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7 14:28
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至1966年5月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四清，在农村中最初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在城市中最初是“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后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一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成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四清运动开展之时，正是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开展四清运动的主要原因有：
从国内形势看，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从认识这一危局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
中国共产党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二是包产到户。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官僚资产阶级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修正主义
1963-1966年在中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城乡社教运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前十条”对 “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村的社教运动开始以 “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城市的社教运动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期都发展成为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为“四清”。
“四清”运动对改变农村干部的作风，完善基层财务、保管制度，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这场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特别是1965年初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到1965年12月，全国有1/3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 “社教”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
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但由于中国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因之，此时各地的社教运动部署大多未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而且许多地方并未开展社教运动。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
《前十条》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前十条》颁布后，中国各地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
从试点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地区搞得比较好，但是有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如薄一波
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
《后十条》制定后，中共中央于11月14日发出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决定将两个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以下简称《双十条》）向中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2本，向一切人宣读。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同时，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向中国普遍宣讲《双十条》，改变了运动之初的谨慎做法，使四清运动随着《双十条》的宣讲而大规模铺开。
这一阶段的农村四清运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发生了自杀性事件，如北京市郊区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964年1月23日，先后发生自杀事件40起。
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开展要，而且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自1963年下半年后，中国的周边形势严峻。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赫鲁晓夫
中央工作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1963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1963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8月5日至26日，又先后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地视察，并在广州修改《后十条》。
1963年9月18日，修改稿经毛泽东批改同意后，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同《后十条》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批转了一系列文件，1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9月1日，正式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0月24日，又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这样，就把三大夺权样板推向全国。11月12日和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
1964年12月15日下午3：30，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四清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当刘少奇说：”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毛泽东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吗？你一缩就行了“。刘少奇最后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已有所流露。
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并且是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的。他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此后，在1965年1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二十三条》正式颁布后，标志着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这一阶段，各地在认真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基础上，对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和具体安排，并专门划出一段时间进行清政治。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贫下中农大多数没有意见，也不准翻案，四清工作队也应肯定。但是，各地原来的四清部署和做法，还有不少框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
此时，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感兴趣了。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透露出这种想法，说道：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这年5月，陪同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运动不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个运动，以及准确全面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导这个运动的相关指导思想，特别是研究中共中央具体负责领导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的相关指导思想，对于深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对于深化挂帅领导四清运动第一线人物刘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清运动是介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一场政治运动，其起因与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有关。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份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四清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农村干部，其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著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