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德国曾发生一场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战，德国社会哲学家W.狄尔泰指出，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对象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他认为，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研究离不开价值判断，社会科学的任务不仅是客观描述社会，还必须涉及伦理、宗教、艺术等价值观念。此外，人具有自由意志，人类行为既没有规律性也无法预测。

社会历史现象都是独特的、偶然的，对此无法采用自然科学的“规范”方法加以研究，而只能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加以阐述和记录。

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主张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人及其行为，而人的行为是受“合理化”的理性支配的，与行为者的价值是相关的，但同时受环境的制约，理性行为并不是绝对的意志自由，它受着具体的必然因果律支配。因此，他建立的理解的社会学既反对人文学派的主观唯心论，也反对机械的实证论，主张“价值相关”和“价值无涉”（见价值中立和价值参照）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两条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基本原则。

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各个流派及其关于方法论的不同观点，大体可以区分为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反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或主观主义）两大倾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则独树一帜。

实证主义方法论

西方社会学家大多在某种程度上坚持由孔德和迪尔凯姆所开创的实证主义方向，其中包括各种理论流派。尽管各派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主张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

社会学不是探讨“应该如何”，而只是客观地阐明社会“究竟是如何”，它不关注于独特的历史事件，而主要关注于社会现象的原因和规律。他们坚持认为社会研究的逻辑方法是假设演绎法，科学假说的陈述必须由经验事实来检验，理论仅当它得到经验证据的完备支持时才是可接受的。获取经验证据需要采用实验、系统观察、调查、访问、文献考察等方法。

虽然社会科学在方法、技术的运用上有其特点，但它在理论构建、证据搜集、证据分析与评判、理论检验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并无本质区别。实证主义者把自然科学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把自然科学当作科学的范例，在他们看来，社会学是符合科学的逻辑的。

实证主义方法论流派

其中较极端的派别是定量主义和数理社会学派。

定量主义受心理学的操作主义和生物测量学的影响，强调在任何科学中都必须使用测量和计量的方法。定量主义的倡导者、美国社会学家G.A.伦德伯格主张，任何概念都可以测量，由于定义不明确而无法测量的概念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用处的。

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S.A.斯托福、P.F.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学的数量分析技术。他们严格遵循经验实证主义的原则，主张用精心设计的方法从资料中推导出理论。

数理学派是50～60年代开始发展的，主张以数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公式来描述和表示社会现象，并运用数学模型或数学符号的运算来模拟真实的社会过程。认为通过数学描述和计算机模拟就能够发现社会规律并对社会发展作出预测。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H.M.布莱洛克和J.S.科尔曼等人。

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传统

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创立了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传统，早期它侧重对城市生态问题的实证研究，提出“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口号，摒弃一切哲学思考和内省方法。后期它又受心理行为主义的影响，只注重对微观社会现象的描述和统计资料的堆积，忽视对宏观现象的把握。

作为20世纪中期社会学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直接继承了迪尔凯姆侧重分析社会结构及文化要素的研究传统。这一学派的创始人T.帕森斯在他的社会行动理论中将社会化决定论与因果关系论作为他的基本假设，认为由社会化而得到的社会规范、道德与价值观，支配、影响着个人行为，强调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制约性。他还指出，社会学研究应侧重分析文化因素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

社会交换论受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B.F.斯金纳的影响，它借鉴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假设，将个人行为视为通过对不同利益与代价的衡量作出理性选择与决策的产物，认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是：通过经验与观察来揭示个人接受报酬与付出代价的刺激而形成的行为或互动模式。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G.C.霍曼斯。

G.C.霍曼斯与社会学现代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P.M.布劳都主张以严格的逻辑演绎建立公理形式的理论体系。他们认为，科学理论应是一个概括程度不断提高的命题等级系统，所有低层命题都是依据逻辑严格地从高层命题推演得到的。布劳的理论体系包括21个假设、34个主要定理和150个子定理或推论，用以考察和解释社会行动的基本模式。现代功能主义者，如德国社会学家N.卢曼，在构建理论体系时也经常使用演绎方法，即从抽象的假设出发，演绎出一套命题，再从经验世界中寻找验证。

反实证主义方法论

在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中，反实证主义倾向一直有很强的影响。20世纪以来，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倾向的西方理论流派主要有：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民俗学方法论、历史社会学以及冲突理论的某些学派。属于这些学派的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现象对社会行动者来说是“有意义的”，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他们指责实证主义忽略了社会行动者的特殊性、自主性与互为主体性，忽略了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抹杀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

由美国社会学家G.H.米德和C.H.库利所开创的符号互动论强调，人类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创造与使用符号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行动者能够了解自我与他人的期望，并在此基础上对互动的情境作出定义，以便选择适当的行动来适应他人和社会环境。所以，社会学方法必须侧重对具体个人的互动过程进行观察、描述和主观阐释。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美国社会学家H.G.布鲁默发展了一套研究互动过程的方法，认为对社会行为的研究很难使用数量分析，只能采用定性分析和归纳方法。

以现象学方法研究社会学

美国社会学家A.舒茨将现象学方法引入社会学，他的现象学社会学主要受到E.胡塞尔、米德和韦伯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经验世界并非由一群孤立的个人所构成，而是一个互为主体的生活世界，社会学的任务是将这一生活世界赋予有系统的组织。他发展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方法，提出要在现时世界的日常知识结构基础上建构用以理解社会行动者主观意义的概念框架。

英国现象学社会学家J.M.阿特金森和A.西库雷尔分别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否定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逻辑和程序。他们的观点是：诸如犯罪、自杀这类社会现象仅仅是社会行动者对行为的主观解释，而不是客观的社会事实，社会世界只不过是行动者的感性认识和主观理解的产物；那些把犯罪、自杀当作客观事实来研究的社会学家，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解释强加于社会世界。

美国社会学家H.加芬克尔等人创立的民俗学方法论主要受舒茨的影响。加芬克尔同舒茨一样，把研究重点集中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动者的意识与行动。所不同的是，舒茨注重探求行为者如何形成共同的生活世界意识，加芬克尔则重视对具体互动过程的微观研究。他发展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技术与技巧，如追踪访问、临床观察、文献阐释等，用以观察、分析行动者的行为和语言。民俗学方法论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尖锐对立，它并不企图概括出一般社会规律，而是考察特定环境下的具体社会现象。

历史社会学研究侧重点

历史社会学侧重对社会群体社会发展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它反对实证主义的标准化、操作化和形式化的方法，认为社会现象具有历史性和独特性，因此社会学的任务是在历史脉络中运用类型构造法和比较法来探讨历史因果关系。

例如，韦伯指出，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寻找普遍规律，因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只是阶段性、局部性和频率性的，他主张以阐释和理解的方法来发现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

美国社会学家C.W.米尔斯认为，任何社会学研究都是历史研究，并且都无法与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相分离，所谓客观的实证研究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他的学说综合了冲突理论和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则继承了历史社会学的定性分析传统。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哲学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论这两层含义。在哲学层次上，马克思在认识起源问题上摒弃了先验论的假设，强调经验事实先于理论而存在，强调知识来源于实践，主张以现实的“市民社会”和人的活动作为哲学思考的重心。他以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取代了传统的静态分析，认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矛盾与对立的现象，并非是一种静态的关系或属性，而是内在于事物之中的、具有动态特征的认知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人类生产力及其所创造的社会关系的辩证发展过程，只有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认识才能解释人们的社会活动。马克思还指出，知识的发展也是一个辩证过程，因为人类所认识的世界，不一定是真实的世界，而是经过思想加工的文化世界，这种文化世界体现了人类所创造的思想产物，即社会价值、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知识以及上层建筑也必然会发生变化。辩证观、历史观和实践观是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和社会理论–方法论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辩证法两大特点

在研究方法的层次上，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两大特点：

①强调研究过程的经验性与实践性。

由于马克思把社会现象作为客观的外在事物加以研究，因此他非常重视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与社会事实来说明普遍的社会规律。

②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侧重分析社会结构及各个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作出解释。

这种解释的最终目的在于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批判和改造。

马克思将研究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①分析。在占有大量资料，尤其是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详细、深入的观察与分析，以找出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和相关关系，他特别重视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以及阶级关系。

②综合。在详尽分析资料之后，将各种有相关关系的资料予以综合，通过主观逻辑的判断，揭示出资料背后所隐含的本质特点，以形成对社会的整体性认识，解释和说明研究对象。

马克思的方法论思想

马克思的方法论思想极具综合性，能为各种理论学派提供思想武器。

例如，匈牙利的G.卢卡奇对阶级意识和异化问题的研究，意大利的A.葛兰西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注重考察个人意识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都借鉴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概念与分析方法；法国的L.阿尔杜塞则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对思想体系的结构进行了研究，这与马克思后期在《资本论》研究中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有很大相似之处。

马克思的观点对于反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也有很大启发，在历史社会学、批判理论、冲突理论等流派中都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或学者起着重要影响，如米尔斯、A.W.古尔德纳以及法兰克福学派。

两大假设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方法论的两大假设是：

①人们的意识是他们与之相处社会的产物，因此不可能有纯客观的社会知识。

②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事实是无法与价值相分离的，研究者应对社会持批判的态度，以免受当代社会思想模式的局限。

他们承认自己的学说带有主观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认为这种理论比主流派的实证社会学理论更能说明现实社会。这一学派采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和批判方法，强调阶级与社会行为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经济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在西方社会学界，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区分并非是绝对的，许多西方理论学派往往是介于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之间，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通过方法论论战产生的相互影响与借鉴也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在解释当代社会的矛盾、冲突与动荡时面临着危机，许多社会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论产生了更大兴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形成。

对研究方法的探讨评价

对利用不同方法所获得的资料的性质和质量的分析，以及对社会研究的逻辑和基本假设的考察。社会学研究最终是以研究者对人和社会性质的假设为基础的，这些基本假设指引整个研究工作，包括课题的选择、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和对结果的解释。

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其所获得的资料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基本假设决定的。

对具体研究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两个基本假设是：

①关于社会本体的性质；

②关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原因。

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

它们代表了对社会本体的截然不同的假定。

唯名论的本质在于否定共性，否定超越于个人之上的一般社会规律。唯名论者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除此没有任何超个人的实体。社会、文化、结构、制度等都是不具有实体性的抽象名词，它们必须由个人的动机和行为来说明和解释，不能由自身的整体性质来解释。韦伯、K.R.波普尔等人以及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民俗学方法论和交换理论等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坚持社会唯名论的主张。

与此相反，社会唯实论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实在，它存在于个人之中。社会现象只能由抽象的、普遍的本质加以说明而不能归结为个人因素。因为社会中存在着集体意识、集体特征，它们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必须把它当作一种客观事物。唯实论者重视整体研究，主张摒弃个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现象作客观的描述。在他们看来，唯名论由于重视个人而易于陷入主观的和烦琐的细节分析。迪尔凯姆等实证主义者是唯实论的主要代表，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现代结构主义、历史社会学等学派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唯实论的倾向。

社会学研究

其重点之一便是考察社会秩序的形成、条件和机制。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的前提，社会之所以能维持共同生活是有赖于某种客观秩序。社会学家依据对社会秩序的一般假设来研究社会的起源、发展、冲突与变迁。

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原因有几种假设：

①强制理论认为社会秩序不外是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它的维持依赖于权力，特别是国家机器所代表的公共权力。

②利益理论认为秩序是通过互惠互利的社会契约而建立的。当这种契约无法满足个人的新的利益时，就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与社会变迁。

③价值共识理论认为社会秩序是以人类对某种价值的共同认识而建立的，而社会变迁是由于在新文化价值的冲击下旧价值体系的瓦解引起的。

④惯性理论假定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它是由多种机制和运行过程来维持的。

作为研究起点的三要点

上述基本假设作为研究的预设决定了研究者对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分析层次和研究方式的选择。

在社会学研究中，可作为研究起点的主要有：

①具有人格、目标、动机和价值取向的个人；

②文化及符号系统；

③具有各种独立特征的社会结构，如群体、组织、制度等；

④环境和生物因素。

从这几种不同的角度出发，都可以对社会秩序的状态和机制作出解释。侧重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或分析单位来解释社会秩序，这种方式可称为方法论个体主义；以结构、文化、环境等因素来解释社会秩序则称为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对应于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

基本假设

因基本假设的不同各理论学派所侧重的分析层次也有所不同。

①宏观社会学理论注重研究社会整体与社会结构。例如，孔德、马克思、斯宾塞等人把社会视为一个体系，强调整体分析或功能分析，迪尔凯姆从客观角度对社会分工和自杀等现象进行了实证性研究，马林诺夫斯基、A.R.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提出要以结构功能的观点研究各种文化模式。

②微观社会学理论注重在社会心理的层次上分析个人行为和倾向。V.帕雷托认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来自天生的本能，但人往往用虚假的意识来掩饰真实的行为动机，因此社会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真实动机。现象学社会学、民俗学方法论等学派都主要从事微观研究。

③互动理论既不从社会整体和社会结构入手，也不从心理层次入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侧重分析个人之间、个人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交换理论也是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入手，以沟通宏观结构与具体行动者的联系。

研究者在选择研究策略，特别是在选择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方法时，必然要受其理论假设的影响；尽管各种研究方法并不属于各特定的理论学派专用，但不同的理论学派往往有自己较固定的研究模式以及相应的一套具体方法。

实证主义学派和宏观社会学研究常常使用较严格的定量方法（如结构式的问卷调查或统计调查），对数据进行较精确、复杂的统计分析，通过严谨的操作化和逻辑推演来验证理论假设。

反实证主义学派和微观社会学研究则常常使用定性方法（如参与观察、访问、个案研究）、文献研究，对资料进行归纳、综合并结合主观思辨或阐释得出研究结论，建构理论假说。

使用不同研究模式的社会学家在对不同资料的质量及可靠性、不同证据和解释方式的有效性等问题的认识上往往存在着根本分歧。

研究方法多样化

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化。这是容易理解的。从历史起源上看，社会学来自思辨与经验这两种传统思想；从目前发展状况上看，社会学包罗了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主题与方法。试图建立统一的方法论尚为时过早，况且许多社会学家对是否有这一必要仍持有疑问。

社会学方法论研究的新进展与趋势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电子计算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逐渐普及，以及多变量统计分析和资料搜集技术的发展，实证研究的方法及其定量化程度日益接近科学化的准则要求。但是研究方法的发展却无法消除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的分歧与困境。

按照科学史学家T.S.库恩的观点，一门学科若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说明这一学科仍处于“前科学”阶段（见社会学范式）。有人据此认为，社会学的派别林立以及方法论的多样性是这门科学尚未成熟的标志。但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尺度去衡量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有其独特的知识模式，它根据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模式。

确实，自社会学产生以来，建立统一方法论的企图无不遭到失败。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中期由兴盛走向衰落之后，社会学理论—方法论曾向不同方向寻求出路，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语义哲学、认知理论都对方法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到80年代末为止，在西方社会学中没有哪一个学派能占据统治地位。尽管分歧仍然很大，但通过方法论的争论，特别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使社会学理论—方法论中出现了相互补充的现象，产生了一些新的综合。

一场争论

60年代，以法兰克福学派的T.W.阿多诺和J.哈贝马斯为一方，以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和H.阿尔贝特为另一方，围绕着实证主义问题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展开了一场争论。尽管两派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但他们从不同角度对逻辑实证主义、规范的科学研究程序进行了批判。

70～80年代较引人注目的发展有：哈贝马斯在《沟通行动理论》（1970）中对功能主义、互动论和批判理论的历史—进化分析进行了综合；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综合了功能主义、符号互动主义和系统分析；A.吉登斯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和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试图消除社会学中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论，改变社会学理论的实证倾向；布劳的宏观结构主义则对演绎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行了综合，发展了迪尔凯姆所开创的宏观、实证研究。苏联社会学界经过几次方法论的争论，逐步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发展了学科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

社会学思想方法的发展是与整个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的。

70年代以来，有关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历史发展必然性、知识的客观真理性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思想观念都遇到了挑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随机性、偶然性、主体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认识到传统的、“科学的”知识模式需要改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学方法论所面临的任务主要是：

①对人类和社会的本性的重新认识；

②对社会学学科性质的重新认识；

③结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中所呈现的各种两极对立的因素；

④把科学的实证精神与社会批判的人道主义精神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