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10 10:06
《礼物的流动》是阎云翔创作的社会学类著作，首次出版于2017年2月。
《礼物的流动》对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庄中的礼物实践进行了人类学的考察。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个礼物交换的故事，给人以亲临其境的感觉。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作者对中国的礼物交换作了较为规范的研究，着重分析了若干作为理解中国的礼物实践的关键的地方性概念，例如，关系、人情、面子等。通过田野考察，作者对人类学的礼物研究的三个方面作了回应：互惠问题、精神性问题及工具性问题。
作者阎云翔对礼物交换问题的兴趣源于他在青少年时的农村生活经历。他生长在北京，后来，从1966年起到1978年他住在中国两个北方省份的农村中。初次离开城市生活，他对新环境充满了兴趣，而其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之一就是在农历新年时见到邻居和他们的亲戚交换礼物。
春节的头一周中村民们忙着互相拜年。很快作者注意到，人人都拿了一个篮子或袋子，里面放满了自家做的蒸馍。作者很吃惊地得知这些慢头就是村民之间交换的“礼物”。在北京时作者曾经认为礼物是种不同尊常的和可爱的东西——一件逗人存爱的玩具、漂亮的衣原成者金糖果。 这些馒头怎么能被当作礼物呢？它们只是普酒的食品。而为什么每个人都送、收同样的礼物呢？作者问作者妈妈，她（和作者样缺乏农村经验）告诉作者，这是农村地区的习俗。
1971年作者离开了作者父亲的老家，独自迁到黑龙江省的下岬村（20年后，作者将回到下岬进行促成本书的田野调查）。作者迁到下岬住时已经17岁了，所以必须作为一个成年的社区成员参与地方的礼物交换体系。作者很快开始懂得为某个屯亲的婚礼或者邻居的丧葬随礼的义务，而且当自己的确没钱履行这些义务雅物作者还发现，除了常规的，仪式化的送礼，还有许多个人间交换特殊礼物的情形。作者记得，曾有几个村民逗一个年轻人，让他拿出他的烟袋给人们看。当这个青年拒不承认他有这样的烟袋后，他的朋友们就把他掀翻在地搜他的口袋儿，找到了一个上面绣着一对鸳鸯的丝绸烟袋。在朋友们的审问下，这个青年终于承认烟袋是他未婚妻送的礼物。这对他的朋友们来说是个令人激动而高兴的时刻；大家都羡慕这个精美的礼物，并祝贺他找到这么好的未婚妻。
在这村子里住得越久，作者就越能理解这些礼物交换的插曲有多有趣。不久作者得知在1962年的一次婚礼中三位客人进行了一次公开的随礼攀比，他们恰好是新郎的三位姐夫，为方便起见，作者用A、B和C来代表这三个男人。A和B都是农民，而C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工人；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享有比农民高得多的地位。C在向主人赠送礼物时给的礼金比A和B多，明显意在炫耀他的大方。自然，年长的A和B都被触怒了，并立即想出了一个办法当众羞辱C。
婚礼是农村生活中最重要的礼物交换场合，礼物在仪式的不同阶段被送给不同的受礼者。除去新郎的父亲（或者主要家长）接受礼物这一主要的送礼仪式外，还有一种新郎新娘给新郎最亲近的亲戚磕头并收受额外礼物的小型仪式。在这种仪式中，A给了新郎新娘80块钱礼金（那时候是非同寻常的大礼）。以此为例，B给了这对新人100元。当司仪大声宣布“现在新人给三姐夫（即C）磕头，请三姐夫就座，准备接受新人“叩拜”时，仪式达到了高潮。由于在第一轮中C已经用光了钱，他只得低下头假装没听见：众人的眼睛都盯着他，由于没法忍受这种尴尬、他逃走了。
1991年作者访谈C时，他否认是由于羞愧而从婚礼上逃走的，在他的故事版本里，是他后父（新郎的父亲）的一句“C还太小。不能受破头礼，别管他了”把他从窘迫中解教出来。无论如何，C承认这段括曲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噩梦，而且他很后悔在第一轮中向A和B挑衅。
这件事已经变成下岬村的一个地方传奇，20世纪70年代作者在村子里住时，它曾被公开谈论过多次。多年以后作者读到了美国西北海岸夸扣特尔人的夸富宴时，马上就想到了下岬村的攀礼；由此作者对礼物馈赠这一普遍性问题的兴趣变得更大。当作者有机会做自己的人类学研究时，深入探讨这一命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然而，重要的是要将这项研究置于此前关于礼物研究的背景之中。正如作者将在结论一章中所论证的，中国礼物馈赠形式的某些特性将它与人类学文献中描述的其他体系区别开来。
《礼物的流动》采用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对一个不怎么起眼的村庄的“送礼”与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入剖析，阎云翔调查的地点是黑龙江省的下岬村。他在青少年时代在这里生活了七年之久，后来由于研究的需要、先后又在当地从事了两次深入的实地考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阎云翔为作者们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他根据礼物馈赠的目的和社会关系的差异、区分了礼物的表达性与工具性，认为“表达性的礼物”（被村民称为“随礼”）以交换本身为目的，反映了送礼人和受礼人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而“工具性礼物”（被村民称为“送礼”）则是以功利的目的为特征，其中“送礼行为”无非是手段，带来的无非也是短期的关系。
依据当地的语汇来进行的概念性区分，表面上看是很简单的借用，但实际上对于作者们理解礼物的复杂性的两面性、有着深刻的意义。阎云翔认为，民间的表达性礼物”馈赠中、根据场合的不同包括了“仪式化”（10种）和“非仪式化”（6种）两类，其中是否设“礼单”和一次酒宴是两者之间区别的标识，而村民则以“大事”和“小情”区分。仪式化的交换一般会涉及较多的社会关系，它表现了一个家庭在关系网络上的力量和成就。家庭在这样的“随礼”花费中，大部分都用于仪式化交换，这说明“礼物的仪式性情境”，对于村民们的社会生活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但表达性礼物的馈赠，也有“非仪式性”的案例，这种不怎么隆重的礼物交换，是村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起着维持乡土社会网络的作用，被人们当成联络感情的一般手段。工具性送礼分为间接付酬、溜须（巴结性礼物）和上油（润滑作用的礼物）。其中，“间接付酬”是在获得关系网络的“局外人”的帮助后，通过送礼的方式来回报人情，它有潜力成为长期性社会关系，也可能向表达性礼物馈赠转换。“溜须”发生在上级与从属者之间，交换的目的是私利性的，而“上油”则是作者们一般理解中“走后门”和“贿赂”，当地人将它当成是“一锤子买卖”，一般也只在本村以外的情景中发生。换言之，在自己的村庄内部进行礼物交换，人们常常会有某种“人情”的压力，而在自己社区之外进行工具性礼物馈赠、人们通常不存在这种社会心理压力。
一个平凡的小地方那些形形色色的“礼物流动”形式，绝对不是阎云翔要婆婆妈妈地罗列给作者们听的一切，因为这样“罗列”自有阎云翔的理论雄心隐含其中。在经典人类学理论中，学者们通常来用归纳的方法，对世界各族的社会生活论中，学者们通常采用归纳的方法，对世界各族的社会生活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提出理论。莫斯的“礼物”理论属于这一类型。但是，从不同的民族志资料总结出来的说法，有时不一定具有个案研究的深度、而阎云翔恰恰是试图在个案的丰富面貌中，质疑以往的理论概括存在的问题。对他来说，中国人礼物交换的复杂性，说明作者们不能简单地像莫斯那样、将礼物归结为一个铁板一块的“理想类型”，而应当看到礼物交换虽然通常带有莫斯所说的那种“整体赠与”和“人格交换”的特质，却也可能包含着实利交换的一也正是礼物交换的这一两面性，代表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中国社会是以私人伦理关系为本位的社会、人们秉承的是“特殊主义原则”，他们根据具体情境来对自己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因而在处理人际关系（包括礼物交换）时，也有着极大的变通空间。在人类学界，向来存在将礼物交换完全归结为“互惠”的做法。云翔的个案研究从一个侧面指出，在作者们这个社会中，“互惠”只是作者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的“人情伦理”中包含“互惠”，也包含变动巨大的理性算计和情感联系。
阎云翔在解释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时，引用了人类学界一个经典的概念——再分配制度，并认为民间送礼的意义发生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的建立有深刻的关系。这进一步说明人类学者从民间社会的田野考察得出的认识，绝对不局限于他所研究的“小地方”，而是拥有更广阔的视野。
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对中国人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填补了中国的礼物与乡村人际关系研究的空白，为人们研究中国本土的礼物馈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也为今后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先生系学者张光直的学生，早年著作有《礼物的流动》，最近，他的英文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获得美国的历史学学术著作奖-列文森奖。这是为纪念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而设立的，每年只颁发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先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