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在许多文章中，还试图克服与之相关的两种知识之间的对立，即：一方面是外部观察者建构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是由那些对他们自己的世界具有实践性把握的人所运用的知识。

最终，布尔迪厄试图超越科学与其对象之间的对立。他把科学看作社会场（Field）的一部分，把科学家看作社会场的产物。他认为科学场并不拥有不同于其他场的特权；它也是行动者为了改善其地位而通过权力来建构的。科学在分析行动者的观念对建构社会现实所作的贡献时，同时也认识到那些观念经常也会误认社会现实。同样地，科学家对自身现实的建构（科学场和科学行为的动机），也会经常误认科学场的现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认为必须倡导一门反思性的（Reflexive）社会科学，必须克服主体与客体、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普遍存在的理论对立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有效地把现象学和结构方面的探索融入到一种完整的、认识论的连贯性模式之中。

这一模式是具有普遍运用价值的社会质询的模式，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但却是一种具有高度区分性的人类学。因为它包含了对分析者自身活动的分析，而分析者正是通过这一活动从理论上来解释他人实践的。

布尔迪厄的工作可以这样笼统地来描述：不断尝试在理论上克服具有社会理论特征的对立性，系统地阐述对社会生活的反观性探讨。这个工作的中心是三个基本概念：“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场域”（field）。

惯习这个概念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他的实践理论试图超越两种理论之间的对立，其中的一种理论把实践仅仅看作是构成性的，诸如现象学这样的方法论和本体论的个人主义；而另一种理论则把实践看作是被构成性的，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涂尔干的追随者们的结构机能主义。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生活应被看作是结构、性情（disposition）和行为共同构成的交互作用，通过这一交互作用，社会结构和这些结构的具体化的（因而也是处于某种境遇之中的）知识，生产出了对行为具有持久影响的定向性，这些定向性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结构。因此，这些定向性同时既是“构造性结构”，又是“被构造的结构”；它们形成了社会实践，也被社会实践所形成。然而，实践并不是以态度研究的方式，直接从那些定向性中得到的，而是来自于即兴创作的过程，这一即兴创作过程反过来也是由文化上的定向性、个人轨迹和玩社会交互作用游戏能力所构成的。

这种被构成的、即兴创作的能力，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惯习”。布尔迪厄把惯习描绘成一个普遍的生成组合体系，这些生成组合既有持久性（被铭写在社会的自我建构中），又可以互换位置，从一个场转换到另一个场，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起作用，在一个被构成的可能性的空间中发生，而这些可能性是由物质条件和运作中的场的交叉部分来界定的。习性既是主体间性的，又是行动中的个人的构成性的场所；惯习是一个性情的体系，这一体系既客观，又主观。这样，被构成的习性就是结构与行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动力学的交叉点。运用这样一个习性的概念使得布尔迪厄能够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行动者的行为：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是客观上同等的、有规律的东西，然而它却又不是规则的产物；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行为又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理性来分析。

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涉及的是有关知识的基本资源，这是人们作为生活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亚文化群的一员而获取的。因而，惯习是一种认识性的和激发性的机制，它使个人的社会语境的影响得以具体化；它提供了一种渠道或媒质，正是通过这一渠道或媒质，信息和资源才被传导到它们所告知的行动中。因而，客观语境的交互作用和活动的即时性境遇都是通过惯习的媒质才得以传递的。当惯习设定一个个体的活动的较宽的参数时，人才能被理解为创造性的生物。在特定的境遇中，人不得不在惯习的背景资源中进行“即兴创作”，才能处理某些未曾预见的境遇，而这恰恰是日常生活不变的特征。

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和传统经济学都有所不同，它包含了对自己的未来和对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因而，他所说的资本是一种权力形式，它致力于在理论上调解个人与社会。布尔迪厄认为，一方面，社会是由资本的不同分配构成的，另一方面，个人又要竭力扩大他们的资本。个人能够积累的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也就是说，资本界定了他们生活的可能性或机遇，更主要的是，资本也被用来再产生阶级区分。

布尔迪厄集中研究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互作用。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这种资本可以以普通的、匿名的、适合各种用途的、可转换成金钱的形式，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即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

虽然象征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布尔迪厄以这种方式借用了马克思的术语，思考了文化和历史所受到的物质决定性的方式，并把阶级放到他对现代社会分析中心。

虽然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但它必须被象征性地调解，经济资本不加掩饰的再生产揭示了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武断性特征，而象征资本所起的作用是掩盖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并通过表明社会地位的本质，以及使之自然化，而使社会等级制合法化。也就是说，非经济的场通过误认，来联接和再生产阶级关系，并使之合法化。

布尔迪厄提出场这个概念是为“关系分析”提供一个框架，它所涉及的是对地位的分析，对行动者占据地位的多维空间的阐述。一个特殊行动者的地位是这个人的惯习与他/她在地位场中的位置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结果，而地位的场则是由资本适度形式的分布来界定的。

每个场域都具有半自主性，由其自己明确的行动者诸如学生、小说家、科学家等来表明其特征，由其自身的历史积累、自身的行为逻辑、自身的资本形式来表明其特征。然而，场并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在一个场中获得的资本酬劳可以被转换到另一个场中；况且，每个场都是处于权力场之中的，或者推而广之，处于阶级关系的场之中。每个场都是斗争的场所，在特定的场的内部存在着斗争，存在着为争取权力来界定一个场的斗争。布尔迪厄把资本的不同形式的构成以及资本在各种场中的可转换性，放到了对“场”的研究的中心位置。

布尔迪厄在具体的研究中把“惯习”、“资本”、“场域”三个中心概念相互联系起来，他从阶级惯习与流通资本之间的关系角度，把社会实践看成是在特定场的特别逻辑之中实现的东西。一个行动者的资本本身就是惯习的产物，就象场的特性就是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使在那个场域中操作的行动者的关系得以具体化。另外，惯习还具有自我反观性的特征。

在这个三个概念的基础上，布尔迪厄尝试系统化地、反观性地探索社会生活，这种探索揭示了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武断性条件，揭示了与社会结构相关联的那些性情与态度再生产的武断性条件。布尔迪厄试图通过分析误认的过程，即通过调查被统治团体的习性是如何掩盖使他们处于次要地位的条件，来阐释不平等性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再生产。在对差异性的社会构成的分析中，在对象征性暴力的分析中，他始终在追寻这一主题。

从布尔迪厄作品在法语和英语两种不同语境中的不同遭遇，我们可以观察到语境转换对知识分子话语本身的影响。在7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的主要作品开始被翻译成英语，这个时间的选择并非巧合，大约在那段时间，布尔迪厄在法国学术界开始取得中心地位，并通过教学活动和创立位于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中的欧洲社会学中心，开始扩大他的影响。大约也是在这同一时间，英美大学中的新一代学者正在普遍地寻求新的研究方向。很多人开始探究超越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之外的法国社会理论的贡献。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同他们这一代的其他一些人一起，作为一个思想浪潮的一部分被翻译介绍到英语世界，他们的工作取代了结构主义在英语世界所占据的地位。

仅从时间流逝的角度看，翻译同时也把作品拖离了它们原来的知识分子语境，并把它们放入了新的语境之中，这一过程的负面作用在布尔迪厄这个例子中显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布尔迪厄研究工作的统一性普遍地失去了。这一损失是与下列事实密切相关的，即英美学术界不具有能与法国“人文科学”相比较的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场。那些在巴黎被一起放在“人文科学”标签下的书，在牛津、柏克莱、芝加哥等大学的书店里则分门别类，自成一统地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等栏目里。在7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由于一系列精美的结构主义分析而为英语世界的人类学家和中东研究学者所熟悉，也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对阿尔及利亚山区卡比尔的研究和他的短篇人种论《阿尔及利亚1960》。布尔迪厄与让—克劳德·巴塞朗合著的《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一书，则使他名列社会学中的“分层理论家”和教育学中的“再生产理论家”。而这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几乎没什么联系。1977年英文版的《实践理论概要》出版时，人类学家广泛地阅读这本书，但该书最初却为社会学家所忽视。

198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区分：对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的英文版，布尔迪厄在这本书中批判了康德式的探索美学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批判使学术注意力变窄的趣味判断。然而英语世界的读者普遍地把它归类为对趣味模式一边倒的结构主义叙述，这本书甚至还被挤到了有关大众文化的社会学研究这一类别，因而剥夺了《区分》根本性的批判冲击力。这类支离破碎的解读，继续尾随着英语世界对布尔迪厄作品的接受，而布尔迪厄在看似各种各样的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独特的知识分子生产方式却被完全忽略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布尔迪厄运用了大量英美语言中的策略。他发展习性这个概念是为了摆脱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观点的二元论。在他看来，习性的即兴反应不仅仅是对环境刺激的反应，也是策略性的因素；不仅仅表达了个别行为者的主观意图，而且具有结构基础。它们是布尔迪厄称之为“资本的积累”的策略。为了详细阐释这一想法，布尔迪厄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关于作为社会行为的语言用法，以及英美话语的策略性行为，尤其是经济最大化方面的词汇。这些术语的运用使得布尔迪厄能够发展一种相对独立于法国语境的方法。然而，这也为英美学术界成问题的解读打下了基础。英美学者往往倾向于把布尔迪厄对这些术语的运用放到法国话语的语境之外来理解，仿佛这些术语的运用独白式地表达了英美（尤其是经济主义）话语的策略性的理性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法语语境中布尔迪厄强调的是其作品的经验性基础，而在英美语境中人们却必须重新肯定布尔迪厄作品的理论性一面。

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超越社会科学中的二元对立与二分法。在这一过程中他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与发人深省的阐述，但布尔迪厄的理论基调却是中庸的，就象他一再强调象征资本对经济资本的调解作用一样，布尔迪厄的作品所表现的调解倾向，正是人们误读的根源。这一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一方面决定了布尔迪厄不可能象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那样引发即时性的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却也为布尔迪厄留下了更为宽泛的理论上的回旋空间。也许这正是布尔迪厄的理论影响长盛不衰的根源。

《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张祖建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该书是2017年傅雷翻译出版奖入围的十部作品之一。

《布尔迪厄传》，让-路易·法比亚尼 著，陈秀萍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让-路易·法比尼亚（Jean-Louis Fabiani，1951- ），法国文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