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完成了《变革》一书之后，阎云翔一直在寻找新的研究对象，而他所透露的最新的研究计划，听起来十分宏大，“我正准备和复旦大学的张乐天教授合作，主题是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实践。”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总是从细小的案例出发，这个题目出现在阎云翔的话语中，实在出人意料。但是，很快，人类学家的本色就显露出来。“在结束了下岬村的研究之后，我曾经走了一段弯路，试图从理论上去研究‘个人主义’”。但是很明显，对于活生生的社会事件，他的触觉更为灵敏。

“我曾经在一个人的博客里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他说他在一次深夜回家的途中，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躺着，旁边没有任何人，那个老人明显是得了重病快要死了。但是，他害怕救了人之后被讹诈，就走了。第二天，他再经过同样的地点，发现那个老人身边围了一大群人，老人死了。这个人在十年后在博客中仍然用丰富的细节描写了这件事，这说明这始终是他道德上的一个困扰。”

阎云翔进行的对于“做好事被讹”和“碰瓷”（北京话中指人蓄意制造摩擦骗钱）的比较显出一贯的犀利，“前者的伤害更大，因为它显出的是一种对人类本能的恻隐之心的破坏。”而在目前的这个社会中，这种破坏表现在了每个人的观念中，限制了本能的善和同情。

“我觉得我们所做的课题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实践。”阎云翔的计划显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经费，也没有申请什么课题，甚至要求记者不用做任何报道，“因为这处在一个开始的阶段。”整个计划的开始是先在复旦的学生中征求志愿者，“我跟他们说的也都是理念和想法，他们完全是自愿地加入”。而这些学生所需要做的，是在暑假里收集身边的有道德争议的具体事件。学生的收集工作，也是无功利地对于老师理念的赞同。“我们希望能够开一个网站，把所有人收集的案例都放上去。这是一个开始，至少这些学生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也会影响到身边的人。”慢慢扩大影响范围，用案例来警醒世人。如果说课题是宏大的，那么操作的方式则显出了细致和切实。

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不同，在于不天真

作为一个对中国和美国的学界都有充分了解的学者，阎云翔对于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的区别，吐出简单的两个字———天真。“我的美国学生跟我讲，他们所接触的中国学生担心的事情特别多，他们一上大学就担心以后的工作。而美国的学生，在大学阶段完全是凭借自己真正的兴趣选择科目。就像我们这次新开的这门‘全球化’课程，其实我们教授也就是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在以后找工作时，它完全不能起任何的作用，但是，学生们就是认了教授的这个观点，他们就来了。他们说，中国学生太聪明了。但是，我却觉得，中国学生正是少了这种天真。”

上海，还有全中国，给我的印象都是一个字“忙”

阎云翔的夫人是上海人，但是对于上海的印象，他的表述却极其简单，一个字“忙”。“不只是上海，全国都是。大家都觉得美国人的工作压力大，节奏快，但是告诉你，没有中国人现在这么快。”忙只是一种表象，是什么驱使着大家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驱使着大家将时间完全花在了对于事业或者未来的追求上，阎云翔认为这个幕后的推手就是钱。“中国人传统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完全成了一种被批判的生活方式。”但是，在阎云翔的眼里，这却也不失为一种温暖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我们生活在洛杉矶，好莱坞明星们动辄举行几百万元的婚礼，但是他们也不断离婚、闹绯闻，你说他们是幸福的么？”

贵族不在于生活方式，而在于为国家奉献的多少

生活在美国，阎云翔对于国内的了解有一部分来自于网络。他主动提起了天涯论坛上曾经轰轰烈烈的对于贵族的讨论，来表示对于国内所谓精英文化的异议。“我曾经问过我的一个德国的同事，他也是个教授，出生在世袭的贵族之家。我问他认为什么是贵族，他指了指自己手腕上戴着的一只很旧的手表，说这是他父亲的。而他们的家族在二战前每次战争都有人为国捐躯，在二战以后，因为政见不同，所以没有人参战了。”阎云翔的观点和同事的说法相吻合，真正的精英和贵族一是保持传统，二是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道德底线的突破及其伦理意涵

道德底线最直接的标志就是做的事情不能对社会性产生直接冲击。具体的原则包括道德原则，互惠原则，至少不能伤害帮助过你的人的原则。整个社会性就是靠若干条基本原则构筑出来的。一旦这样的原则受到冲击，社会公信力就会受到冲击，道德底线就会被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