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摄影师眼里，礼堂外观的年代感特别强，像最早的礼堂，是沿用过去古建筑的雕梁画栋的；然后到祠堂类的；到解放初期比较简陋的；到50年代有一些苏式的、雕花的；到70年代就比较简单、粗糙一些；到80年代就出现瓷砖类的；90年代就有大玻璃、铝合金的。

第一次礼堂兴建高潮，在建国初期。1951年初，邓小平在决策修建重庆大礼堂时曾说：“我们不仅要有生产工厂，还要有政治工厂。”这个政治工厂，指的就是大礼堂。

大跃进期间，单位不论级别，村镇不论大小，都上马了礼堂工程。一份1960年的《人民日报》显示，大跃进期间，山东荣成县15个公社中有7个打算盖大礼堂，有3个已经打好了地基。

一位计委干部的回忆录中写道：河南是全国大跃进的先进省，旧县公社门口当时便建起一座庞大的大礼堂。当地干部说：“这是省上规定的，要限定时间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筑：一是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二是像河南饭店式的招待所；三是像郑州百货大楼式的百货商店。我们只是建了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400间房。”

最初的礼堂是不设座位的，甚至有的连水泥地都没有。礼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席台，主席台以夸张的方式设在那里，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

文革期间，这种权力登峰造极，主席台成了政治风暴的策源地，所谓革命，也就成了新概念的“礼”。那时礼堂的活动除了批斗、还是批斗。

斗争中，礼堂本身也受到了空前的浩劫。重庆大礼堂原来舞台外饰的仿唐飞天彩绘，被改成了一片红色海洋加标语；清华大学的老礼堂，则成了1968年“清华百日大武斗”的主战场之一，造反派在工宣队到来之时，还在礼堂门前引爆了地雷。

80年代，崔健的《一无所有》，北岛的诗歌，都在礼堂中找到了最初的知音，在社会复苏之初，学习、报告、总结、联欢、电影、追悼??礼堂里举办的各种活动，牵动着全体人员的喜怒哀乐。

1975年，胡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时，曾多次指示，尽早翻建“四不要”礼堂。他的理由是，中关村地区没有一座大型的公共建筑，给广大职工的大型会议和文娱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

这似乎暗示了礼堂功能的转变。

46岁的首钢工人王中说，文革时期，一些军区大院的小礼堂就承担了电影院之职，而文革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多单位礼堂，都“鱼目混珠”变成了“电影院”。由于有些单位电压不足，放电影就没法儿开空调，大热天的，有时候一大堆人挤着几小时看下来，就像蒸了个“桑拿”。

作家阿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从乡下返回城里的情形。“北京好像随时都在放‘内部电影’，防不胜防。突然就有消息，哪个地方几点几点放什么电影，有一张票、门口儿见。慌慌张张骑车，风驰电掣，门口人头攒动，贼一样地寻人，接到票后窃喜，挤进门去。灯光暗下来，于是很高兴地想，原来小的在乡下种地，北京人猫在‘内部’看电影呀。”

“我是翻墙混进大礼堂女厕所，偷看被禁的电影的”，李少红说起她的第一次观影经历，“这个情节在同龄人里很普遍，我却并不顺利，第一次是听完《列宁在1918》的，完全没有看到画面，因为我们被看门的老大爷堵在女厕所里了。”

只要集体生活仍然火热，礼堂就不会冷清。

小伙子在礼堂门口彻夜排队仅仅为了看场内参电影，新人鱼贯而入在礼堂中举行集体婚礼，3000多北大学生闷在礼堂里疯狂念诗，孩子们在礼堂里唱响“红五月”，“激情、天真、使命感、人文??”所有这一切随着时光推移已沉淀到了人们的记忆深处。

90年代后，礼堂空了，不管是改成电影院还是录像厅，礼堂都空了，邵逸农与慕辰在自述中陈述了礼堂的末路：

由于社会从政治重心到经济重心的完全转型，以及集体经济和国营企业的式微，一个个喧闹的礼堂才变成了荒寂的空场。作为一个大而无当的建筑，绝大部分的礼堂在我们拍摄之前或之后，都被拆除。遗留下的，在农村大都已经变成仓库、厂房、学校、以至牛棚，或者完全废弃；在城市里则改造成舞厅兼溜冰场。还有极少的一些仍保留原有的会场及剧场功能，但豪华舒适的装修淡化了过去浓重的政治味道。

在今天拆迁改造的高潮中，这个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建筑所剩无几。我们常常感叹“拍的速度赶不上拆的速度”。比如我们找到青海互助的五十中学礼堂时，工人正在拆去屋顶，趁中午吃饭时间我们把它拍下了，房子只剩木梁，整个裸露着，阴沉的天空下连主席台上的红色横幅都显得惨淡。再晚来一天，我们恐怕什么都看不到了。

此时，需要找礼堂联系业务的，除了零星的机关单位包场外，只剩下考试培训，“气功大师”说法，医药代表的药品推广会等，对此，红塔礼堂基本不接，毕竟它还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