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理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英国哲学家、作家赫伯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从19世纪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人认为现代的社会生物学也可归类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历史学家Richard Hofstadter于1944年初版的著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思维》，所以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来指称1944年前的相关思潮是不确切的，但这种用法已被历史学界广泛采用。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指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认为达尔文主义，特别是它的核心概念——生存竞争所造成的自然淘汰，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认为它在人类的进化、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常被利用来强调人种差别和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战争不可避免等。此外，把进化论用于社会的学说和思想，通常称为社会进化论。它与社会有机体学说是相联系的。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实际创始人是斯宾塞（H.Spencer）。有人说达尔文进化论确立以后，社会思想方面受斯宾塞的影响比达尔文更显著。这在美国和日本等国都是这样。虽然斯宾塞是站在拉马克学说的立场上。但在研究社会进化时，则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比较适宜。

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被其拥护者用来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名，理由是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适者生存”。至此，赫伯特·斯宾塞对社会和道德机制进化的理解被异化为与其哲学思想相对立的东西。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倾向。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这一思想说明社会进步和变革的不可避免，也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的退化不可避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一样，经常被卷入关于优生学的争论。

社会进化和文化进化的理论在欧洲思想界很常见。达尔文之前的启蒙时代思想家，如黑格尔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思想家认为，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天然特征。托马斯·霍布斯在17世纪写成的著作《自然状态》中已经出现达尔文所描述的对自然资源的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其他社会变革理论的区别在于，它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于社会研究之中。

达尔文对进化的独特研讨与其他理论的区别在于：达尔文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发展的影响高于超自然影响，认为人类像动物一样为生物学法则所约束，特别是人口增长对个体的压力。与霍布斯不同，他相信这种压力使具备某种生理和智力性状的个体常胜于其他个体；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特征在种群中的积累会导致新物种出现。

达尔文觉得“社会本能”如“怜悯”和“道德情感”也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这些进化的结果使他们所在的社会得到增强。他在《人类起源》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所以，达尔文确实相信社会现象也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包括赫伯特·斯宾塞、马尔萨斯和朗西斯·盖尔顿等。

社会达尔文主义有时与达尔文本人的著作是有区别的，并且与达尔文著作出版后一个半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进化论不尽相同。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简化观点是，人、特别是男性必须为了在未来能够生存而竞争，不能给予穷人任何援助，他们必须要养活自己，虽然多数20世纪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支持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以赋予穷人养活自己的机会，使能够自足者胜过那些因懒惰、软弱或劣等而贫穷的人。达尔文也相信雄性较雌性优越，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一脉相承。

对达尔文生物学观点的另外一种社会解读是所谓优生学，该理论由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发展起来。高尔顿认为，人的生理特征明显地世代相传，因此，人的脑力品质（天才和天赋）也是如此。那么社会应该对遗传有一个清醒的决定，即：避免“不适”人群的过量繁殖以及“适应”人群的不足繁殖。高尔顿认为，诸如社会福利和疯人院之类的社会机构允许“劣等”人生存并且让他们的增长水平超过了社会中的“优等”人，如果这种情况不得到纠正的话，社会将被“劣等”人所充斥。达尔文带着兴趣阅读了他表弟的文章，并且在《人类起源》中用了部分章节来讨论高尔顿的理论。不过无论是达尔文还是高尔顿，都没有主张在20世纪上半叶得以实行的优生政策。他们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强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优越和竞争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联。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观简单而言是白色人种必须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种，然而还有其他更复杂的观念。达尔文进化论基于基因分岔和自然选择理论进行种族划分。基因分岔是指一组物种彼此之间互相分离，从而各自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基因特征，这一理论适用于包括人类的所有生物。正是由于基因分岔，我们今天才有不同的人种和族群。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欧的日耳曼人是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进化，迫使他们发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现今时代表现为热衷于扩张和冒险。另外，相对于非洲的温暖气候，自然选择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彻底地淘汰体格软弱和低智力的个体。大日耳曼主义者还论证，如果动物在体能和智力上适应其所在地气候，那么人类也是如此。这些思想得到当时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全力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此人是达尔文理论的早期捍卫者，并得到“达尔文的看门犬”的绰号。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的支持者包括麦独孤（William Mc Dougall）。

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幼稚的种族观念是：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达尔文进化论清楚地说明，各物种为了生存而不停地斗争，弱小物种和种族的消亡和灭绝贯穿了历史。白种人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是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蛮人，在另一些地方则干脆将他们灭绝，正如美国人在北美洲及英国人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从“适者生存”的观点来看，创造了辉煌的西方文明的白人才配生存。但是在现代社会，当白人成为内部政治争斗的牺牲品时，亚洲的黄色和棕色人种不断地积蓄力量以准备推翻白人在全球的控制权。许多人相信，白种人和西方文明最终被“劣等”种族和文化所排挤掉只是时间问题。上述思想在20世纪初得到不少名人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记者Lothrop Stoddard和航空界的英雄查尔斯·林白。林白虽反对种族主义，却相信白种民族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必须保持技术优势，特别在航空业。

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社会和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在今天已经不再时髦，没有人再自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社会达尔文主义曾在欧洲的一些社会圈子里——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知识分子之间——广泛流传。哲学家尼采创造了“超人”这个概念。在国际政治上，各帝国之间的竞争鼓励了军事化和对世界依照殖民势力范围进行划分。当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读更侧重于物种间的竞争而非合作。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纳粹德国的领土扩张和种族灭绝政策有重要影响。

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在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在美国，不可思议地流行。在镀金时代的美国，Edward Youmans，William Graham Sumner，John Fiske，John W. Burgess等作家和思想家在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Sumner在19世纪80年代放弃了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些当代历史学家认为他从来也没真正相信过社会达尔文主义。

大部分美国生意人拒绝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反博爱主张，相反，他们用成百上千万美元建造中小学、大学、医院、公园等设施。安德鲁·卡耐基虽仰慕斯宾塞，他却也是当时（1890-1920年）世界上最著名的慈善家，他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领袖。

杰克·伦敦创作了不少描写生存的小说，他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解。

社会达尔文主义曾在美国流行，这可以归因于如下事实：美国社会曾是建立在适者生存的基础上，当年的美国民族是由移民组成，这些离开自己家乡去美国的人都是最强壮也具野心的。相信“昭昭天命”去开拓边疆的扩张者需要克服极大的困难，他们对印第安人的残忍处置锻造了美国。

（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指称保守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有不少人简单地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和利他主义。

一些20世纪前的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预见了优生学和纳粹的种族学说。其批评者将公众头脑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种族主义，新帝国主义，伪科学联系在一起，对它的批评还被扩展到其他与之相似的政治理论或者科学理论，例如进化心理学。

同样，资本主义，特别是主张放任自由的经济学说被（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所攻击，他们将其等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这些经济学说都建立在自然稀缺的假设上，并且主张“物竞天择”的经济行为。

然而，1880年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中很少有人主张资本主义或者“放任自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求一个强势政府来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以便扫除掉劣等人。他们并不相信市场能起到这个作用。主张“自由放任”的著名经济学家米瑟斯在他的人类行为一书中论证说，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原则相矛盾。

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特定的政治立场，有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论证进步是无可避免的，有些则强调人类不断退化的潜力，还有人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卷入所谓进步力量。其实，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些相关的社会理论的荟萃，正如同存在主义是一些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的总称，而不是一种单独的哲学。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关键是论证社会意义上的“适者生存”：是自然过程让某些人生存并繁殖，通过慈善事业对此进行校正是反自然而且低效的，成功或者失败取决于自然性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