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测，所以,在否定了脑室学说之后的大约200年左右，关于心理与脑的关系问题没有更深刻地得到说明。

18世纪前期T.里德把人的心理活动分解为各种原始能力；而临床医生和解剖学家便相应地寻找这些原始能力的脑器官。1796年，德国神经解剖学家F.J.加尔发表了机械定位的学说，认为脑中有很多独立器官，每一种器官都控制着一种单独的、天生的心理活动功能。脑器官本身在颅骨上又有相应的突起。这种学说后来便发展成为影响很大的颅相学。颅相学是不符合科学事实的,但从那时起，人们便开始建立起心理活动脑功能定位的信念。与加尔的机械定位论相对立,法国生理学家M.-J.-P.弗卢朗又提出脑的等能论。他认为，大脑是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工作的，各种类型的行为障碍，实际上只与大脑被损害的量有关。他第一次用实验证明大脑皮层不同区域之间在功能上是交替的和可塑的。这种学说与机械定位说的激烈争辩，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和后期。

19世纪中期R.菲尔肖的细胞病理学问世。把有机体看成是“细胞国家”的观点得到广泛流传。这一学说对神经心理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促使人们去研究脑皮层的细胞结构。同时，也努力把脑的某一区域和某种心理活动联系起来。这就是神经心理学中的“定位主义”的开始。1861年，布罗卡正是沿着定位主义的道路，第一次以病理解剖证实言语表达障碍的症状是由左脑额下回后部病变引起的。这一发现，直接把心理活动与大脑实体联系起来,用事实结束了关于心理过程是灵魂活动的臆说。随后，1870年维也纳外科医生G.弗里奇和德国精神病医生E.希齐希用电流刺激狗的大脑皮层引起相应的一群肌肉的运动。1874年俄国解剖学家B.A.贝兹发现，主管运动的中枢是由巨大的锥形细胞（即贝兹细胞）组成的。

整个19世纪后半期，是神经心理学中“狭隘定位主义”突飞猛进的时期。与贝兹同时，德国精神病医生C.韦尼克记述了10例感觉性失语的病人。他对3例病人进行尸解，看到损伤病变在左侧颞上回后部。1876年D.费里尔用动物实验确定了听觉中枢在颞叶；H.孟克于1881年发现狗的枕叶整体论大脑皮层的部分损伤可以引起“心理能力”的普遍下降，这就说明大脑皮层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着反应活动。定位主义的最强的反对者是英国神经心理学家J.H.杰克逊。他把脑的功能组织分为3等：第一是低级水平，包括脊髓和脑干；第二是中等水平，包括大脑皮层的运动和感觉区；第三是高级水平，指大脑额叶。但是，这些思想只是在后来才为他的继承者瑞士神经心理学家K.W.莫纳科夫(1914)、英国神经学家H.黑德(1926)和K.戈尔德施太因(1927)所理解和发展。而其中最突出的应是黑德所谓的经典时期，这一时期到20世纪初期基本结束。在这一短暂的时期里积累了大量资料。

20世纪初，神经科学的发展在皮层细胞结构和皮层神经纤维结构两方面取得了进展。前者以K.布罗德曼把人脑皮层区分为47个区域的脑图为杰出代表，后者以德国精神病学家P.E.弗莱奇塞西的工作最突出。然而，对心理学家或神经心理学家来说，

最关心的却是组织结构和纤维道路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神经心理学的资料积累比较充分的基础上

，1929年E.G.波林第一次提出神经心理学这一名称。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W.潘菲尔德。40年代，他利用神经外科开颅手术的机会。随后，他又和其他人一起研究了联系这些区域的传入、传出纤维通路以及与人类言语活动相关联的皮层结构，在较广的范围内开拓了对行为与脑的功能相关性的现代研究。

在这些研究的促进下，神经心理学出现突破性进展，这一进展是同苏联神经心理学家Α.Р.鲁利亚的贡献分不开的。他通过长期临床观察,总结了大量脑损伤病例,以脑的 3个基本功能联合区的新范畴来探讨脑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功能组织原则，并相应地把大脑分成3大块功能单元,即大脑皮层联合区。大脑皮层联合区包括：①第一功能联合区，它调节皮层紧张度并维持觉醒状态，位于皮下网状结构及其所属部分，这是脑的第一块功能单元。②第二功能联合区，是接受、加工和储存信息的联合区，其功能被归结为对来自各个分析器兴奋的整合，保证着整个一组分析器的协同工作；它位于大脑两半球的后部，即皮层的各个感觉区（视觉、听觉和躯体感觉等），这是脑的第二块功能单元。③第三基本功能联合区，是规划、调节和控制复杂心理活动的联合区，这些积极的能动的心理活动是由位于大脑两半球前部中央沟以前的脑区实现的，这是脑的第三块功能单元。第二、第三联合区都是分层次的结构,由彼此重叠的3种不同类型的皮层区构成，即投射皮层区、投射－联络皮层区和重叠皮层区。人的心理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功能系统活动，这些过程不可能独力地定位于脑的狭小而局限的部位，而只能在协同工作着的脑器官各组成要素的参与下实现。3个基本联合区就是这些复杂组成要素的不同体系。

这种技术最后被神经外科医生应用于顽固性癫痫的治疗。现代神经心理学与以往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已建立起自身的理论和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如皮层直接电刺激法、一侧电休克法、双听技术、半边视野速示器技术以及裂割技术等。

1974年，L.A.Davison将神经心理学的研究分为三个领域，即实验心理学、行为神经病学与临床神经心理学。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都涉及脑和心理(行为)关系的问题，只不过它们的对象和方法不同罢了。

研究脑的机能或脑与行为的基本原理。研究对象主要是动物，在精细的控制条件下偶尔也用人作试验。当前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有K.H..Pribram和R.W.Sperry。

主要在病人身上进行研究。行为神经学家设计一些测验项目，深入地检查每一个个别病人的“正常”机能发生偏差或异常的情况。与临床神经心理学的区别之处是不把这些心理测验对“行为”作“量”的测定而仅作“质”的分析。即只强调行为的概念意义而不强调行为的效用意义。鲁利亚所提供的研究资料是行为神经病学最好的例子。美国J.H.Pincus和G.J.Tucker合著的《行为神经病学》1978年第二版，重点介绍了介于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之间的一些交叉领域的疾病。从这些疾病的行为表现来研究神经系统的疾患可称为神经系统的心理学。

临床神经心理学的对象也和行为神经病学一样都是病人，但重点放在患脑高级机能障碍病人的诊断、鉴定、预后和治疗上。临床神经心理学利用各种测验来测定已确诊或待诊的大脑损伤病人的智力、感觉运动机能和个性，用的测验通常是标准化了的和数量化了的。病人操作的结果可与控制组相对照，结果用统计分析计算处理。除了能对脑损伤和其他疾病作鉴别诊断外，还能判断病灶的位置、各种药物或外科手术治疗的疗效和预后，并能提出加速功能恢复正常的康复计划。A.L.Benton,B.M.Reitan都是著名的临床神经心理学家。

（公元前3，000年～19世纪）

在古代书籍和医学书中（包括我国和黄帝内经）很早就记载了有关一些高级心理机能和脑的关系或在脑中定位的论述。西方一些学者如希波克拉底、阿里斯多德和盖伦（Galen）都把人的心理机能与大脑的某一部位（脑的小室，后来形成了脑室学说）联系起来。直到十六世纪中叶，韦萨留斯（A.Vasalius,1514～1564）于1543年发表了有名的解剖著作《人体构造》和《节录》，有详尽的脑解剖知识修正了前人的脑室学说（一学说曾统治了学术界1，000年），这才促进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一些学者们从脑实体中其他部位寻找高级的心理机能的部位，如笛卡尔（Descrates）就选择松果体作为精神（心理）能力或心理灵魂居住的部位。十八世纪初著名的解剖学家加尔（F.J.Gall1758～1828）提出的《脑和头盖说》影响最大。他提出人的各种复杂的能力是与脑的各个严格限定的部位密切联系的。由于这些部分逐渐增长起来，就形成头颅骨上的相应隆起，这些隆起决定了人的心理能力的个体差异。他的学说虽然在生理学上主观性推测很多，但是他的贡献是将脑作为心灵的器官，把具有不同生理或心理生理机能的官能器官定位于皮层，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冲破了非实体的笛卡尔的灵魂概念，走向较物质的神经机能概念，促使后来的研究者细致的观察和更精细的神经解剖来代替过去对心理与脑关系的推测和猜想。但另一方面，加尔的学说成为后来在欧美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颅相学（phrenology）”或“骨相学”的理论支柱。颅相学不是一门科学，它把人的头盖划分为大大小小共三十七个联络的区域，并增补和修订加尔的心理能力三十七种，分属“感情”和“理智”两大类。它认为大脑是由许多独立的器官组成，每一个器官都管理着单独的、天生的心理能力。头颅的哪一部位隆起，就表示那一部分的大脑较大，某一种精神能力或才能就突出。扪摸或测量人的头颅隆起就可以评定人的人格和各种精神才能。这样颅相学就成为披上“科学”外衣的占星卜卦术。

加尔的弟子施普茨海姆（Spurzheim,1776～1832）采用了“颅相学”一词将加尔的观点寓意化、教条化，研究人类的高尚品格，认为大脑是由许多独立的器官组成，每一个器官都管理着一种单独的、天生的心理能力。经施普茨海姆增补和修订的加尔心理能力共三十七种，和心灵的器官数目相当，这些器官的发展便可使头盖增大，因此，头盖被划分为大大小小的三十七个互相联络的区域。和这些区域相当的心理能力可分为感情和和理智的两种。各种又分为两组。感情分为“倾向”和“情操”两组。前者位于头后的下部和耳官之上的两侧，后者位于头的后部、两侧及顶部，在“倾向”之上的一个区域内。理智分为“知觉”和“思考”两组，都位于前额，思考则位于前额的中心

施普茨海姆与其说是科学家，不如说是个宣传家。1813年他与加尔分手后，用英文发表了颅相学的许多著作，写出了它的许多细节，确立了头盖的新的详细的部位，将表示官能的名词重加修订，最后他在美国传其学说，死于波士顿。

在科学界里，颅相学从未为一般科学家所承认。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却很流行，为一些知名人士所拥护。颅相学所以得到一般人的赞赏，是因为人最不容易了解的是他自己，而颅相学恰似一把能打开一神秘的钥匙，……扪摸或测量人的头颅骨隆起就可以评定人的人格和各种精神才能。例如苏格兰的库姆（1778～1858），受施普茨海姆感化后，从1817年起为颅相学宣传甚力，他的著作甚至多于施普茨海姆。他于著书之余，还为颅相学作多次演讲，也和施普茨海姆一样，赴美宣传这一学说。在美国，福勒兄弟宣传的功绩最大，他们合创了《美国颅相学杂志》。英国《颅相学杂志》。创刊于1823年，美国的杂志后来也更名为《颅相学杂志》，并于1880年与英国的杂志合二为一。至1911年刊布第124卷时，才在费城绝版。在大不列颠有二十九个颅相学学会，在纽约至1921年为止至少还存在一个颅相学学院。颅相学的兴盛长达一世纪之久。

进入十九世纪后，由于显微镜和细胞染色法的发明、魏尔啸细胞病理学说的创立，细胞被认为是基本的生命单位，有机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这促使人们研究脑的神经细胞结构和心理的关系。有名的大脑罗兰图沟（即中央沟）的发现者罗兰图（L.Rolando1770～1831），驳斥了加尔脑定位的不确，稍为正确地将较高级的心理机能定位于大脑之内。被认为是科学的脑生理学的创始者佛卢龙（P.J.M.Flourence,1794～1867）反对机械定位论，为了推翻颅相学的伪科学，他用动物（鸟类）作实验，用精确的手术对脑的两半球、小脑、四叠体、延髓等神经结构作部分摘除法，观察各部分的机能。因而他比罗兰图更精确地说明心理与脑的关系，创立了与“脑定位”相对立的“脑功能整体论”的学说。佛卢龙认为所有大脑的组织都是等势的（或等能的）（epuipotential）,只要有足够的脑组织存留，损伤后剩下的脑组织就能取代失去的脑组织的机能。他认为心理机能不是依赖于脑的特殊部位，脑是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工作的。当时，一些联想主义者认为，既然脑是无数神经细胞组合而成，那么精神（心灵）也可由无数个个别观念，或联合成更复杂的观念或更高级的心理机能组成。换言之，脑既然可细许多小单位，那么精神也可分析成许多局部的心理机能。因此脑机能定位的研究再度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一些临床医师对脑局部损伤或病变引起某些高级心理机能的障碍作了有价值的观察。1861年P.P.Broca发现他的一个失语症病人与左脑额叶后部病变有关，把口头言语的丧失和脑局损伤联系起来，进一步推动了脑机能定位的研究。1874年Wernike描述了一例左颞上回后部病变的病人产生了对言语理解的困难。这样就发现了在大脑两个不同地方的损伤产生了两种不同言语机能的问题，迫使临床医生要采用比一般神经病学常规检查更为精细的方法来测定病人高级神经机能损害的情况。1872年Froust设计了一个测验，让运动性失语症的病人听一个单词，要他用手指的数目来表示这个单词有多少个字母或音节，这就开始了在脑损伤病人身上用实验或测验的方法来研究高级的心理活动。许多心理学家与神经病学家合作，在人脑不同部位损伤时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探查种种心理机能缺陷的程度、它的机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从神经病临床发展起来的神经心理学。

另一个途径是来自对动物行为的研究。Lashley用大白鼠进行脑损伤时动物学习、视觉和动物行为的观察，开创了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根据动物实验的资料，阐述大脑机能和各种行为的关系、提出了脑和行为的基本理论。

自从波林于1929年第一次提出“神经心理学”这一术语，标志着学者进入了系统地研究脑的高级心理机能所控制的行为与脑组织结构和纤维通路的关系的时期。从脑损伤病人的临床表现、脑外科手术时电刺激皮层各部位、切除或破坏脑的某一部分或通过埋藏电极刺激来着手观察脑和心理关系。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所涌现的一批著名的神经病学家、神经生理学家中，以潘菲尔德（W.Penfield）的工作引人注目。他用弱电流直接刺激接受开颅手术病人的大脑皮层各部位，让病人回答他的感受，从而获得了有关皮层感觉、运动更为精确的部位。之后，鲁利亚在联卫国战争时期，研究了大量脑外伤病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特别是言语障碍的诊断的康复问题。他在四十年代末就发表了两本专著：《创伤性失语症》（1947）和《战伤后脑机能的恢复》（1948），并在此基础上长时期地研究了人的心理活动的脑机能组织问题。鲁利亚将阿诺兴（П.κ.Aнохцн）的“机能系统”（functionalsystems）用于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认为“机能”这一术语可能描述较为复杂的过程，如消化、循环和呼吸机能（这些机能都由很多组织和器官综合参与的）。一定的组织和器官组成一定的结构称为系统，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既统一又分层次。系统中（如消化系统）的最终机能（吸收营养）是恒定的，但实现功能的方式却受很多因素影响而有很大的差异。鲁利亚试图用这样的观点说明大脑的哪些系统参与在知觉和行动、言语和思维、运动和有意识的目的活动结构中。人的心理过程是复杂的机能系统，由许多皮层和皮层下区域组成，并通过纤维径路的作用，协调一致地工作着。他根据现代神经学和神经外科临床实践中积累的大量事实，特别是对脑局部损伤病人的长期心理学研究资料，形成和创立了“神经心理学”，并在1973年出版的《神经心理学原理》中作了系统地论述。因此鲁利亚被认为是“神经心理学”这门新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在现代神经心理学中另一位突出贡献者是斯佩里（R.W.Sperry）。他把猫、猴子、猩猩联结大脑两半球的神经纤维（最大的叫胼胝体）割断，称为“割裂脑”手术。这样两个半球的相互联系被切断，外界信息传至大脑半球皮层的某一部分后，不能同时又将此信息通过横向胼胝体纤维传至对侧皮层相对应的部分。每个半球各自独立地进行活动，彼此不能知道对侧半球的活动情况。这一手术于1940年由VanWagenen和Herren首先在临床上对慢性顽固性癫痫病人使用，获得较理想的疗效，癫痫发作几乎完全消失。1961年斯佩里设计了精巧和详尽的测验，在作割裂脑手术的人恢复以后，进行了神经心理学的测定，获得了人左右两半球机能分工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两半球机能的不对称性（asymmetry），右半球也有言语功能，从而更新了优势半球的概念。裂脑人的每一个半球都有其独自的感觉、知觉和意念，都能独立地学习、记忆和理解，两个半球都能被训练执行同时发生的相互矛盾的任务。斯佩里的研究，深入地揭示了人的言语、思维和意识与两个半球的关系，成绩卓著，获得了1981年度诺贝尔医学奖。

近二十年来由于实验手段和研究技术的改进，可以在无创伤条件下将外界刺激分别进入正常人的左、右大脑半球，在大脑半球机能完整的情况下研究各种高级心理机能与左右脑的关系。所以，现代神经心理学除在临床上做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外，同时还可在实验室里做正常健康人的研究。

（一）为大脑损伤病例提供定位诊断的症状学依据

任何心理活动－记忆、思维、言语等都与普通的运动感觉神经机能不同。我们很难从行为表现直接追溯它们与神经结构之间的关系。因为心理活动是复杂的大脑过程，都是以脑机能的高度整合为物质前提。例如口语中的交谈会话，凡参与交谈者，既是说者，又是听者。既要用“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又要通过“言语接受”不断理解对方。整个交谈过程，除包含最起码的听、说言语肌肉运动的机能整合，还包括复杂的言语听觉符号的译码、编码一系列大脑信息加工阶段。由此看来，任何心理过程都是由很多行使不同功能的脑结构所形成的功能系统来进行工作的。由于神经心理学测验方法都是针对心理活动所包含的不同功能环节的工作状态以及总的特点来进行设计的，因此，神经心理学测验可为临床诊断提供精确的症状学根据，可成为脑－行为相互关系研究，及确定脑损伤部位的定位诊断方法。

（二）为药物、外科等治疗提供疗效判定标准和预后的评定

由于神经心理学测验的精确，有可能敏感地评测出施治过程脑损伤病人心理能力的变化。因此，有助于疗效和预后的评定。

（三）为制定高级神经机能的康复治疗程序和康复措施提供心理学依据

神经康复主要是通过康复训练，促进机能再造或机能转移而获得机能康复。只有神经心理学的测验，准确把握脑损伤病人心理能力受损的性质和程度（即哪些功能、哪些环节受损，轻重程度如何），才有可能有的放矢地采取康复措施，安排康复程序，提高疗效。

（四）测查方法本身也是康复训练作业

有时可以在某些心理测验的基础上，延伸内容，加以变式，使其成为康复治疗的作业训练。

定位主义的最强的反对者是英国神经心理学家杰克逊。他认为对于心理过程来说，其脑组织是十分复杂的，因此不能从有限部分的定位观点来考察，只能从整个结构水平的立场出发进行分析。他第一个提出，言语活动的脑定位和言语障碍的脑定位是两码事。他注意到，言语障碍的病人并不是言语完全丧失，有时随意性言语功能被破坏，但自动化言语和情绪性言语仍然保持。也是他最先提出关于中枢神经活动系统的“功能组织”的概念。

由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在理论思维方面都有其局限性，所以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理论上的突破。狭隘定位主义者无法解释与自己见解相矛盾的大量事例；而整体论者由于把心理活动和整个大脑的质量联系起来，所以最后难免回到“大脑是原始的、未分化的组织”这一陈旧观念中去。

二十世纪初，神经科学在皮层细胞结构和皮层神经纤维结构两方面取得了进展。前者以布罗德曼把人脑皮层区分为47个区域的脑图为杰出代表，后者以德国精神病学家弗莱奇塞西的工作最为突出。然而对心理学家或神经心理学家来说，

最关心的却是组织结构和纤维道路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神经心理学的资料积累比较充分的基础上

，1929年波林第一次提出神经心理学这一名称。此后，人们便开始了十分细致的临床研究和实验室工作。30～40年代，一批著名的神经病学家和神经学家涌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潘菲尔德。

潘菲尔德在四十年代利用神经外科开颅手术的机会，以微弱电流刺激的方法，取得了皮层感觉和运动功能定位的直接证据，这便是一直沿用的感觉运动定位图。随后，他又和其他人一起研究了联系这些区域的传入、传出纤维通路，以及与人类言语活动相关联的皮层结构，在较广的范围内开拓了对行为与脑的功能相关性的现代研究。

在这些研究的促进下，神经心理学出现突破性进展，这一进展是同苏联神经心理学家鲁利亚的贡献分不开的。他通过长期临床观察，总结了大量脑损伤病例，以脑的三个基本功能联合区的新范畴来探讨脑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功能组织原则，并相应地把大脑分成三大块功能单元，即大脑皮层联合区。

三个基本联合区就是这些复杂组成要素的不同体系。人的各种心理过程就是依赖这三个功能联合区的统一活动得以实现的。鲁利亚的这种以功能系统的原则解释心理活动的理论对研究行为与脑的复杂关系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

斯佩里等人则利用割裂脑手术对大脑两半球功能分工这一神经心理学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年斯佩里曾在猫脑和猴脑中割断视交叉、胼胝体和其他联合纤维，使两侧大脑半球各自独立地接受外界刺激以研究动物的各种心理现象和行为。这种技术最后被神经外科医生应用于顽固性癫痫的治疗。

斯佩里对经过割裂脑手术的病人进行了数年精细的实验研究，终于发现胼胝体切断以后，左、右半球便独立地进行活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心理学实验表明，绝大多数右利手患者对于呈现到左半球的语词可以认知，而对呈现在右半球的却不能认知。

另外的实验表明，病人的左手保持了绘画的能力但丧失了书写技能，右手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病人可以说出右手内物体的名称却说不出左手内的，但可以用左手指出曾经握过的物体。左右脑的功能分立就是通过这些行为实验被证实的。

现代神经心理学与以往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已建立起自身的理论和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如皮层直接电刺激法、一侧电休克法、双听技术、半边视野速示器技术，以及裂割技术等。

中国自1979年开始了神经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在临床和实验室进行了许多工作。1985年开始了割裂脑的临床观察和神经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并取得一定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