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15 23:12
1990年，陈凯歌曾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当时，瞿小松就担任电影配乐。
1993年受瑞典国民歌剧院之邀，写了首部歌剧《俄底浦斯》。在《俄底浦斯》里，他突破了西方人观念里弗洛依德
1994年，荷兰艺术节上又上演了他第二部歌剧。
1999年，他曾在瑞典生活过一段日子。秋天又在德国某大学担任驻院作曲家。
2000年2月，重新回到了祖国，定居在上海。在海外期间，他将原先对交响乐作品的创作重点，转移到了歌剧和室内乐。
瞿小松的家位于上海市郊僻静的新宅里。
1982年获美国齐尔品协会作曲比赛大奖。
1985年获第四届全国音乐作品（室内乐）评奖三等奖。作品有大提琴与乐队曲《山歌》，交响组曲《山与土风》《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等。
主要作品：歌剧《俄荻普斯》《俄荻普斯之死》《打击乐协奏曲》《MongDong》《第一交响乐》《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弦乐交响乐》和大量的现代室内乐作品，他还为《青春祭》《孩子王》《盗马贼》《野人》《边走边唱》等多部电影配乐。其主要乐队作品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和香港育限唱片公司出版发行，他的作品还先后在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波兰等国演出并接受众多音乐节和演出团体的约稿。
瞿小松的作品在世界各地被广泛演奏，并被西方乐评称为“寂静的大师”、“节制的大师”。瞿接受的作品委约来自：荷兰国际艺术节、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巴黎秋季艺术节、瑞典国民歌剧院、大伦敦艺术基金会、荷兰新音乐团、柏林电台合唱团、慕尼黑双年展歌剧节、美国作曲家论坛、辛辛那提打击乐团、日本Hibiki音乐节、东京艺术中心、日本福冈音乐厅、台湾朱宗庆打击乐团、台湾云门舞集、香港中乐团、香港舞台团、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等等。
瞿小松的作品由美国Peer Music及英国Faber Music两家出版公司代理。
1999年秋，在十年的海外生活后，瞿定居上海，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
浓密的络腮胡、长发，宽大的镜片下闪烁着睿智的目光，抑扬顿挫地朗诵着经文，有时因为过于沉醉，时不时还摇头晃脑一番。瞿小松，俨然就是个饱读诗书的先生，在解读《金刚经》的部分篇章。
作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最活跃和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瞿小松在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海外生活后，最终还是选择叶落归根回到中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国外生活，始终像是作客。作为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是他的第二身份。
无论是北京国际音乐节，还是上海艺术节，“瞿小松”这个名字都是“曝光率”最高的艺术家之一。在此次上海艺术节中，这位“寂静大师”带给听众的是打击乐新作《行草》。在这部作品中，瞿小松对于尾音的处理堪称一绝，一个个音符从乐器中迸出，强劲、幽淡、微弱、直到消亡……每一个环节的变化都见证着声音的流逝。
谈起这部得意之作，瞿小松自然喜形于色。他回忆道，一次非正常的速度播放成就了这部“另类音乐”。“慢一倍速，慢两倍速，再到四倍速，真是奇妙极了！当音符被无限拉长，居然听不出其中任何的音高。于是我便坐在那里静静地等，等待着第二个音的出现，等待着音乐轻轻地进来，缓缓地消失。”注视着眼前这位作曲家渐渐沉醉的神情，记者似乎也被不知不觉带入奇玄的宁静中。“最妙的是两个低音之间的寂静，它暗示着声音背后一个永久的静默，前后两个声音的存在几乎就是为了提醒寂静的价值而存在的。声音是从寂静中产生的，所以声音最终要回到寂静中去。这就好比我们看蓝天，云会飘过，但云总会散，而蓝天却是永远存在。”
然而，另一些人对这部作品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看法。由于每个音符延续的时间过于漫长，这不免有些沉闷。初闻这一评价，瞿小松一阵错愕，数秒之后，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淡定，似乎这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专家的看法往往会有很多的局限，因为他们太过于注重细节，有太多的趣味、太多的记忆、太多的知识。而这些东西就像个牢笼，在他们欣赏音乐时形成一个定势，使他们有个固定的期待。一旦有任何期待之外的音乐元素出现，他们就会失去原有的感悟力。这么做，不是出于技巧的考虑，因为真实的感觉，就是需要那么长。”作为一个不断进行音乐探索的作曲家，他始终希望通过自己对音乐新元素的尝试，将音乐最本真的一面还原给听众。然而，面对这样的外界质疑，他万般无奈，甚至有些痛心疾首。良久，他吐出一句话：“行内外行多，行外内行多。” “因为行外的人不在行内，所以不会把注意力纠缠在细节和技巧里，那他听到的就是音乐最本质的东西。而在行内，他们之所以会觉得音乐太长，那是因为在他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模式。相反，对于行外人来说，因为他们没有既定的期待，所以音乐能够在他们的耳边自然地游荡，渐渐地深入内心。其实，知识就是道闸门，当你的理智在判断的时候，你的心就关闭了。”
出生于贵州贵阳的瞿小松在习乐之前，曾在黔东南苗族山区插队务农。对于那段自由的农村生活，瞿小松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乡村的自然环境激发了我的野性，苗家儿女的对歌也给予了我十分鲜活的音乐灵感。”
瞿小松是1977年“文革”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招收的首批学生之一。或许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78届”撑起了“中国现代作曲”的一片天。郭文景、瞿小松、谭盾、叶小纲、刘索拉、陈其钢……如今活跃在国际乐坛的他们，代表了当今中国作曲的最高水平，于是也被音乐界誉为中国作曲界的“黄金一代”。而瞿小松与其他音乐家相比，算得上是个多面手。他不仅在歌剧领域硕果累累，在室内作品方面也是成果多多。此外，他还为《青春祭》《孩子王》《盗马贼》《边走边唱》等电影配乐。2004年，他的文字处女作《一路踉跄》出版，该书记载了他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字里行间能感觉到他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瞿小松认为无论什么人，在做什么，重要的是生活状态。他喜欢简单、天然、无拘无束，喜欢乐善好施。他说，这么多年，他感悟到的最深哲理就是慈悲。“文艺复兴提出的博爱是以人为本的，但我认为真正的慈悲应该是众生平等，这种慈悲是最宽阔的爱。”
瞿小松的前妻也是他的同学刘索拉的音乐《摔琴》选自《蓝调在东方》（Axiom公司1994年出品）。刘索拉因写小说《你别无选择》而成名。近十几年在美国从事先锋音乐。
听到了刘索拉谭盾爵士乐有联系。她的那个制作人，她的乐手都非常好。她曾经和琵琶手吴蛮在一起合作的《中国拼贴》就是一例。但那些很流行的鼓点布鲁斯爵士音乐
刘索拉和瞿小松、谭盾、陈其钢这一拨作曲家都用了中国民族汉民族的许多乐器，比如二胡、琵琶民族传统的问题，有的人决定完全使用西方体系来创造，而有的人则将传统音乐作为贩售自己的工具。这两者在瞿小松看来都是极其不妥的，极不自然的。
瞿小松曾说他很喜欢瑞典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一句话———“一切的艺术都是无足轻重的。”瞿小松说“这句话我也是听来的，如果要问就得远赴重洋去问他咯。”但一个人如果心中有天地、有宇宙，那他的时间状态和分寸感觉就会很不一样。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宽阔的意境，才会有此感悟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在山，见花见草见树见路不见山。站得远，有距离，身在外，识得山之为山。看见山的全貌原形，更见了山所在的大地，涵山与大地的虚空。如果跳出了艺术这道门，或许从整个时空范围看，它确实也就无足轻重了。”
瞿小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佛经、禅道。他说他信佛，但却不承认自己是个佛教徒。从前有家德国媒体评价说，“瞿是无法归类的行者。”对于这个说法，瞿小松似乎很乐意接受。“我发现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标准的个体。”确实，他是一个作曲家，但却满嘴老庄。他喜欢研究古代哲学，但他却反复强调作曲的时候不会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谈起目前的教育体制时，瞿小松突然变得言辞犀利起来。“在所有的艺术创作中，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自由就无从个性，没有个性又谈何创造。目前的音乐教学把欧洲300年的辉煌成就看作了唯一的音乐，孰不知这是一块多么窄小的天地呀。”音乐就像自然，非洲有非洲的植物，亚洲有亚洲的植物，它们的生命状态和生态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解释道，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因此这些所谓的技巧都是人为的，是排他性的，其中或多或少会磨掉一些当时不被主流所接受的音乐元素。然而一些音乐学院却把这块内容作为唯一的音乐进程来教。其实，任何技巧都是时代的产物。技巧在变，没有一个是超时间的。作曲不是法律，有唯一的裁定标准。音乐是一门活的艺术。需要依靠创作者通过内心的感悟去表达、诠释。过多的规则和标准去约束只会抹杀很多音乐上的可能。”
瞿小松在文章中强调：“我体会，无论中西，古往今来引发艺术变化的，不是非怎样不可，而是它可能会怎样。生为中国人的作曲家、戏剧家应该感到幸运。这里头大大的天地，若能真正立足于中国戏曲的根本，立足于中国文字艺术及中国文字声音的根本，必有真建树。乐意舒舒坦坦继续过西方瘾的，也是自己喜好，由不得他人。”
我认为中小学对西方音乐的教育最好不要普及，等到中国音乐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都能以平等的心态和眼光对待世界音乐的时候，再来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