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优先：教师和学生相比，学生优先，学校的一切工作围绕着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这就是我们做为教育工作者对社会的一种承诺。我们把它当作自己的使命。所以，和学生相比，教师是第二位的，离开学生，我们学校要教师干什么，回家。这是第一个优先。第二个优先，管理者、办学者和教师相比。教师优先，这个我们有人可能想不通，我请他来的，我出钱的，为什么他优先，请大家千万注意，我们的教师是在教学的第一线，对我们教育来说是培养人的，培养人依靠的是教师。教师的水平，教师的质量，教师的凝聚力都是学校生存发展的关键。民办学校如此，公办学校也是如此。我们在华东师大教育学院提出，你们可以得罪书记，得罪院长，但你要得罪教师，对不起，请你下岗。一个学校靠谁，靠教授们在第一线工作，在第一线拼搏，才会有这个国家重点学科，哪个国家重点学科学校没有教师，还要院长干什么，没意义，所以与管理人员相比教师优先。这是学校质量保障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为此，提出三全。第一，是全面质量观，不仅看知识还要看能力，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发展。看你价值观。第二个是，全院的参与，质量不是考提高，要靠全体员工，还有学生，依靠大家共同努力，才能保证教育质量，校长本事再大也不行。第三个全，全过程质量管理。质量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从招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和质量有关。不是只看毕业生，招生是个重要的环节，概括起来，说学校要有一种质量文化的氛围。

教育质量强调的是诊断性，强调自我的反思，不断的回顾，回头看一看我走的路，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失败的教训在哪里。通过这个原因分析不断的总结。

激励性，激励调动人的积极性，帮助我们的学生，帮助我们的教师树立自信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原理。强化、表扬、肯定的批评要有意义。自信是学生成功的基础。学校要提高对学生的期望。对教师的期望。前一段，我在福建的一所民办学校考察，他们自己的定位是他们的学校是一流校舍，二流的教师，三流的生源。教育质量还不错。我当时想，这样的定位，这个学校是办不好的。对自己进来的学生都没有信心，学生都是灰溜溜的，看到学生的长处，他们父母都是企业家，从小就有企业家的气质，不是其他学校所共有的。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学生、教师作这样的分析是不可取的，一下子就把一大批学生、教师放到二流、三流怎么行呢？为什么不能完成一流的校舍、一流的教师、一流的学生。最后要办成一流学校呢？一下子把教师和学生都推向对立面。想要把学校办成一流才是怪事？

“提高社会、学校、政府对学生和教师的期望，是教育成功的基础和保证”这句话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2月，在一个施政报告当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美国教育质量，基础教育质量其新的滑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家长、学校、社会对学生没有期望或者是期望不高，学生没有自信，是导致教育质量滑坡的重要原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教育质量的提高，就是要强调教师、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坚持一种人本原则，激励的原则。

由于私立学校在我国的再现还只有几年时间，加上我国当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包办教育的格局并无明显的改变，民办和私立学校在生源、师资和办学经费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从事基础教育的私立学校，可分两类：一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贵族学校”，由于其收取超常的高额学费，其服务对象仅限于极少数“大款”，一般工薪阶层根本不敢问津，更不用说普通社会居民。另一类被人们称之为“平民学校”的私学。或是办在城镇，以无城镇常住户口及进城经商的工人和农民的子女为主要服务对象；或是办在农村公办小学服务半径以外的边远地区，名为学校，实为教学点。由此可以看出，这两类学校都远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居民，创办伊始就存在着生源问题。特别是“贵族学校”的服务对象的问题更大，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非议。

又如私立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的学费和不稳定的社会捐助，一般都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难于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甚至有些私立学校开办几年，仍蛰居于租借的校舍之中，而无属于自己的教育场所。

再者，师资问题也是私立学校面临的一大难题。私立学校的教师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招聘退休教师，这部分人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但年龄偏大。二是刚毕业就应聘的青年教师，这部分人有热情，但经验不足，加之面临着评职称和住房、医疗保险、退休金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往往呆不长久。三是以高薪聘请的公立大学教师（教授或副教授），或从其他公立学校“挖”来的骨干教师，这二部分人具有比较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但往往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当面对私立学校的学生在智力、能力、知识水平和生活背景等方面参差不齐的问题时，他们原来在公办高校或中小学中所形成的那一套划一的教育教学方法，就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了。总之，私立学校不但缺乏稳定的师资队伍，而且其现有师资在年龄结构等方面也极不合理。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学校发展的后劲及其预期的办学水准。

首先应当肯定地是，在私立学校举办者中，并不乏置名利于度外，而甘心献身于教育事业的人士。但是，与此同时又应看到，借办学捞钱者也确有人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在我国境内的所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都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的教育教学标准和保证教育教学的质量。因此，“培养德、智、体等几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必须坚持的办学方向。但是，部分私立学校的办学方向却有悖于此。因为私立学校强调升学率，整天抓文化课教学，忽视学生的能力和特长的发展以及培养，说严重一点，这就是抹杀学生的天性和纯真的心性和创造力。例如，对极少数私立学校，尤其“贵族学校”来说，究竟谁能享有受教育权，完全取决于金钱的力量。正象人们所评论的那样：“校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又如在教学内容方面许多私立学校往往片面强调热门科目，而对诸如政治、道德、历史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关的科目和内容相当轻视，甚至根本就不开设；再如在培养目标上，有些私立学校口头上称按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人才，而实际上却是以非常奢侈的生活和学习条件造就着一批“小贵族”。

如有的私立学校校长和教师的职责与义务不明，都是校长做主，虽然有时说讲民主，可最终还是校长一言堂。缺乏必要的制度管理；又如有的私立学校没有应设的董事会组织，其党、团和学生会、少先队等组织也不健全等，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

多年来，人们公认我国现行教育管理体制存在政府“统得过死”的弊端。为此，舆论界不断发出教育行政部门“放权”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呼声。在此期间，也曾有不少“放权”举措出台，问题是仍未跳出“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死而再放”的怪圈。可见，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政府放权，还在于政府把权放给谁，怎样保证“放而不乱”？多年的教训表明，教育行政体制改革若没有相应的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措施配套，很可能落空。

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学和小学先后实行的学校行政制度有：校务委员会制(1949-1952)、校长责任制(1952-1957)、共产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58-1963)、地方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63-1967)、学校革命委员会制(1967-1978)、共产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1978-1984)、共产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84)，以及校长负责制。这种演变过程，一言以蔽之，是经历在名副其实的校长负责制与名不副实的校长负责制之间长期徘徊之后，长期定格于校长负责制。

“校长负责制”仿佛是1952-1957年间“校长责任制”的同义语。不过，其中也可能有微妙的差别。“校长责任制”意味着校长对委以责任的上级部门承担的责任，而“负责人”的含义近于“领导人”。只是这种差别甚微，可以不计。不过，这也不只是一个用语问题。因为尽管所有学校都少不了有“校长”岗位的设置，而在不同国家，校长的身份却不尽相同。关于这个问题，容后再议。

自然，“校长负责制”作为一种学校行政制度，不限于校长职责的设定，还包括相应的学校内部不同管理层级职能的划分。说到我国行之已久的校长负责制，其实，它实质上是“一长制”。有一句格言，叫做“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它仍广为流传，正由于它是这种校长负责制恰当的注释。

我国学校管理制度的沿革，虽然证明“一长制”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特殊的教育历史的选择，问题在于为了变革现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权下放给谁？如把权下放给校长而无完善、有效的学校自我管理与监督的机制与其配套，其结果究竟是“一放就活”还是“一放就乱”，势必取决于校长的人格，取决于校长的“好”与“坏”，而关于校长的选择，学校中的芸芸众生又无权过问，只能诉诸教育行政长官的决断。正由于这种格局不甚可靠，才使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学校管理体制”与“学校行政体制”似乎是同义语，其实，这二者是用不同视角看待同一问题。后者是行政学、法学概念，着眼于学校系统的结构与管理权限的划分，前者是管理学的概念，着重考虑的是学校系统的管理功能。尽管它们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两种不同的学校管理价值取向，倒都是考虑学校管理问题不可忽视的视角。这里依从我国习惯，权且称为“学校管理体制”。

涉及我国现行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自然宜从实际调查入手，而在实际调查之前，不敢妄言。这里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揭示有关学校管理体制问题的主要层面和种种可能的选择，权作这方面调查与研究的参考。

所谓“学校管理体制”，主要指的是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主体的构成、各级行政权力主体之间管理权限的划分的制度。无论是行政权力主体的构成还是行政权力的划分，都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从而显示出不同学校管理体制的区别；同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又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相关。一定的学校管理体制，首先是教育行政权力主体与学校行政权力主体之间权力分配的结果。

一定的学校管理体制对实现学校管理功能的影响，最为深刻，最为持久。因为个人在既定的体制面前往往无能为力，而一种旧体制的变革与新体制的建构，却抵得上无数个人努力的结果；然而学校管理体制即使有效，仍不意味着学校管理功能的自然实现。不过，这里只讨论学校管理体制问题。

教育的加速发展来源于制度上的创新。各国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之所以能够保持人力资本的长期持续增长，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先后经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加速发展的过程。各级教育的加速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得益于制度创新：一是国家对教育的制度安排；二是教育开放。教育向民间开放，带来私人对教育的大规模投资。这样一方面解决了政府办教育的供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满足了个人对于教育多样性的需求。在实施高质量义务教育的同时，向民间部门开放教育是现代国家在解决教育治理问题上重要的公共政策选择。由于义务教育制度安排之外的教育是典型的纯私人物品，而且在义务教育之后的教育阶段（特别是对高等教育而言），受教育者所获得的自身收益要高于教育的社会收益，家庭或者个人有足够的投资激励。因此，教育发展中的制度创新往往带来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积累性（或线性）增长。

先数量后质量，大力发展私立教育。日本、韩国对私立教育都采取了先放开发展，待规模扩大以后再加强管理、增加资助、提高质量的发展措施，因此才能在短期内实现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韩国教育从数量增长期（20世纪60年代）-改革推进期（70年代）-质量提高期（80年代）--人性化教育期（90年代），走出了一条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高的道路，私立学校的扩容和规范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美国是通过在原有的精英教育系统之外，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和社区学院来实现高等教育普及的，走的也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的道路。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学生数量甚至可以超过公办学校，首先提高普及率，然后逐步提高办学质量。

借鉴国际上公立教育体制改革经验，规范有序地推进对一部分公立教育资源存量的改制。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公办、民办教育混合的趋势，私立学校接受政府的公共财政资助，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界限趋于模糊，纯粹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趋于减少，混合型的学校趋于增加。国外公立学校体制改革主要有两种模式：1.新加坡的“自主学校”政策。新加坡1988年起开始实施“自主学校”的体制改革政策，推动一部分优质公立学校体制改革进程，变成“自主学校”，政府继续拨给学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同时允许学校收费，学校实行比较完全的自主管理。2.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实行教育券形式。其操作过程是：政府将国家教育经费经过科学的计算和分配，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发给每位学生。家长可为子女选择任何学校就读，用手中的教育券代缴等价值的学费，剩余部分自己承担。学校把收上来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除此之外，政府不再直接划拨给学校任何经费。过去，放弃公立中小学入学机会就意味着放弃义务教育的福利，但学生和家长选择私立学校，仍然可以得到政府资助。

政府投入和私人投入共同增长。我国在提高教育经费投入方面可参照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的经验，采取政府和社会共同投入的方式，争取使私人和社会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5-3%，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4%以上。也就是说，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基础上各增长1%。

义务教育政府负责，非义务教育以私人和社会投入为主。美、日、韩等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义务教育的投入，美国、日本义务教育经费90%以上是由政府提供的，韩国政府也提供80%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我国义务教育处于普九巩固时期，与美、日、韩等国同期经费投入结构相比，我国义务教育国家预算内经费拨款比例偏低。在高等教育阶段，美国、日本的社会和私人投入比例在50%以上，韩国则高达83.3%。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财力有限，更应该参考国际经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更多地调动社会和私人的力量，促进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使其与公办教育相并存，从而形成多样化的办学体制。因而，政府要解决的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教育质量的评估和监督以及教育中的融资问题，而不是直接开办教育机构的问题。

截至2004年，北京市民办中小学数量已达85所，而2002年北京的民办中小学不到70所，短短的两年就增加了10多所。在这些民办中小学中，公立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点学校占35所，中等职业学校11所，幼儿园9所。其中约80%学校的年学费在万元左右，20%左右的年学费维持在2万至4万元之间，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

与“贵族学校”数量剧增的情况相反，这些“贵族学校”的生源却呈现出急剧萎缩的态势。据北京市教育学会民办中小学幼儿教育研究会的有关同志介绍，在2000年前，北京一所普通的“贵族学校”，每年都能招收四五百名新生，高的可达千人。

到2004年，招生情况最好的“贵族学校”新生人数也只有四五百，近八成学校只能招收一二百名新生。据业内人士透露，2005招生人数在四五十人的“贵族学校”至少占两成。

当记者向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文源核实这一情况时，对方明确表示不愿谈论民办教育的问题，并声称“北京没有贵族学校，收费高并不等同于贵族学校”。

不少“贵族学校”的学生家长担忧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弱不禁风”、无法融入社会的“废物”。

造成京城“贵族学校”生源“枯萎”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是中小学学生总量在减少，这是“独生子女”现象凸显的结果；

二是公立的“名校”办分校或“民校”，北京著名的公立中小学进入了全面的扩张阶段，利用自己的品牌和师资力量方面的优势，纷纷办起了分校或“民校”，吸纳了众多的生源；

三是学生家长对“贵族学校”的认识进入了理性阶段。与1992年北京出现第一所“贵族学校”时学生家长盲目攀比的情况不同，如今家庭经济条件富裕的学生家长不再盲目地将孩子送到“贵族学校”。

双语教学、直接升入国际名校、培养艺体一技之长……在京的几所具有代表性的“贵族学校”多数打出“特色牌”。

北京“贵族学校”采用的大多是从广东等沿海开放地区传过来的办学模式。其运作方式一般是先由投资人注册一个学校，然后收取学生家长的教育储备金，存入银行用利息维持经营或者部分投资其他产业，既赚取利润维持学校运营，又充分利用资金为投资人产生效益。这些学校都会向学生家长承诺，到学生毕业时如数退还所交的教育储备金，也就是说，虽然你预交了几十万元，但是到时候会全额退还给你，学校只占用你的利息。

北京的“贵族学校”多数是靠贷款、借款办起来的，为了尽早收回投资，谁出钱谁是爷，导致生源结构单一。这些投资方的孩子入校后，校方往往因为担心严格管理会逼跑了学生，影响到学校的经济效益，往往不敢在管理和教学质量方面对学生严格要求，结果培养出的学生也就很难被社会接受和认可。

面对以上尴尬局面，“特色牌”就成了京城“贵族学校”摆脱困境的一服“灵丹妙药”，被京几所具有代表性的“贵族学校”绝大多数走的都是这一招。

以北京市树人学校为例，该校每年从在校的11至14周岁的学生中选送学生去美国、新西兰留学6至10个月。双语教学班毕业后，还可继续与树人学校中学国际文凭IB班和赴外留学班相衔接。

此外，该校还有使学生在中小学毕业后获得专业证书的二胡特色班；使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可获得民航局颁发的私人飞行执照的飞行高中和可推荐到有关体育院校或专业队发展的树人棒球运动学校等。

京城“贵族学校”所开设的“特色牌”主要有：双语教学、直接续读或升入国际知名院校、培养艺体方面的一技之长。而没有及时打出“特色牌”或没有“特色牌”可打的“贵族学校”最终只能在生源的逐渐萎缩状态下被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