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　作为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冲突现象，曾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社会理论家的广泛关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以T.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对于维系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将冲突视作健康社会的“病态”，努力寻求消除冲突的机制。50年代中、后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稳定的消退和冲突现象的普遍增长，一些社会学家开始对帕森斯理论的精确性产生怀疑。他们吸取古典社会学家，特别是K.马克思、M.韦伯、G.齐美尔等人有关冲突的思想，批评和修正结构功能主义的片面性，逐渐形成继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之后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流派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L.A.科塞、L.柯林斯，德国的R.达伦多夫，英国的J.赖克斯等。

科塞的冲突理论　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中最早使用了“冲突理论”这一术语。他反对帕森斯认为冲突只具有破坏作用的片面观点，力图把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社会冲突分析模式结合起来，修正和补充帕森斯理论。科塞从齐美尔“冲突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的命题出发，广泛探讨社会冲突的功能。他认为，冲突具有正功能和负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正功能。

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一张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张是变迁、冲突和强制。社会学不仅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为此，社会学必须走出帕森斯所建构的均衡与和谐的“乌托邦”，建立起一般性冲突理论。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中，达伦多夫主要吸取了韦伯关于权威和权力的理论，以此为基础建立其阶级和冲突理论。他认为，社会组织不是寻求均衡的社会系统，而是强制性协调联合体。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不同位置具有不同量的权威和权力。社会结构中固有的这种不平等权威的分布，使社会分化为统治和被统治两大彼此对立的准群体。在一定条件下，准群体组织表现为明显的利益群体，并作为集体行动者投入公开的群体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内部权威和权力的再分配，社会暂时趋于稳定与和谐。但权威的再分配同时也是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角色的制度化过程。和谐中潜伏着冲突的危机，一旦时机成熟，社会成员就会重新组织起来，进入另一轮争夺权力的冲突。社会现实是冲突与和谐的循环过程，而“权力和抵制的辩证法乃是历史的推动力”。

赖克斯的冲突理论　赖克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赖克斯描述了“统治阶段的情境”：统治集团支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运用强制性权力迫使社会整合。在这种情形中，经济分配体系向不同群体分发一定量的物质生活资源；政治权力体系分配权力以“防范任何破坏经济分配体系的行为发生”；终极价值体系确认“这种政治权力体系的合法性”；宗教仪式则具有“促使人们遵从终极价值体系的功效”。他认为，这种货币→权力→价值→仪式的一体化社会结构，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生活手段分配上的极端不平等，必然造成被统治阶级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促使其成员将个人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下而结成集体行动者。一旦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对比发生变化，社会就会由“统治阶段的情境”向“革命情境”运动，最终导致统治阶级的倒台。冲突的双方即使认识到激烈的冲突比适度的让步将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从而彼此作出妥协,但这种“休战情境”也是极不稳定的。冲突双方继续寻找能够满足自己单方面利益的手段，一旦找到了这种手段，权力的平衡立即被打破，冲突随即重新取代暂时的和平。

柯林斯的冲突理论　1975年，柯林斯的《冲突社会学:迈向一门说明性科学》一书出版,标志着冲突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早期冲突论者只是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补充和修正，认为秩序理论和冲突理论同是有用的理论工具。柯林斯认为，社会冲突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过程，仅仅提出一种补充性“冲突理论”不足以说明这一过程，必须建立一门以冲突为主题的社会学。早期冲突论者主要关注宏观社会结构问题，并把社会结构视作外在于个人的强制性力量。柯林斯则认为，社会结构是行动者的互动模式，是在行动者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中产生并得以持续的。对宏观社会结构的理解不能脱离建构这些结构的行动者。他吸取了现象学和民俗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力图为宏观社会学奠定微观基础。与早期冲突论者注重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不同，柯林斯强调必须建立假说—演绎的命题系统，并从经验上加以验证。唯有如此，才能使冲突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说明性科学。柯林斯为冲突问题的研究打下了新的基础，标志着狭义上的“冲突理论”作为一个流派已经式微。

米尔斯的冲突理论在战后早期，就像帕森斯和默顿一样，很多社会学家都属于功能主义传统。但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1916-1962）则是一个例外，他是所称的“冲突论”发展中的重要人物。米尔斯既批评芝加哥学派的“铁杆经验论”，又批评帕森斯的“总体理论”，认为他们缺少社会关注。他曾将自己描述为“朴素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既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也受到韦伯的影响。米尔斯全身心地介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与政治活动；他尤其希望看到，美国的财富和权力能够更平等的分布。

社会冲突理论以率先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而著称。它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L.A.科瑟尔、L.柯林斯，德国的R.达伦多夫，英国的J.赖克斯等。

科瑟尔在《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中最早使用了“冲突理论”这一术语。他反对帕森斯认为冲突只具有破坏作用的片面观点，力图把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社会冲突分析模式结合起来，修正和补充帕森斯理论。达伦多夫则认为，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一张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张是变迁、冲突和强制。社会学不仅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为此，社会学必须走出帕森斯所建构的均衡与和谐的“乌托邦”，建立起一般性冲突理论。而赖克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反对帕森斯以价值规范为重心的秩序理论，强调物质生活手段的分配应该在建构社会模型时占据优先地位。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关键问题》（1961）中，赖克斯生动地描述了“统治阶段的情境”。1975年，柯林斯的《冲突社会学：迈向一门说明性科学》一书出版，标志着冲突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早期冲突论者只是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补充和修正，认为秩序理论和冲突理论同是有用的理论工具。柯林斯认为，社会冲突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过程，仅仅提出一种补充性“冲突理论”不足以说明这一过程，必须建立一门以冲突为主题的社会学。

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构想。同时，社会和谐本身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在社会科学中，逐渐演化为结构功能主义与传统冲突论两种不同的范式，并最终形成现代社会冲突理论的成果。 结构功能理论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认为社会结构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发挥着各自的有机功能，社会是移动着的静态的平衡。它假设社会制度处于均衡的状态，保持着有条不紊的秩序，不会发生整体的变迁。社会是由规范、价值和公共道德将社会成员联结在一起，形成社会共识，即共同的社会价值的聚合力，使得社会保持着均衡。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由这种社会均衡模式来解释。 而传统冲突学派恰恰看到了社会不协调的一面，许多社会问题并不是均衡模式所能解释得了的。它认为社会是动态的，无时不在变化。整个社会体系处于绝对不均衡中，在社会体系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冲突与不和的因素，是社会变迁的来源。社会在运转中所保持着的秩序，除了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和权威的认同，权力也在起着很重要的维持作用。 结构功能学派兴起、发展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二战后的美国。当时美国迅速地转入为和平建设服务的国民经济轨道，一时国内欣欣向荣，社会和谐，民众生活稳定。在这种繁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结构功能主义应运而生，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中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但好景不长，西方进入六十年代，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如美国先后爆发了反越战运动、保障民权运动、肯尼迪被刺事件等。此时，冲突论应运而生并开始活跃于学界，批判结构功能理论所宣扬的社会均衡、稳定、和谐与整合的“太平盛世”，切中时弊，解释困扰人们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两个学派的一起一落，反映了两种不同社会背景的转换。可以说，传统功能论与传统冲突论各自说明了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既提供了对社会的一定解释力，又遇到了社会复杂性的难题。 现代冲突论融合了功能主义与传统冲突论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对两者的同时批判和继承。现代冲突论在坚持不和谐是社会的固有特征的理论基础上，认为可以通过社会秩序的调整来缓解冲突，并在冲突与缓解的互动中寻求发展，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和谐。 现代冲突理论强调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比功能主义更具有建设性。它认为冲突不仅导致了社会不和谐，它还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其兴趣在于冲突通过怎样的机制推动变革，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现代冲突论在承认社会冲突的普遍性的同时，将社会和谐作为了研究落脚点，并建设性地认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是社会变迁的动力。稳定本身是个中性词，可能意味着良性的秩序，也可能意味着保守、滞后、不公平、酝酿着危机的秩序。表面的稳定可能在为激烈的社会动荡酝酿爆发力，良性、持续的政治发展才能为社会与政治稳定提供长治久安的活力。而功能主义的保守色彩浓厚，从思想渊源上看，它吸收了功能主义思想，“社会是一个有平衡性系统”的社会体系学说，甚至社会生物学派和物理学中牛顿力学法则也在功能主义理论中留下痕迹。 “安全阀”理论是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因此，“冲突”是一种释放敌意并维持群体关系的机制，而“安全阀”是一种为社会释放不满的合法冲突机制。释放不满是“清洁空气”，通过允许自由表达来防止敌意的堵塞和积累。另外，“安全阀”机制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转移矛盾的焦点，避免矛盾的积累。也就是说，社会紧张不仅可以向不满的原始对象发泄，也可以向替代目标发泄，避免对体制的冲击和整体不和谐。有学者研究了早期巴厘岛人的滑稽戏剧，当时该地社会结构高度阶层化并且很僵硬，人们的注意力大量地倾注在用以表示等级和身份的仪表上，巴厘岛人的戏剧就是用来专门对等级现象进行滑稽模仿的。这种滑稽的模仿中所自由表达的讽刺恰恰落在其社会制度的紧张点上，它使紧张关系在笑声中得以松弛，排解了在这个僵硬的等级社会中明显的敌对情绪，有着使原有制度延续下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