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朝鲜语归属尚无有定论，一般认为属阿尔泰语系。中国朝鲜族使用的语言文字称为朝鲜语和朝鲜文。这种拼音文字，是在朝鲜王朝世宗主持下于1444年1月创制，最初称为“训民正音”，简称“正音文”，俗称“谚文”，后改称朝鲜文。朝鲜文现有40个字母，是音素字母，拼写时把同一音节的音素迭成字块，构成方块形文字。以前朝鲜文字中曾夹用汉字，都用民族文字拼写。

中国朝鲜族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同宗同源，拥有包括服饰在内共同的传统文化。

朝鲜族是由相邻的朝鲜半岛陆续迁入、定居东北地区而逐渐形成的中国跨境民族之一。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早在明末清初，有一部分朝鲜族的祖先就已定居在中国华北、东北境内。如河北省青龙县塔沟及辽宁省盖县朴家沟村姓朴的朝鲜族，他们在当地定居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有更多的朝鲜人接连不断地从朝鲜半岛迁入，这是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来源。由于当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1869年前后朝鲜北部遭受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饥寒交迫的朝鲜农民纷纷背井离乡，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来到中国，在两江一带开垦，同汉、满等族人民杂居共处。据统计，1870年鸭绿江北岸一带已有28个朝鲜族聚居乡。1881年（清光绪七年），延边地区朝鲜族已达1万多人。1883年，在集安、临江、新宾等县的朝鲜族居民已有3.7万多人。同一时期，乌苏里江沿岸一带也移入为数不少的朝鲜农户。但此时迁入人口还不是很多，大多数春来秋去，居住尚不稳定。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朝鲜族人口为111.1万人。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朝鲜族以在寒冷的北方种植水稻著称，他们在中国农业史上创造性地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原来图们江、鸭绿江流域多为山区和丘陵，气候寒冷，无霜期最短110天，最长160天，而且都是野草丛生，树根盘绕的荒原或沼泽地带，一般不易种植水稻。但朝鲜族先民不畏艰辛，刨地拓荒，积极试种水稻，终于使水稻在中国东北地区得以种植。在通化县大甸子等地，最早试种水稻成功，以后扩大到临江、怀仁、兴京、柳河、海龙等地，1877年延边开始种植。1906年，朝鲜族农民在和龙县勇智乡大教洞开掘了长达1308米的渠道，灌溉了33顷水田，并获得较高产量，从此延边地区的稻田面积逐年增加，成为中国东北地区著名的水稻产区。据统计，至20世纪20年代，吉林省延边地区、吉林地区水田的100%和通化地区水田的85%，黑龙江省水田的100%，辽宁省开原地区水田的90%、兴京地区和沈阳地区水田的85%、抚顺地区水田的80%和丹东地区水田的70%，均是由朝鲜族人民开发耕种的。

朝鲜族人民勤劳、勇敢，他们从朝鲜半岛移居中国东北时一无所有，在中国深受日本殖民统治者、反动政府和封建地主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因而他们的革命性很强。朝鲜族人民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阶段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革命斗争中，朝鲜族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前身磐石抗日游击队创始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杰出指挥员之一、与抗日联军著名将领杨靖宇并肩作战的李红光（1910-1935），曾任中共北满省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及第三路军参谋长的许亨植（1909-1942）等。此外，还有著名绘画大师，被誉为“新疆与内地在美术上沟通”第一人、“新疆壁画考古第一人”的韩乐然（1898-1947），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和朝鲜人民军军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的郑律成（1918-1976）等。

传统上，朝鲜族农村有许多以相扶相助为目的结成民间互助合作组织。从其类型看，既有解决经济困难的各种“契”组织，也有“品阿西”、“扫割里”、“读列”等与农活相关的组织。另外，还有各个村落为丧礼而组织起来的“香读”。

“契”是一种解决村民临时困难而形成的互助性共同生活组织，是以其成员中筹集一些钱应急使用为目的。根据不同功能“契”组织分为许多种。有互助冠婚丧祭的“婚礼契”、“婚丧契”等，有为村落共同事情的“洞契”，有互助农事的“农契“，也有为谋求同龄人之间的友谊而组织的“同龄契”。此外，还有“进学契”、“钱契”等。契组织一般以村落内居民所组成，但也有超越村落范围的。原来契组织主要由男性所组成，但后来出现许多以女性成员为中心的契。一般地说，处理公共事业和增进亲睦方面男性契较多，而女性契多以息利和扶助为目的。“契”的规模有大小，小契平均4—5人，而大契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契组织在解决村民的应急事情和加强亲睦方面曾起过较大作用。

“品阿西”是一种换工，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活中，以换工形式解决劳力和畜力不足而随时组织的相互扶助组织。“品阿西”是农活需要一定劳力但只靠家庭劳力不成时组织起来的。其人数由2人到10人以内，带有暂时性倾向为其特征。后来“品阿西”不仅在农活中，而且在家内手工业、房屋建设和修缮、磨米等方面也广泛被利用。

“扫割里”是旱田犁地时为劳力和畜力的互通有无而组织起来的劳力辅助组织。它由有牛的家庭和没有牛的家庭组成一个作业单位（一般3—4户），包括5—6名劳力，他们同时作业但各有分工。一个村落里一般有几个“扫割里”组织，“扫割里”由一般邻里、亲戚之间组成，故这样组织起来的“扫割里”维持时间比较长久。

“读列”是水田地区为有效地进行灌溉、插秧、田间除草等一次性需要很多劳力的作业所结成的组织，一般在田间除草时组织起来。“读列”以村落为单位组成一个，这里包括村中全体男女劳力。“读列”组织有农旗和农乐，农旗一般称为读列旗，旗上写有“农者天下之大本”。农乐根据地方不同有风铮、风物、军物等不同叫法，其乐器以锣、长鼓、元鼓、法鼓等打击乐器为主。成员出去干活或归来时一定让农旗和农乐队打头阵。水田地区的村落一般都有“读列”组织。

“香读”是为葬礼而组成的互助组织。过去，几乎每个村落都有香读组织，每户都加入。该组织的负责人称为督监，在老人中选举。香读平时保管和管理“丧舆”（送葬时使用的大抬架，它是由十几人抬），如谁家有丧事，香读出面操持丧礼，负责动员年轻人抬丧舆和葬礼。过去，许多朝鲜族农村还存有香读，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封建迷信被排除，丧舆也被销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村合作化的实现，过去农村建立的各种相互扶助组织也就尽其使命而成为历史。但是，一些互助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为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主管理民族内部事物创造了条件。吉林省延边地区作为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集地区，于1952年9月3日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8年9月15日，成立了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作为在中国较早建立的的民族自治地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指引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

1983年邓小平视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时，曾为延边留下“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得更快更好些”的题词；1991年江泽民在延边曾为留下“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自治州”的题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争创民族团结模范自治州。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照耀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很快，许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位于全国30自治州之前列。

朝鲜族的传统服装与其生活方式相吻合。朝鲜族居住以火炕为中心，平时男人盘腿而坐，而妇女坐相一般是双膝着地的跪式，所以衣着多是宽松式。朝鲜族一般喜着白衣素服，显示出喜爱清净朴素的特性，故有“白衣民族”之称。

在服饰中最具特色并至今仍为人们所喜欢的要数女装。朝鲜族女装分上、下装，上装“则羔利”(短衫)多用色彩明快、花纹漂亮的绸缎或纱类缝制，衣襟很短，只及胸部，袖口略瘦，不用纽扣，以前襟的两个彩色长带系成蝴蝶形。下装为宽松式的彩色高腰长裙，它裹在两三层内衣外，使之更加合身，穿法是先穿裙后穿短衫。与这种服饰相协调，习惯上多穿白色或天蓝色的船型勾鼻胶鞋，这与服饰形成一体，显示出曲线美。这种打扮，如今只能在各种喜庆节日、盛会中所见。

朝鲜族居住于北方，又多从事水稻生产，直接影响其主食习惯的形成。在朝鲜族传统饮食中，稻谷类和蔬菜为基本饮食，菜肴通常以辣为特征。在日常饮食中，一般以米饭为主食，以菜汤为副食，兼备各种风味小菜。朝鲜族历来以素食为主，不喜欢吃油腻的食物，其饮食特点可以概括为辛辣、爽凉、清淡。

朝鲜族风味小菜很有特点，以腌、拌为主要形式，尤其著名的是腌小菜，这是一年四季不可或缺的。朝鲜族很讲究腌，各家为腌小菜都备有大小不同的坛缸，腌菜有白菜、萝卜、缨菜、黄瓜、茄子、大头菜等，其中以辣白菜最为有名。每到秋季，朝鲜族妇女都会忙于腌白菜，这已成为朝鲜族地区一道独特的风景。除了腌菜以外，拌菜也是朝鲜族喜欢的菜肴之一,其种类甚多。朝鲜族善于用各种山菜、海产品诸如桔梗、沙参、蕨菜、野芹菜、海白菜、海菠菜和小鱼、蛎贝类等做拌菜。这种生拌菜在酒席上颇受欢迎，特别是生拌牛肉、生拌牛百叶更是传统酒席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

一般地说，朝鲜族喜欢吃狗肉。其中，狗肉汤很有特色。做汤时狗肉必须煮烂，吃时还要放点野香菜、辣椒油、花椒面、盐和酱油做的佐料等。盛夏喝一大碗狗肉汤，冒一身汗，就感觉全身舒服，精神爽快。狗肉汤滋补身体，驱热防暑，故有“三伏天喝狗肉汤，胜过人参鹿茸”之说，因而狗肉汤亦称“补身汤”。朝鲜族不分季节一年四季都吃狗肉汤，但吃狗肉有一禁忌，即逢年过节、操办婚丧事或搬家时不吃狗肉。

烤肉也是朝鲜族喜爱的一种美味佳肴。朝鲜族烤肉一般使用牛肉、猪肉等，尤其喜欢烤牛肉。除了烤牛肉，鱼片、鸡肉片等也可以烤着吃，如今烤肉店里还备有鱿鱼、明太鱼等海产品和土豆片等。

冷食类主食中，最受朝鲜族欢迎的食品当属冷面。冷面是用荞麦面、小麦面、淀粉等为料，用压面机（过去是木制压面机由人压）压成的。冷面非常讲究汤的味道，故有“十分汤，三分面”的说法。汤有肉汤、豆汁汤、泡菜汤等，最上等的冷面汤要算用野鸡或牛肉熬的汤。佐料有牛肉片或鸡肉丝、苹果片、鸡蛋丝、芝麻、香油、辣椒面、青酱、醋、味素等。冷面具有甜中带酸、香里透辣、凉爽开胃的特点，因此不分春夏秋冬，朝鲜族男女老少都爱吃。

在朝鲜族饮食中还有许多特别食品，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用米面做的各种糕类，其种类达30多种，主要在逢年过节或举行各种仪式时食用。

传统的朝鲜族住房很有特色，房屋一般建在沿山的平川地带，房屋正面朝阳，依山傍水，保持朴素洁净，尽量与自然环境相融合。房屋多为土木结构的草房或瓦房，屋顶多为四面斜坡，房屋间数多，除灶间、牛房、碓房等房间外，其他全部为起居室。房屋的门窗不分，房间与屋外、房间与房间之间都以滑动拉门隔开，拉即是通行的门，关则是窗或间隔，所以屋内敞亮，通风良好，出入方便。房屋取暖用称为“温突儿邦”（意为温石炕）的火炕。在厨房锅灶烧火，其热气和浓烟通过炕下通道出至户外，使整个炕面温热。火炕非常适合东北冬冷夏凉气候，也适合朝鲜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过去，朝鲜族一般不使用椅子和睡床，桌子和饭桌均是短腿的矮桌，不用时迭放在一边。火炕可作睡眠、用餐或开展其他活动的多种用途。这是朝鲜族传统房屋的特点。如今，传统的朝鲜族房屋在城市里已不多见，在农村其内部摆设也有所变化，然而在朝鲜族农村和城市部分家庭仍保留着“温突儿邦”。在朝鲜族住房习俗中也能看出良好的邻里关系，他们特别重视邻里之间的和睦互助。村里谁家盖房子，各家均出人帮忙，这种劳动不计报酬，相应地，主人家也拿出好酒佳肴招待，以表谢意。

朝鲜族非常重视家庭礼仪，自出生到丧亡都有许多礼仪相伴。在朝鲜族的人生周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庆典有周岁生日、结婚典礼及60周岁花甲。

朝鲜族家庭都非常重视和认真操办小孩的周岁生日。当天小孩穿着漂亮的生日服装，男孩一般上着“则羔里”(上衣)，外加小坎肩，下穿蓝色裤子，头戴幅巾。而女孩上穿彩绸“则羔里”，下着红绸罗裙。生日当天，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是象征预言命运的“抓周”。早晨，家人为孩子摆上生日桌席，桌上放着一些米、小豆、打糕、面条、线、书、笔、钱币等带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在父母的扶持下，让孩子拿他喜欢的东西，如果孩子拿了笔或书，那么将来一定学习好，成为学者。如果拿的是钱币或大米就说将来会发财，先抓面条或线，则说他会健康长寿，等等。

婚姻是人生大事，作为缔结良缘的婚礼受人重视是必然之事。习惯上，朝鲜族婚礼按“婚仪”、“纳采”、“纳币”和“迎亲”等程序进行。婚仪是父母通过媒人商议好子女婚事，纳采为订婚仪式，纳币是新郎家送彩礼以示对女方家许婚的谢意。迎亲则为结婚典礼，这是整个婚礼中最为重要且最隆重的仪式。

在朝鲜族生命周期的庆典中，还有一个重要庆典是六十寿辰，称为“花甲”。朝鲜族从来都把尊重老人看作是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礼节，为老人过花甲既隆重又至诚。一到花甲之日，子女们为老人摆寿席，设酒宴，广邀亲朋好友和邻居欢聚一堂，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祝愿老人健康长寿。在花甲仪式中，“献寿”为主要内容，即晚辈们依次向花甲老人敬酒跪拜的祝寿之礼。献寿礼按子女长幼之序、亲戚远近之别，及至宾客依次敬酒献寿。献寿礼又是别具风格的庆典活动，人们或者献花敬酒，或者赋诗祝寿。献礼后，老人和妇女们把寿席上的饮食分给在场的年轻人和小孩，人们相信吃寿席上的东西会使人健康成长。

朝鲜族十分重视葬礼，有本民族特有的丧葬习俗。在过去，朝鲜族多实行土葬。当老人亡故后，亲人三天内不准洗脸、理发，也不准吃干饭，而且必须穿孝。亲友来吊唁，首先在遗体前三叩首，再同死者亲属相互二叩首。举行埋葬一定要在单日。入殓时要给死者穿新衣，原来的衣服则烧掉。三天后埋葬。埋葬前要请风水先生选墓地，墓地多选在山坡的阳面，头朝山顶脚朝下。埋葬后，坟前置供品，叩首。以后要连续祭祀三天，饭前先上供：第一天上供祭祀叫“初云”，第二天叫“拜云”，第三天带供品到坟地叫“三云”。此后，每逢死者的生日、死日、清明、端午、中秋节等都要祭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土葬已多改为火葬，程序也日趋简化。

在朝鲜族岁时节日中伴有许多竞技游戏，如摔跤，秋千和跳板等，如今已成为朝鲜族的传统体育项目。

朝鲜族摔跤历史悠久，是在民间最普及和最受欢迎的比赛项目。按传统，摔跤比赛通常在5月端午、8月秋夕等节日里进行。朝鲜族摔跤一般是参赛双方都赤脚，穿短衫裤，右腿套着粗布带，左手抓对方的右腿布带，右手互相抱腰，比赛中先将对方摔倒为胜者，习惯上头等奖品为一头黄牛。赛后优胜者骄傲地坐在得奖的黄牛背上绕场地一周，观众为之喝彩，过去还曾有胜者回家后摆些酒菜款待乡亲的习俗。

荡秋千与玩跳板之俗，在朝鲜族风俗中占有一定位置。每逢端午或秋夕等节日，平时足不出户的姑娘和年轻妇女们都穿着鲜艳的朝鲜族女装，三五结伴聚集在秋千和跳板场上荡秋千或玩跳板，如今这些也由游戏变为传统的体育项目。秋千是在比赛场地竖起两根数丈高的木柱，秋千荡绳一般用麻或染布编织而成。荡秋千一般以高度定胜负。跳板设施较简单，用一块一定长宽的木板架在半米高的支架上即可。跳板比赛时，一人坐在中端压住，两端各站一人，互相跳跃，我上你下，越跳越高，高度可达3、4米。

朝鲜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传承了许多民间口承文化和艺术，主要有民谣、传说和民间故事等。

朝鲜族民谣内容广泛，有农民在长期劳动生活中创造的“农谣”，有从巫俗中发展而成的“神歌”，也有封建社会末期城市庶民创造、后来又传播到农民中而成为民众歌谣的“杂歌”，还有20世纪初由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创造、并在口头流传中定型的“新民谣”等。

《阿里郎》是在朝鲜族中流传最广的、曲调优美的传统民谣之一。据传，“阿里郎”一词是由“我难离”、“我离郎”等意思演变而来。《阿里郎》在流传中，因各地歌者的气质、嗜好、习惯差异，形成不同变体，逐渐汇聚为庞大的歌谣群。

《道拉吉》是野外劳动或喜庆自娱时自由演唱的爱情歌谣之一，常常伴之以轻松愉快的舞蹈动作。这首歌谣借朝鲜族最喜欢吃的山菜桔梗为题，抒发了情妹对因封建礼教迫害而死的情郎的爱慕之情。

朝鲜族民间故事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广泛，种类繁多，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出幻想故事、动物故事、生活故事、机智人物故事、寓言、笑话等几类，其中流传广泛的有如《兔子和乌龟》、《红松与人参》、《牧童和仙女》、《青蛙三兄弟》、《春香和李道令》、《金先达故事》等。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东北朝鲜族居住地区搜集整理了五千多篇民间故事，结集出版了《延边民间文学作品集》(朝鲜文)、《朝鲜族民间故事选》(汉文)等20多部。其中，由郑吉云搜集整理的《年轻的大力土》、《六兄弟》、《百日红》等被选辑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朝鲜族民间故事选》，第一次向其他民族的读者系统介绍了朝鲜族民间故事。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金德顺故事集》（裴永镇整理翻译），是中国首次出版的民间故事家本人专集。

朝鲜族舞蹈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主要包括农乐舞、长鼓舞、扇子舞、象帽舞、顶水舞、刀舞等。其中，农乐舞是朝鲜族中广为流传的民间舞蹈之一，由农乐游戏演变而来，表演以打击乐器锣鼓为先导，领衔者为一打铜锣者，舞蹈的开始、中间的变换及结尾，均由打锣者指挥。表演时，必须有一位打旗的人，旗上要写上“农者天下之大本也”八个大字，站在打锣者之前，尽情舞动，满怀豪情。此外，长鼓舞也是朝鲜族代表性的舞蹈之一，以独特而典雅飘逸的舞姿而驰名中外。长鼓舞以柔软的扛手、伸肩、鹊雀步等动作为主，以肩挎长鼓，右手持鼓鞭，边跳边敲的形式表演，身、鼓、神融为一体，高度协调和统一，有独舞、双人舞和群舞等多种。

朝鲜族传统乐器有伽倻琴、筒箫、奚琴等。伽倻琴为朝鲜族传统弦乐器之首，是民族色彩很浓的弹拔乐器，形状近似于汉族民乐器古筝，演奏时一端着地、一端放于腿上，右手弹，左手弄，表演姿态稳雅别致。筒箫是朝鲜族民族音乐中一种重要的吹奏乐器，自其诞生以来就备受朝鲜族人民的青睐，其音色十分优美，是竹管乐器中的中音乐器。奚琴是朝鲜族人民喜欢使用的一种弓弦乐器，相传是中国宋代东北一带的奚部族所创造，故而得名。

历史上朝鲜族信仰多种宗教，既有原始的万物有灵论的多神信仰，又有佛教、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信仰，也有近代产生的民族宗教信仰，如天道教、侍天教、济愚教、青林教、元倧教、檀君教、大倧教等。此外，也有人信仰佛教、儒教等。新中国建立后，这些宗教信仰在朝鲜族社会中逐渐消失。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新落实，朝鲜族宗教信仰中基督教的影响逐渐扩大，其信徒也明显增多。朝鲜族的宗教信仰主要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主，尤其是基督教发展速度较快。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朝鲜族地区先后得到解放。1949年，朝鲜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建立自治地方，努力开展工农业生产，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2年在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地延边地区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成为自治地方的主体民族，享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1958年，还建立了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此外，在散杂居地区则先后建立了40多个民族乡。

各级党组织一贯重视大力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批朝鲜族的优秀儿女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具有有一定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革命战士，新中国建立后许多人已经成为各级党政中的领导骨干。例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当时，朝鲜族干部6090人，占全州干部总数的74%，高于朝鲜族人口所占比例的12个百分点；在政府14个处、局、委中，11个部门的重要负责人由朝鲜族担任。

经济上，朝鲜族作为农业民族，擅长水稻耕种，他们是东北地区水稻农业的先驱者。1945年以后东北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时，困扰着朝鲜族农民的国籍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朝鲜族农民分得了土地，人民政府发放了土地执照，土地所有权属于朝鲜族农民自己。土地问题的解决，对朝鲜族农民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不再是没有根基的流民，他们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族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走在农业互助合作之前列。在朝鲜族地区，1946年已经出现一批进行互助生产换工组、临时互助组和季节性互助组，到1953年—1954年间朝鲜族农村基本上都组织了互助组。同时，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地方实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的决议（草案）》不久，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地区出现了由36户组成的全国第一个集体农庄——桦川县星火集体农庄，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榜样。1951年3月，中共延边地委以延吉县（今龙井县）东盛勇乡永成村的全国劳动模范金时龙互助组为试点，创办了延边地区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黎明初级合作社，成为东北地区农村互助合作的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族的就业与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年，朝鲜族在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超过了全国和少数民族平均水平。在业人口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口占15.4%，远高于全国平均7.9%、汉族为8.1%和少数民族平均0.2%的水平。其中，朝鲜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在业人口的10.2%，比全国平均、汉族、少数民族平均高出101%、98%和155%。担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朝鲜族人口占在业人口的3%，而全国平均为1.57%、汉族为1.59%、少数民族平均为1.14%。

教育方面，朝鲜族具有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延吉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民族大学——延边大学，1958年在龙井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农民大学——黎明农民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朝鲜族民族教育发展迅速，1952年朝鲜族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1958年基本普及了中学教育。朝鲜族学校重视开展民族语言教学和双语教学，取得良好效果。朝鲜族接受小学以上教育的比率、每万人中接受大学教育的水平等方面，均高于全国平均数。例如，从每万人中接受大学教育的情况看，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平均数为122名，汉族为126名，而朝鲜族为381名；从每万人中硕士、博士拥有数看，全国平均为8名，汉族为8名，而朝鲜族为17名。

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经济社会得到更加迅速地发展。改革开放以前，朝鲜族作为农业民族，其人口分布比较集中于民族聚居村庄。他们从事传统的水稻生产，过着比较安定的田园生活，保持了较浓厚的民族特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乡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交流的扩大，朝鲜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得到重大发展和变化。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朝鲜族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水稻耕作，民族经济日渐多元化，其人口从乡村流入城镇，由小城镇流入大中城市，由东北聚居地区流向关内发达地区，进而流向国外，其经济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农业经营体制得到重大改变。朝鲜族曾是农业民族，他们擅长水稻耕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族农民在互助组、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实行集体生产，搞平均分配，过着相对平静而稳定的田园生活。这种体制虽然抑制了两极分化，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但是由于搞平均分配和“大锅饭”，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遍实施农业生产个人联产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明显提高。例如过去集体生产时插秧、收割均需二十多天，而实施个人承包制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能完成。此外，由于农民种田与自己的收益密切相关，他们更加注重精耕细作，在高产、稳产方面下工夫。如今朝鲜族地区的大部分水田亩产均超过1,000斤，垧产在15,000斤以上。

农业经营逐步走向集约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的生产自主经营权，这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解放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中摆脱出来的朝鲜族农民，纷纷走出家门，进入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掀起了朝鲜族人口流动大潮。朝鲜族农村劳动力中，离土离乡到国内大中城市经商、打工或去国外从事劳务的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有的农村甚至一半以上的劳动力离土离乡另谋出路，而种地的劳动力不及总劳动力的一半，黑龙江省海林市朝鲜族农村劳动力中，20世纪90年代末已形成了三分之一劳动力在家种田，三分之一劳动力到大中城市经商务工，三分之一劳动力去国外从事各种劳务的格局。这种局面不仅大大减轻了农村的就业压力，而且促使农业经营逐渐走向规模化和集约化。

产业结构有所调整。过去，朝鲜族作为农业民族，80%以上都从事农业生产，且经营单一的种植业，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朝鲜族农民已从单纯的种植业中摆脱出来，广开生产门路，从事多种经营。于是，过去第一产业占绝对优势的局面逐渐得到改变，第二、第三产业比重日趋上升，民族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并逐渐向合理方向发展。例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由1980年的23.6%、51.2%、25.2%改变为2004年的15.4%、45.1%、39.5%。此外，乡村经济中的收入构成要素也发生变化，农林牧渔收入在农村经济总收入中的所占比重下降，而非农业收入比重逐渐上升。

生活更上一层楼。农、工、商兼备，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去从事多种经营及国外劳务，大大改变了朝鲜族农村过去只靠单一水稻生产营生的局面。如今农业收入只是朝鲜族农民整个收入的一部分，工商业和出国劳务等收入相当可观。2006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派出劳务人员1.7万人次，其中当年外派劳务人员5029人次，全年因私涉外收入达10.5亿美元；2006年，延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43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2994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69.8亿元。随着朝鲜族农民收入的增多，其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不仅衣、食、住、行大变样，而且充满现代气息的家用电器、电话等也进入了农民家庭，并得到了基本普及。

观念意识变化深刻。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朝鲜族农村的封闭和沉寂，促使广大的朝鲜族群众从传统的小农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朝鲜族群众不再满足过去的“温饱型”田园生活，纷纷涌入商品经济大潮之中，其人口流动变得非常活跃。人口流动不仅扩大朝鲜族分布领域和经济多元性，而且为朝鲜族更新观念，树立现代意识提供了可能。朝鲜族人口大量从农村走入城镇，开辟市场，参与竞争，逐渐习得驾驭市场的本领，加速了城市文明的熏陶，其观念得到很大的更新。特别是朝鲜族抓住中韩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扩大的机遇，利用其族缘、人缘、语言等优势，大量地投入到涉外经济领域，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到韩国独资、合资企业打工或在贸易、旅游等行业中担任韩方代理人或直接与韩国进行经营活动。另一方面，直接走出国门，到国外打工或经商。朝鲜族通过这些经营活动，不仅获得了一定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而且在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接触中，学习了它们比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开阔了眼界，传统保守观念得到改变，现代市场意识大为加强，加速了民族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其经济和社会事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在政策方面，延边作为民族自治地区一直享受着党和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关怀；作为欠发达的边疆地区，在2001年延边被国务院批准为东北唯一享受西部开发政策的地区；随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延边又享受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延边是国内同时享受民族区域自治、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三大“国字号”优惠政策的唯一地区，政策优势极为突出。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延边地区已形成公路、铁路、航空并行、陆海相连、立体交通运输网络。铁路可直达吉林、长春、沈阳、大连、北京、哈尔滨及朝鲜、俄罗斯。东边道铁路和龙至二道白河段即将开工；海上开通了通过朝鲜罗津、清津和俄罗斯波谢特、扎鲁比诺到日本秋田、韩国束草的航线；延吉机场达到4C级标准，已成国际空港，开通了至北京、上海、天津、长春、哈尔滨、牡丹江、沈阳、大连、青岛、烟台、深圳、广州以及韩国汉城、俄罗斯海参崴等众多国内外航线；延边已进入全国自动化通讯网，县市和乡镇已普及程控电话，电话普及率达12部/百人，延吉已安装国际卫星地球站通讯接受设施；城市建设加快，农村向城市化方向发展，城市向国际化、现代化方向迈进，如今延边的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

延边的对外开放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延边地处东北亚区域的“金三角”地带，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这里的朝鲜族与朝鲜、韩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人有着密切关系。如今，自治州内有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四个省级开发区，形成了以珲春为龙头，以延吉为依托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国家级珲春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与中俄互市贸易区、国家级珲春出口加工区形成“三区合一”格局，在国内独一无二。这些为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到2006年，延边自治州已建成对外开放口岸11个，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1.1亿美元。

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延边已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中始终名列前茅。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医疗卫生等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的朝鲜族总人口数为1830929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朝鲜族的人口数为170247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