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30 15:16
社会教化是我国古代意识形态管理的主要方式之一，即通过一定的途径对百姓进行教育感化。教化是一种上对下的信息传递，目的是“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史记·秦始皇本纪》）。教化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化的伦理道德，如忠、孝、仁、义、礼、信等等。教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宣传。从三国时代起，已有“宣传明教”一语（《魏略·李孚传》），即以正面宣达道德为主，维护已有的社会秩序，使不稳定的舆论因素消弭于未然。（二）表彰。这是教化的一种主要社会形式，通过表彰典型，使悖逆者顺服，怠惰者勉力。“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匾表其门，以兴善行。”（《续汉书·百官志五》）（三）监督。这既是对教化的一种监督，同时又是教化自身的表现形式。它主要通过乡官来实现，“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引文同上）。然后，由这些小官吏进行训告、保惠、教诲。通过教化，出现百姓间互相训告、扶持、教诲的局面，全民反复自我锤炼对政府的服从心理，而一切反正统的思想和行为，则往往在萌生之初，就受到刑罚之外的道义上的压力。教化的核心是“德化”，通过正面的宣传感化，使民众思想不超越一定规则，使文化在预先限定的范围内发展，以达到意识形态管理的最高境界，即孟子的所谓“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社会教化的共同内容是：（1）教授生活技能。生活技能包括生活自理技能和职业技能，如教授农民合理安排农作物茬口、科学配方施肥、作物套种、抗衡作物的病虫害、简单的医学知识、办企业及其生产经营手段等。（2）教导行为规范。行为规范包括日常生活规范，政治、法律、道德规范，角色规范。如宣传乡规民约，教导待人接物礼貌，时事政策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普法宣传，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以及教导农民中主要角色（如父母、子女、村民、村干部等）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及其角色特质要求，教导角色的期望和规范，角色的态度和情感。（3）树立面向未来的生活目标。当代农民正处在跨世纪的交接点中，时代需要广大农民更新观念，超越自我，具有创新意识，胸怀大志，成为面向未来的一代新人，能将个体知识技能、创造力能动地外化于社会。如信仰上追求共产主义，生活上追求富裕，人与人关系上和谐相处，事业上勇于开拓等。
传统中国的教化思想源自先秦，集中反映为礼仪法度的教化，由此构筑起“礼仪之邦”的社会教化体系。中国传统社会教化的主要目的是“化民成俗”与“学做圣贤”，其内容包括人文、伦理、道德及其规范，其形式是动员家庭、家族、学校及其他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并用以作为规范个人道德的伦理性、政治性手段，以节制不适当、不正确行为。总之，社会教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发挥着规范个体行为以服从群体，减少以至避免社会纷争，整合家庭、家族、民族共同体，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在西方，正像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它最初是在中世纪神秘主义中诞生，以后被巴洛克神秘主义所继承；再后演变成由克罗勃斯托克的《救世主》而来的主宰了整个时代的宗教上的唯灵论；最后这个词在赫尔德尔那里成了‘达到人性之完满教化’这个基本概念”（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由此可见，在西方的话语系统里，教化指的是一种旨在使人发生“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并且因此“达到人性之完满”的训化活动。至于“人性之完满”中的人性的涵义，主要是指理性。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主要冲动在于探求真知，为此提供了极好的证例。事实上，此后，西方学者们基本上就是依循这个传统而看待和对待教化的。比如，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们所致力的工作，主要就是通过教化去培育人的理性，以反抗中世纪的盲目的宗教信仰加在人们脖子上的牢固的枷锁。至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正像人们都知道的那样，它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唤醒人的理性并且培育人的理性的自决能力。至于理性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后来的黑格尔给出的回答是所谓普遍性。比如，在黑格尔看来，所谓教化就是指“向普遍性的提升”，这个提升“要求为了普遍性事物而舍弃个性，然而对个性的舍弃却是否定性的，即对欲望的抑制以及由此从欲望事物中的解放和自由地驾驭欲望事物”（伽达默尔语）。正因为如此，在黑格尔看来，“谁沉湎于个别性，谁就是未受到教化”。
和西方大不相同的是，在中国，尽管在先秦时代法、道两派的教化分别强调“以法为教”和“无为而治”，但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的学说基本上占据了主流的地位，情况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众所周知，儒家的教化基本上是伦理的和政治的，这种教化有着强烈的伦理政治的诉求。这种诉求，一方面表现为对“内圣外王”的境界的期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化民成俗”的状态的向往。这种以伦理政治的诉求为基本内容和根本目的的教化，在此后的漫长的岁月里所以能够绵延不断、长盛不衰，主要是因为它与小农封建经济和大一统的专制政治需要是非常契合的（参阅黄书光主编《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因此，毫不奇怪地或者非常自然地，所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便成了儒家教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一套以学校和非学校系统构筑的动态交叉的社会教化网络，社会教化与人们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教育活动、文化活动等方面都有密切联系，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地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实际行动中。正因如此，历朝历代有关社会教化的史料无疑相当丰富。如何挖掘和充分运用这些史料，既是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依据，也是这一课题研究的艰巨工作。然而长期以来，除极少部分相对集中的论著外，绝大多数有关社会教化的资料却零星地散落在不同的历史文献中，而且由于前人对此问题研究用工有限，可利用的资料也相当不集中，所以，挖掘不同类型的史料便成为首要任务。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社教》编著者们对各种史料中相关稀疏的记载着力钩沉。他们搜集了大量的经、史、子、集中相关的文字片断，发掘了大批的笔记、文集、诗歌、戏剧、著作中有关的零星言论。在史料的收集和运用方面，尤值得一提的是充分利用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挖掘这些记录乡土社会中有关社会教化的丰富史实，从而使社会教化问题的研究更具说服力，论证也更为生动。本着外为中用的原则，《社教》还注意借鉴国外有关研究理论，对外人著述中某些合理的部分和成果以及相关资料进行吸收和借用。这些无疑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资料线索和借鉴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