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员还发现秦盾遗迹，此盾与一号铜车上所发现的盾形制一样，尺寸为它的2倍。这是在秦陵考古中首次发现秦盾遗迹。此外，还出土了青铜长剑和弓弩，第一次明确了檠木的定名和和弓弩的保存方法。

2023年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发布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其中秦始皇帝陵考古发掘又有新收获，考古工作者对陵园外围的大型陪葬坑——一号坑进行了持续十余年的第三次考古发掘，新发现陶俑220余件，秦军军阵排列规律初步厘清，还明确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序。此次考古发掘显示，俑坑甬道被人挖开过，推测有人利用甬道进入俑坑。

2023年2月22日，日前，陕西省文物局发布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清平堡遗址等多项重要考古成果，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初步搞清军阵排列规律。

发掘表明，俑坑的木质结构是由地栿-立柱-枋木-棚木构成的框架式结构，较其他陪葬坑由垫木-地板-立柱-厢板木-棚板木构成的厢椁式显得技术原始，据此认为兵马俑陪葬坑应是陵园中修建较早的一组陪葬坑。

一号坑是农民打井偶然发现，而二号坑则是考古工作者经过钻探的科学发现。1976年4至5月间，考古队在一号坑的东端北侧有目的的钻探工作中，于4月23日又发现了一个有兵马俑的坑。

1994年3月1日，二号坑保护大厅竣工后，举行了隆重的二号坑开工典礼，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亲临现场，宣布了二号坑发掘工作的正式开始。为了保证这一重点考古工程的科学化、规范化，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了二号坑专家组，以指导考古发掘工作。

秦始皇二号俑坑呈曲尺形，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它是由骑兵、战车和步兵（包括弩兵）组成的多兵种特殊部队。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2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

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俑坑内的108件骑兵俑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古代骑兵的形象资料，特殊的装束也与骑兵的战术特点密切联系。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弓箭手、轻车兵、骑兵俑等，首次展示了2200年前的古代骑兵、轻车兵和弓箭手的形象资料，在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号坑的发现，同二号坑一样，是考古队经过钻探的结果。继一、二号兵马俑坑之后，1976年5月11日，又在一号坑西端北侧25米处，钻探发现了一个陪葬坑，根据发现的先后，编号为三号坑。

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位于一号坑西端北侧，与二号坑东西相对，南距一号坑25米，东距二号坑120米，面积约为520平方米，整体呈凹字形，由南北厢房和车马房组成，车马房中有一辆驷马战车及四件兵马俑，三号坑共可出土兵马俑68个。从3号坑的内部布局看，应为一二号坑的指挥部。三号坑是三个坑中唯一一个没有被大火焚烧过的，所以出土时陶俑身上的彩绘残存较多，颜色比较鲜艳。春秋战国之前的战争，指挥将领往往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他们常常要位于卒伍之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增大，作战方式的变化，指挥者的位置开始移至中军。秦代战争将指挥部从中军中独立出来，这是军事战术发展的一大进步。指挥部独立出来研究制订严密的作战方案，更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证。这是古代军事战术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三号秦坑是世界考古史上发现时代最早的军事指挥部的形象资料。建筑结构，陶俑排列，兵器配备，出土文物都有一定的特色。它提供了研究古代指挥部形制、卜占及出战仪式，命将制度及依仗服的服饰、装备等问题的珍贵资料。

四号坑有坑无俑，只有回填的泥土，据推测是因为秦末农民起义等原因未建成。

兵马俑从身份上区分，主要有士兵与军吏两大类，军吏又有低级、中级、高级之别。一般士兵不戴冠，而军吏戴冠，普通军吏的冠与将军的冠又不相同，甚至铠甲也有区别。其中的兵俑包括步兵、骑兵、车兵三类。根据实战需要，不同兵种的武士装备各异。

俑坑中最多的是武士俑，大部分手执青铜兵器，有弓、弩、箭镞、铍、矛、戈、殳、剑、弯刀和钺，身穿甲片细密的铠甲，胸前有彩线挽成的结穗。军吏头戴长冠，数量比武将多。秦俑的脸型、身材、表情、眉毛、眼睛和年龄都有不同之处。

兵马俑的制作工匠是处于秦帝国社会下层的一批陶工。这些陶工有的来自宫廷的制陶作坊，有的来自地方的制陶作坊。从陶俑身上发现的陶工名有80个，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陶工。

在陶俑、陶马身上打印或刻划陶工名，源于战国中期秦国的“物勒工名”制度，是秦国政府管理官府手工业、保证产品质量、控制和监督工匠生产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运用于秦陵兵马俑的制作上，一方面加强了对工匠的控制与管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作品质量的提高。

在出土的陶俑、陶马身上的一些隐蔽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些刻划或戳印文字。字数很少，一般只有2个字，最多的一件有11个字；陶文除了编号外，都是陶工名。这些陶工名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在人名前带“官”字的，简称作官字类；二是在人名前带“右”字或“大”字的，省称作右字和大字类；三是人名前带一地方名的；四是只有人名的，人名多数仅有—二个字，个别的为三个字。在上述四类陶工中，第一、二类是来自中央官府制陶作坊的陶工；第三类是来自地方制陶手工业作坊的陶工；第四类因文字过于简略，而对其来源尚难作出判断。

宫字类陶工的名字均发现于陶俑身上，陶马身上尚未发现，而且多在陶俑衣服下摆底部的隐蔽处，少数在衣角或腿上，目前（截止于2022年）共发现87件，其中印文75件，刻文12件。这些陶文的字体均为小篆，戳印的文字比较规整，为阳文，大多数四周有边栏，字与字之间没有界格，字的排列绝大多数是由左向右横排；刻划的文字较草率，文字排列顺序不一，或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横排，或上下竖排。

在陶俑身上，还发现了一些在人名前加地名的陶文。已发现的地名有咸阳、栎阳、临晋、安邑等。其中以带有“咸阳”的陶文最多，其余三地各一件。带有地名的陶文均为刻文，多在陶俑上身的隐蔽处，字迹比较草率。经过统计可以看出，来自咸阳的陶工有衣、危、野、赐、午、笥、高、秸、庆、处、行、路、敬、文忌、木等19人，说明当时的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咸阳，为修建秦始皇帝陵征调了大批优秀的陶工，成为秦陵修建大军的主力。

来自宫廷的陶工和来自地方的陶工，在陶俑的制作上，存在着陶俑体型塑造、头型、面型、五官刻划方式等技艺技法上的差异，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艺术创作上的差别。

兵马俑大部分是采用陶冶烧制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画加彩，有的先烧后接，有的先接再烧。火候均匀、色泽单纯、硬度很高。每一道工序中，都有不同的分工，都有一套严格的工作系统。

当初的兵马俑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但是出土后由于被氧气氧化，颜色不到十秒钟瞬间消尽，化作白灰。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

陶俑的制作分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先用泥塑成俑的大型（粗胎或初胎）；第二步是在俑大型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复泥并加以修饰和细部刻划；第三步是将单独制作的头、手和躯干组装套合在一起，完成陶俑的大型。

制成的陶俑大型一般是在阴干后放进窑内焙烧的，焙烧的温度约为1000℃。俑烧成出窑后，再一件件绘彩，最终完成陶俑的制作。就陶俑的整体而言，制造方法是塑模结合、以塑为主。俑是在兵马俑坑的附近就地烧造的，所用的泥土就是当地的黄土，再加石英砂调和而成的。

依据破碎的陶俑提供的信息可以推测，陶俑的头和手是用模子制成粗胎后再进行细部雕刻的。俑头的制作多用合模法制成，就是将俑头分为大致相等的前后两半，分别用单片模制作，然后将两片单模组合粘接在一起成为头的大型。合模线多数位于耳后，一般比较整齐，没有交错结构的痕迹。与俑头相连接的脖颈都是空心的。俑头制成初胎后，再堆泥贴接耳朵、发髻、发辫、冠帻，并进行面部五官的细部刻划。头部雕饰的重点是五官、胡须和发丝。五官是在模制的基础上再经过精心的雕刻、修饰来完成的，以表现人物不同的性格和心理特征。陶俑胡须和发型也是表现人物特征的重要方面，其刻划手法也变化多样，俑头虽是模塑结合，但经过细部的雕饰后，模制的意味已经淡薄，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面容。加上制作俑头的模子有许多种不同的脸型，因而使陶俑的形象更加丰富多彩。也有学者根据对残损陶俑做的实地考察提出，“千人千面”的俑头并非用模具制造而成的，而是工匠直接对俑头的捏塑，从而提出俑头的造型并非标准化生产的观点。

陶俑的躯干为纯手塑制作。是先用泥做成粗胎后，再进行服饰衣纹、铠甲、腰带、带钩等细部的刻划。陶俑躯干的粗胎是由下而上逐段叠塑而成的，其工艺过程大致可分为六个步骤：

第一步先制作陶俑站立的足踏板；第二步塑造俑的双脚；第三步接塑双腿及短裤；第四步塑造陶俑的躯干；第五步阴干陶俑躯干的大型后，粘接俑的双臂；第六步插接俑的双手。

上述六个步骤完成俑的大型后，再进一步细致雕饰。陶俑衣服的纹样是在俑躯干的粗胎上覆一层细泥后进行雕饰的；铠甲、腰带、带钩等则是在俑的粗胎上直接雕刻的。陶俑的躯干及四肢经过精心而细致的雕刻后，再把单独制作的俑头安装上，就完成了陶俑的整个造型。

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原来都是彩色的，出土时彩色大部分已经脱落，陶俑身上仅存斑驳残迹，残存颜色较多的个别俑色泽如新。通过对陶俑身上色彩的分析，可以大体了解秦俑各种服装色彩的特点，为研究秦代的服色及军服装备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

通过对已出土的陶俑身上服饰彩绘颜色的初步统计和分析得知，秦俑的服色种类很多，上衣的颜色有粉绿、朱红、枣红、粉红、粉紫、天蓝、白色、赭石色等，领、袖、襟边等处还镶着彩色边缘。裤子的颜色一般为粉绿色，还有红色、天蓝、粉紫、白色等。总之，秦俑的服色色彩艳丽，但没有统一颜色。在众多的颜色中，粉绿、朱红、粉紫、天蓝四种颜色使用的最多，因此这四种颜色应该是秦俑服饰的主要色彩。化验表明这些颜色均为矿物质。红色由辰砂、铅丹、赭石制成。绿色为孔雀石，蓝色为蓝铜矿，紫色为铅丹与蓝铜矿合成，褐色为褐铁矿，白色为铅白和高岭土，黑色为无定形炭。这些矿物质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颜料。秦俑运用了如此丰富的矿物颜料，表明2000多年前中国劳动人民已能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这些颜料。这不仅在彩绘艺术史上，而且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从俑坑出土陶俑的服色看，官吏与一般战士的服色无明显区别，不同兵种之间的服色也没有区别。因此，可以说秦代各兵种都没有专有的服色，而且每一兵种中的众多成员的服色也是多种多样而没有统一的颜色规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这是因为，虽然旧的制度摧毁了，但新的封建制的服饰等级制度尚未完全确立起来，因而从战国经秦王朝直到西汉初年，在衣服的颜色和质地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各等级人们之间在服色和衣服质地上并无严格的等级限制，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也反应在了兵马俑身上。

秦俑彩绘技术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一般在彩绘之前对陶俑表面先进行处理。由于陶俑是没有釉的素陶，具有较多的毛细孔，表面不能滑润。而彩绘则要求毛细孔不易太多，也不能太少，表面不易太滑，也不能太涩。为了达到这一要求，陶俑在烧造之前表面似用极细的泥均匀涂抹，并加以压光，减少了毛孔，又提高了光洁度，同时在陶俑烧造之后，似进行了化学物理处理。从陶俑陶片断面观察，也证明了陶俑烧造之前表面曾用细泥涂抹，有的部位不只涂抹一次，陶俑表面还涂有一层薄薄的类似以胶质的物质，表面涂胶减少了陶俑两者紧密地粘接起来，使之彩绘不易脱落。彩绘技法则是根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方法。一般陶俑的颜面、手、脚面部分先用一层赭石打底，再绘一层白色，再绘一层粉红色，尽量使色调与人体肤色接近。而袍、短裤、鞋等处的彩绘则是采取平涂一种颜色，只是在衣袖与袖口、甲片与连甲带之间运用不同的色调作对比，更显示出甲衣的质感。有些胡须、眼眉的处理，则是用黑色绘成一道道细细的毛发。

总之，彩绘工序复杂，手法多样，着色讲究，充分显示了彩绘的层次和质感，使雕塑与彩绘达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其中有些彩绘技法为汉代所继承。陶俑、陶马彩绘严格模拟实物，但在色调的掌握上以暖色为主，很少使用冷色。红、蓝、绿等色调的使用，巧妙地表现出秦军威武。

一、二、三号坑出土的陶马，有战车用的车马和骑兵用的鞍马两种，这些马的制作工艺过程是先把马的头、颈、躯干、四肢及尾、耳等分别制作后拼装粘合成为粗胎，再经过二次覆泥修饰、雕刻成型，阴干后入窑焙烧，最后彩绘，完成陶马的制作。

陶马出土时，马头已从合缝处破裂，合缝面上残存着粘泥的遗迹，证明马头是用模具制成的。马头有宽、窄两种，各自作法不同。窄狭型的马头，合缝线位于马头的正中，左右两片大小相同。每片的内侧都有按压、锤打的凹窝，说明它们是用模具制作的，然后将两片粘接合在一起制成马头。所有的马均张口作嘶鸣状，马口的下颔是单独捏塑，并经舌和牙齿的刻划后，再粘接在马头下部的。宽博型的马头，是由五块泥片拼合粘接而成的，即左、右两侧的面颊各一片，马头的三片均系手塑。将上述五片拼合粘接在一起后，在内侧合缝线上一般都要覆泥进行加固。

马头上的附件如马耳、飞鬃的大小、长短和厚薄都不一样，且上面留有用刀削刮、刻划的痕迹，说明这些附件都是单独捏制后再与马头连接的。陶马的颈部中空，体腔中空，从破裂的合缝看，这些都是由不同形状的泥片拼合而成的，而所有的泥片合缝处，都在内侧覆有一层硬泥，经过锤打使接茬牢固。陶马体腔内部遗留有成片的麻布纹和细绳纹，以及直径约5厘米的圆形锤窝，说明锤打时衬着麻布或麻绳的编织物。

马腿和马尾也是单独用手工制成的。陶马的各个部件分别做好后，即进行拼装组合。其顺序是由腿到体腔，再接上颈、头、尾，从而组成马体的大型。每匹陶马重达245公斤，在拼装组合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支架的支撑才能防止马体变形。

组合后的陶马还要对其外表进行一些细部修饰。躯干的外部涂一层细泥，经过打磨使表面光滑平整，显得马体肌肉丰满：在马胸部堆贴泥块，雕刻出凸块状胸肌；双肩处覆泥较厚，以显示肩胛的高大宽博；马的立鬃为高浮雕，上面用篦状工具划出细细的鬃毛。

骑兵的鞍马比车马的雕饰略为复杂，在马背上要堆泥雕出高浮雕的鞍桥、浅浮雕的鞍鞯，鞍上的流苏及肚带、锹等细部装饰，这些都是用减地法或贴泥条法雕成的。鞍上一排排鞍钉及细部的纹饰用阴线显示。由于运用了不同的雕刻技法，使鞍鞯造型十分逼真。陶马的四肢经过细致地刻削打磨，圆的地方溜圆有光泽，扁的地方棱角分明，皮肉、骨节的关系都表现得十分清楚。

兵马俑的塑造，基本上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手法细腻、明快。每个陶俑的装束、神态都不一样。人物的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面部的表情更是各有差异。从他们的装束、神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总体而言，所有的秦俑面容中都流露出秦人独有的威严与从容，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

兵马俑雕塑采用绘塑结合的方式，虽然年代久远，但在刚刚发掘出来的时候还依稀可见人物面部和衣服上绘饰的色彩。在手法上注重传神，构图巧妙，技法灵活，既有真实性也富装饰性。正因为如此，秦兵马俑在中国的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已整理出土的一千多个陶俑、陶马来看，几乎无一雷同。

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秦国实行全国征兵制，兵源来自全国各地，这恐怕是他们在脸型、表情、年龄上有差别的主要原因。工匠们用写实的艺术手法把它们表现得十分逼真，在这个庞大的秦俑群体中包容着许多显然不同的个体，使整个群体更显得活跃、真实、富有生气。

数以千计的陶俑、陶马都经过精心彩绘。陶俑的颜面及手、脚面颜色均为粉红色，表现出肌肉的质感。特别是面部的彩绘尤为精彩。白眼角，黑眼珠，甚至连眼睛的瞳孔也彩绘的活灵活现。陶俑的发髻、胡须和眉毛均为黑色。整体色彩显得绚丽而和谐。同时陶俑的彩绘还注重色调的对比，个体整体间均有差异，不同色彩的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艺术感染力。陶马也同样有鲜艳而和谐的彩绘，使静态中的陶马形象更为生动。

2017年04月14日，陕西省启动秦始皇帝陵文化景区改造工程，其中重要一项是建设铜车马博物馆。

2017年0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当天，百度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召开“百度AI秦始皇兵马俑复原工程深度合作发布会”。

秦俑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多种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其风格浑厚、洗练，富于感人的艺术魅力，是中国古代塑造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既继承了战国以来中国的陶塑传统，又为唐代塑造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

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79年4月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视察秦俑博物馆，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题写馆名。

1980年7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视察秦俑博物馆，称赞兵马俑所体现的高超的秦代科学技术。

1999年8月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馆视察并题写“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名。

2005年4月30日，中国台湾省国民党主席连战：“游秦冢而悯万民 跨海峡为创双赢。”

2008年4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人类遗产，中华之光。”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1976年5月6日）

法国总统希拉克：“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1978年9月）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这才是真正的奇迹，全世界人民都应当到这里看一看。”（1979年8月29日）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我搞了十几年考古，也到过欧洲许多国家的考古工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振奋人心的场面，这里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永恒的纪念。”（1979年9月17日）

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秦俑坑是世界奇迹，百闻不如一见，真是名不虚传。”（1979年12月8日）

欧洲议会议长韦伊夫人：“看了秦始皇的兵马俑，开阔了我的眼界。这些兵马俑体现了秦代人民的智慧才能和丰富的想象力。真是奇迹。”（1981年7月20日）

丹麦首相安高·约恩森：“秦俑的面目各不相同，真是到了神的地步，这些兵马俑给我留下了许多遐想。”（1981年10月23日）

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参观兵马俑这一近年来的新发现，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这里埋藏着许多历史文物。最重要的是中国给予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伟大人物以极高的评价。如果没有他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今天我们将不可能到这儿来参观。”（1982年10月20日）

约旦国王侯赛因：“今日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参观。没有想到，我能看到这样好的东西。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这是人类的财富。古代制造它是伟大的劳动，今天修复它也同样是伟大的劳动，这样破碎的文物，能修得完整无缺，了不起。”（1983年9月5日）

孟加拉国总统穆罕默德·艾尔沙德：“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使我们为之惊叹，我们参观古代的这一文明使我们深受感动，中国对于文化和传统进行这样精心的保护，并把它奉献在人民面前，是值得称赞的。”（1985年7月7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我怀着令人激动的心情，来参观中国的过去，也有机会看到中国的现在，而且意识到未来的中国的潜在力量。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来一百次，也不能对它完全了解。对维护辉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祝贺。”（1985年9月7日）

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像西安的兵马俑军阵一样。”（1987年5月11日）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能创造这个灿烂历史的民族，一定能创造出光辉的未来。”（1987年9月5日）

巴西总统萨内尔：“这个地方体现了地球上所创造的业绩，这些文物既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是全人类的财富。”（1988年7月7日）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来到了伟大的历史文明地，我完全被感动了。在此地——西安，开始了中国和印度的友好交往，向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致敬。”（1988年12月22日）

印度总统拉马斯瓦米·文卡塔拉曼：“能有机会参观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博物馆感到很高兴。兵马俑的内涵和规模博大精深。我对你们为发掘和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所做的工作表示祝贺。”（1992年5月21日）

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这是一个使人难忘的世界奇迹。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文明史的一个很好的证明。”（1992年12月30日）

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站在最早的世界奇迹之一和二千二百年人类文明的见证面前，人们只有惊叹。而当今中国文明使这一人类的思想和活动得以发现、保存并展示给世界，令人叹服。请博物馆的领导接受我们的祝贺与谢忱。”（1993年6月10日）

罗马尼亚总理尼古拉·沃克罗尤：“兵马俑博物馆作为世界上第八大奇迹当之无愧，这一考古发现令人感慨万分，它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水平，感谢主人的盛情接待和精彩的讲解，这些将来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1995年7月5日）

阿根廷总统卡洛斯·萨沃·梅内姆：“这个陶制的兵马俑代表了中国，代表了具有悠久历史国家的巨大文化遗产，感谢中国人民为人类留下这份遗产。”（1995年10月2日）

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卢斯：“令人印象深刻，值得铭记，值得回味，修复工作者的业绩和创造这个兵马俑的人，同样伟大，值得全人类的尊重。”（1995年12月3日）

墨西哥总统比森特·福尔斯·克萨达：“把我美好的祝福献给这个神奇的地方，这里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伟大。中国万岁，墨西哥万岁。”（2001年6月8日）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非常感谢你们的接待，兵马俑确实是世界遗产，我再次向兵马俑博物馆的全体同志表示祝贺与致敬。”（2004年10月16日）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端古·赛义德·西拉杰丁：“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来兵马俑参观，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这儿的历史，同时我们了解到这个国家悠久的文明，也让我们了解到世界上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古老的文明，这里也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在当时的科技已经很发达。”（2005年3月2日）

澳大利亚总督麦克尔杰弗里：“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和奇特的文化。今天在这里能够领略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感到非常的高兴，这里的一切都做得非常好。”（2005年10月15日）

多哥总统福雷·纳辛贝：“对这个世界第八大奇迹留下了非常难忘的深刻的印象，这正是中国文化的最伟大的力量的体现。”（2006年2月15日）

蒙古国总理米耶贡布·恩赫色勒德：“这的确是一个瑰宝。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西安看到了这个伟大的奇迹。这确实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伟大奇迹。”（2006年11月26日）

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我们伊拉克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它体现了伟大中国人民的智慧，同时我们对于当时这个军队的整齐、武器的先进以及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铜车马深表钦佩。我们所参观的这个博物馆表现了中国的伟大，也证明了中国人民实现自己国家统一的决心和秦始皇当时治理国家的智慧及在中国历史上所突出的作用。感谢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周到的安排和非常精彩的讲解，也感谢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耐心的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也祝愿中国人民早日收回台湾。顺致崇高的敬意！”（2007年6月23日）

印度国大党主席、执政的“团结进步联盟”主席索尼娅·甘地：“兵马俑完全代表了中国长久的伟大文明和丰富的文化积淀，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这些惟妙惟肖的兵马俑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世界人民的。”（2007年10月28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每次我来兵马俑参观，都看到了中国的古老文明，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2008年8月12日）

美国总统评价

中美建交35周年之际，曾为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做出重要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于2014年9月6日到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这也是卡特总统第二次参观兵马俑。参观结束时，卡特总统写下留言：“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博物馆，从我33年前第一次来访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祝贺你们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

交通：从西安火车站东侧乘游5（306）路旅游专线大巴士可达，车费7元，此外还有914路、915路公交车可供选择；大雁塔、大唐芙蓉园乘坐307路公交车，车费8，等等。

门票：秦始皇陵和兵马俑通票120.00元（不分淡旺季）

人殉是伴随原始公有制的瓦解而萌芽，是奴隶制建立而盛行的一项残酷而野蛮的丧葬制度。人殉最兴盛的时代是殷商时期，商代贵族大墓中都有殉人。在安阳殷墟王陵区内，已发掘的十几座大墓中被生殉、杀殉的多达5千余人。

周王朝吸取了殷商暴政的教训，强调“明德保民”。周礼的诞生和推行，使得人殉现象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但并未根绝。到了春秋时期，列国争霸，时代动荡，人殉复燃。战国时期，诸侯各国先后废止了人殉制度。秦献公元年（前381年）“止纵死”，秦国正式废止人殉制度。

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促使葬俗发生了变化，出现以俑殉葬，即用陶木俑等来代替人殉。“俑”的本意就是人殉，当人殉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后，“俑”便成了墓葬中陶塑、石雕、人像的专有名词。秦兵马俑就是以俑代人殉葬的典型，也是以俑代人殉葬的顶峰。秦俑之所以在规模、写实程度上达到如此的高度，除了工匠的智慧之外，还与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的意志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