼教的层面的，而来自于关于宇宙、关于生命究竟的深邃智慧。所以，当你在街上跌倒，或是老人在医院排队，都会得到热心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帮助和仁爱。而一只狗、一只小鸟在藏地都能够获得临终救度。还有很多比如供“苏”，是专门点燃香柏，加入糌粑、白糖、酥油、等以食物的精气和愿想慰藉饿鬼、幽灵等。出家人更是在每天早晨自己滴水未尽前要给饿鬼道和幽灵奉上七滴水作为水供；走路时也不会大幅度甩手，担心惊扰存在于空气中的无限存在着的灵识；还有在水里撒甘露丸，在水里印六字真言等，关照水里一切生物、微生物---- 这些数不胜数的仪式和民俗，表面看天真烂漫，实则展现了藏民族的慈悲情怀和众生平等的生命境界。这样的文化人群中，博大的爱的智慧和爱的力量，令我充满了写作激情。无论我去往何处，都思念着西藏，我的拉萨。那里有亲善的人们，有笑容，有人类的文明。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和我写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那片高天厚土，那里的人们如何与自然相互依存，怎样尊重和观爱另类生命、怎样面对疾病和困境，怎样在灾难面前平静和保持尊严以及如何面对死亡与新生-------

胡：您在您的许多散文作品中提到了您的儿子，能够感觉到您对他充满了本能般的爱意，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太过溺爱、放纵的感觉。儿子的出生毫无疑问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您觉得儿子出生之前和之后您的创作有什么差别吗？

白玛娜珍：孩子出生前我青春懵懂，不知疲惫。孩子出生后，我背负起了对另一个生命的具体责任，使我的人生变得沉甸甸。但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人类相互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藏族文化与哲学也早已告知我，不仅是人类之间，是所有众生都有亲缘，在生死轮回的路上，都曾做过自己的儿女和父母。所以，当我爱着我的孩子，我力求警醒自己不执于“我的孩子”。当然，孩子的诞生，也使我感受着生命情感中最无私的母爱情怀。无论人类和其它类别的物种，因为母性的爱，得以使一切生命繁衍并存活。从这个角度看，母爱无疑是一切生命情感中最高尚的，是造物主为了保护生命，赐给我们的巨大的爱的能量。

那么对我的创作而言，儿子的到来，也把我的写作从成人世界引领到了人的本初世界，并伴随他的成长，我也仿佛进入写作的倒叙，开始尝试与他合作写漫画图书。并更加关注当下孩子们的教育和心灵处境。

我希望终有一天，我能开始写儿童和青少年题材的故事。因为那个世界是那么纯真和美丽。

胡： 在您的成长道路和创作路途中，您的父亲似乎是一位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从您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您对父亲充满了深切的感怀之意。您觉得您父亲在哪些方面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白玛娜珍：父亲一直鼓励我学习上进，是我曾经执着于梦想的巨大精神动力。使我自信、勇敢、个性十足。我刚当记者时，父亲还年轻，我们父女两常一起骑自行车出去采访，爸爸会陪我去采访。当电视、广播和报纸有我写的头条报道，父亲会非常高兴。他那时送给我很多关于新闻写作的书籍，大多是西方的，令我的新闻采写观念在那时显得很前卫。但当我出乎父亲的意料开始文学写作，作为新闻人出生的父亲，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对文学的迷茫。

胡：我记得您在一篇散文中提及您的父亲一开始反对您搞文学创作，但在您的一再坚持下也就同意了。父亲反对您从事文学创作，您当时是否对父亲的良苦用心有所理解？您是如何说服自己的父亲的？

白玛娜珍：当我开始写作，我的父亲始终将信将疑。至今仍在担心我。我明白，父亲他对文学艺术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感到担忧。他担心我脱离现实走入一条生存的僻径，另一方面文学也多有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沦为一种媚俗。父亲的忧虑不是多余的。不过我很坚定。我文学的土壤来自雪域，养育我的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心灵自在的民族，所以，正如我在我的诗歌中写的：“去爱吧，群山在你的身后，草原永不迁移----”

胡：听说您母亲也是一名作家，母亲对您走上创作道路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白玛娜珍：少时，爸爸妈妈、一家人喝茶、探讨、争论的情景给了我最初对幸福的憧憬。母亲喜欢写作，很聪慧，母亲用母语写小说、诗歌。放下家务和琐碎的生活时，她会显露出自己富于想象的秉性。记得我初试写作时，她带我多次去到田文姐姐家求教，陪我去寺院采访老僧人。我们也尝试过用不同文字写作同一个故事，比如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写来到我家借宿的一位美丽的康区女子。她在来拉萨途中认识了某个寺院的转世朱古，并相爱了，朱古临走前约定三年后来接她，她在我家生下了儿子，三年后朱古果然接走了她们母子，一起去到了印度---我和妈妈一起写这个真实的故事，但妈妈超现实地把朱古写成了一个违背诺言的男人，表现出对藏传佛教体制和宗教组织的批判精神。我则从我梦见她成为康卓玛开始写。抒写着信仰带给女性的浪漫与美好。父亲藏汉两种文字皆通，他做评委，他偏向母亲的故事，父亲站在妈妈那边，那时我很不服气哈------

胡：与之前的作品多表现、反映城市生存景象不同，您的最新散文集《西藏的月光》开始把关注的目光引向了高原深处。这是不是您开始转变创作焦点的一个征兆？城市之外的西藏对您来说是不是又是一个开掘不尽的艺术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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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白玛娜珍的散文有一种偏爱，一种执著的感情。我好像还看见她这个人平淡而敏感，纯朴而机智，从容而热情。我认识她较早。不过那时她表现出来的敏感、机智和热情。不像现在这样充分。那时我读到她的一些诗。她的有些诗我不但喜欢，而且十分感动。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露爱情，为朋友，为一切她所爱的人而从内心涌出的真诚的爱。我相信那些长长短短的句子，为西藏和西藏之外的所有懂得爱的人，读了感动。其诗恰如其人，真实得赤裸也真实得轻松。当然，她在生活中并非如我所言，我是说就我了解的白玛娜珍这个人而言，她的散文的确发自她的内心，她只有在散文里表达自己从骨髓里透出的痛苦、矛盾和渴求的欲望。这位看上去有些柔弱，其实内心十分刚强的女性，在自己的诗文里获得了某种寄托和解脱。

后来她开始写散文。我看过她的一篇可以说仍旧是诗的散文。我看了流泪。我敢说那是一篇我看到的最使我感动的文章，就好像我听到一首赞美母亲的歌一样使我潸然泪下。这是一篇热情而又压抑的文章。我在这里强调，她在生活中可是冷静而含蓄。唯有在文章里，她才不掩饰自己。并不是不想掩饰。然而一拿起笔来，她就不得不裸露一切。她不是玩弄文学的匠人。她如果没有真实地感受到，没有真实地领悟到，她就写不出一连串的方块字。本人以为，她的文章是极有“文字感”的。我的意思是说，白玛娜珍对方块字极有灵性，就好像唱歌唱得好的具有乐感，画画儿画得好的对线条，笔触、色彩有创造力一样。白玛娜珍对朋友是随和的，她的文章中的句子则有自己的个性。有人认为她写得朴素，有人认为她写得华丽。我认为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她写得介于朴素与华丽之间。有的句子是大白话，有的是诗句，有的则近于禅语。常常在一篇文章中，就会露出这样许多的不同，她不在乎这些。她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能怎么写就怎么写。其实，人的内心正是如此，有的可以说明白，有的说不明白，有的说出来想半天才明白。

然而，白玛娜珍十分在乎她所给予了感情的人和地方。具体来说，就是她的亲人，她的朋友，她的家乡。她爱他们，赞美他们，对他们坦露一切。她为他们苦痛和喜悦，也为他们冥思苦想。她的敏感、机智和热情都是因为他们也为他们而产生。她为父亲写下了《杜鹃鸟，为您鸣叫》，为拉萨珍贵的雨水写下了《呵，拉萨雨》。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想着家乡和家乡所爱的人。她的乡情如梦如幻，但又如此生动具体。我读着这样的散文，也想起自己的家乡，自己家乡的加饭酒，自己家乡的母亲，自己家乡小时候的伙伴，这感觉我只有看了夏加尔和怀斯的画才会产生。我并非把三个人绑在一起来比一比。在我看来，艺术并无类别之分，也无高下之分，但有神圣与卑贱，真诚与虚伪之分。爱和乡情，这是神圣和真诚无比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白玛娜珍作为人类一分子抒发出来的感情，一点儿也不狭隘。老实说，我打心眼里拒绝那种狭隘的带着浓厚地方主义色彩的作品。糟糕的是，这种作品不少。相比之下，白玛娜珍的这类作品离不开西藏及西藏人而又能跳出西藏和西藏的人群，便显得十分可贵。

眼下，白玛娜珍的散文显得理性了许多。她写出了《不同的钟点，不同的颜色》、《悲观是苍白的》之类，她开始想些具体的事。她仍然没有离开西藏，但是关于金钱与生活，物质与幸福与文明，不是世界上许多的人都十二万分关心的事情吗？

文章来源: 西藏网

作者: 吉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