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3-17 09:43
（1562—1650），字开之，号凤庵。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出生于山西上党武乡县信义村。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与同邑魏云中联捷同榜进士，第二年授任襄阳推官；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入朝任兵部武选司主事；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升兵部郎中，迁济南道副使；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升参政；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升按察使，第二年（公元1622年）朝廷“举卓异”，考核天下官吏，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迁任右布政使，不久转为左布政使，巡按山东。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奉调回京，迁升太常寺卿。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因弹劾权奸魏忠贤，被罢官归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被重新启用，奉诏升任通政使；崇祯三年(1630年)迁工部左侍郎，因办事干练，督建德陵有功，迁升工部尚书，加大司空服俸；崇祯四年(1631年)，因不愿受宦宫挟制而辞官归隐，直至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辞世，终年89岁。
程启南一生“性刚果，多大略，博学工文”，做事光明磊落，清廉正直，循公奉职，为民请命，不谄权贵，大节凛然，为官三十年，处处留佳绩，受到官民的交口称赞。
程启南入仕后被放任的第一站，为襄阳推官。当时，明王朝为了榨取百姓血液去补充自己腐朽的肢体，万历神宗皇帝大量派遣太监，充当税使矿监，利用特权，横行天下，劫夺商货，把持行市，无所顾忌地掠夺人民财富。这些太监出身的矿监税使，心理变态，心肠狠毒，手段残忍。他们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逼得人们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投井上吊，情景十分凄惨。在襄阳，程启南亲眼目睹了人民群众水深火热的悲惨遭遇，心情十分沉重。当一位姓李的税监胁迫他为其征税时，被程启南果断地“骏言拒之”。并不顾官微职小，明确申明自己的主张：“税宜节，阉当撤!”同时，他“言必行，行必果”，旗帜鲜明地鼓励和支持当地群众和矿监税使进行斗争，深受当地人民欢迎和爱戴。后来，由于全国性的“随我来，杀税官”的抗税和反税监斗争风起云涌，神宗皇帝慑于形势，只好将派往各地的矿监税使撤回。事实证明程启南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心愿的。所以，襄阳百姓感念程启南的恩德，奉程“与羊叔子同祠”。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程启南在辅臣叶向高等人的推荐下迁升山东济南道副使。他上任后，正遇山东遭受特大蝗灾，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然而，各级官府不顾人民死活，不设法救济，反而横征暴敛，强逼赋税。程启南到任后，上疏朝廷，为民请命：“乞不赋山泽，许得支官舍之储蓄，贝周委隶首”。也就是请求朝廷免除山野庄田和河塘池泽的赋税，并允许开官仓赈贝周百姓。经他再三疏请，终于得到朝廷允准，山东人民得以活命。在此基础上，他组织当地百姓积极开展抗灾自救，使山东人民迅速恢复了生产。所以，山东人民感恩戴德，在他升任太常寺卿奉调回京时，“民思恋不能已，为庙春秋奉祀，如在山南时”。
程启南在山东先后任职10年(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三年，即公元1613—1623年)屡官济南道副使、参政、按察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在任山东布政使期间，恰逢巨盗徐鸿儒利用妖术聚众劫掠，在邹膝(今山东费、邹、膝、济宁、金乡等县)一带为害百姓，来如风，去如影，一连将10余座城池抢掠一空后扬长而去。当地官兵巢捕无力，眼睁睁地看着其横行，一筹莫展。程启南得知后，“命历城令吴阿衡招白挺以歼之，逆憝叛党，如缚豕而槛送京师，有旨赐金币”。程启南主持剿捕，智机果断地剿除了为害一方的害群之马，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后，将首恶槛送京师，不但得到朝廷的奖赏，也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爱和拥戴。
程启南任职山东，心系故土。当他得知武乡老家权店至分水岭一代官道中，有大盗孔宪利用山高路险，沿途大肆抢劫民财，杀掠过往客商，开设黑店，图财害命等等恶行后，当即知会山西布政司，派兵剿捕。同时上疏朝廷，在权店特设守备衙门，委派守备一人，守兵300名，确保一方平安，使故乡老百姓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程启南以忠于大明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利益为己任，一生为官清廉，忠于职守，刚直果断，敢于言事。在任兵部武选司主事时，针对司衙中冗员过多，一些人任人唯亲，凭裙带和私人关系滥竽充数，冒空名、吃空饷、领空俸;将帅设置过滥，庸碌无能，人浮于事，相互掣肘办事效率不高，往往误事等种种弊端，直言上疏“三可虑”。疏中针对“三可虑”，明确提出了“清冒滥、屏私人、简将帅”等3项改革措施。这道疏文虽被朝廷“多所采纳”，但由于触动了当权者中好些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了猛烈抵制。这些人明察暗访，想搜寻程启南的过错加以弹劾。但由于程启南“洁已敷政，除繁苛，持大体，廉而能平”，令他们无机可乘，大失所望，只好不了了之。
程启南为官期间，曾历任湖、广、云、贵同考试官。作为主考大人、他始终奉行“不吃请、不受贿、不徇私舞弊，秉公执法，公正取士”的原则。当试毕夸官，他总是处处节俭，不吃宴席，不坐八抬，不打仪仗，而是骑一头毛驴，轻骑简从向百姓挥手致意。当人们知道，这便是威名赫赫的主考大人时，都无比惊奇而敬佩，争着说：“这样的清官，天下少有。”
由于程启南为官清廉，忠于职守，受到官民的一致好评。曾有同僚向他请教获得官声民望的妙策，启南曰：“凡民之事，先之劳之，则不令而行，虽勤不怨。”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朝廷考核天下官吏，“举卓异”，程启南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程启南以“天下廉吏第一”的官声操守，升任太常寺卿，奉调回京任职。这时，正是太监魏忠贤与熹宗天启皇帝的乳娘客氏狼狈为奸，专断国政，权势熏天之时。魏忠贤本系无赖出身，目不识丁，但因入宫时侍奉皇孙朱由校，并和客氏私通，由是得宠。熹宗朱由校即位时年仅十六，只知玩耍，一切大权尽落魏忠贤之手。朝廷内外趋炎附势者，如倪文焕、崔呈秀等等，皆拜倒在忠贤门下，形成阉党，把持朝廷各要害部门，其名目有“左右护卫”、“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等。他们横行朝廷，败坏朝纲，杀害嫔妃、迫害皇后，一批忠直正派元老重臣如杨涟、左光斗、高攀龙、魏大中、叶向高等等相继惨遭迫害，先后成了魏忠贤刀下之冤鬼。魏忠贤所到之处，官民遮道伏首，高呼“九千岁”，更有诌媚者竟高呼到“九千九百岁”。要知道，封建社会的皇帝也仅以“万岁”相称。由此可见，魏阉权势是何等登峰造极。更有甚者，普天之下都为魏忠贤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大造生祠，有好些地方的生祠规模和富丽堂皇程度，甚至超过了皇家的宫殿。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政治形势下，面对阉党弄权，倒行逆施，残害生民，祸乱天下，程启南义愤填膺，不顾自己随时可能招至的杀身灭族之祸，大义凛然，“抗疏劾之”。但所上奏疏均被阉党扣压不报，并多方采取对策，对他实行恐吓报复。就在这种“黑云压顶”的形势下，他仍不退缩，再次上疏，直陈利害。疏曰：“自古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魏忠贤威移主上，蟠连禁闼，倪文焕、崔呈秀等党与摇唇膏吻横于世，指夷光为嫫母，借钩钜作刑书，以王振、刘谨之势加之郅都之手，不六翩尽空不止。今济州荒旱，彭城水决，江南地震，关中豕妖，反天不祥于斯见矣。乃尚有进玉玺赋凤仪者。臣愚以为：众正立，即朝之嘉祥;群枉至，即国之妖孽。今即使朱草日生于庭，麒麟在囿，臣犹以为无因而至，而敢为回面汉行，不思变辙者乎!臣实不欲同罢驴为群，与泪俱没。乞放臣还山。”
这次上疏，使魏忠贤大为恼火，于是“即日罢归”。罢官归田的程启南，针对天下争相为权奸魏忠贤建生祠，耗费国库粮银无度，造成国库空虚;而地方上的“豪贵”，讨好魏，争先恐后拿出钱粮为魏忠贤建造私家生祠的种种丑恶行径，作文大加讥讽和鞭挞，其凛然正气，宁折不弯，令人赞叹。可惜，程启南的这些杰作在传世中佚失，使我们不能体味程启南投枪匕首般的凌厉文辞，甚为遗憾!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在位7年，年仅23岁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驾崩，其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新皇帝沉机独断，不久，夷灭了客魏阉党。“凡抗阉者悉起田间，已巳(即公元1629年)诏升启南通政使，荫一子，旌不附忠贤也。庚午(公元1630年)廷议，以起部冗 不奉职，群推启南素遵轨躅，不欲暴贵，谢之。”此后，程启南被迁升工部左侍郎。“百废俱兴，诸什器咸备”。然而，皇室的德陵工程，因贪官与商家相勾结，故意拖延工期，借机大挖国库金银，致使这项工程“更数岁，工未就”。程启南上任后，洞悉其奸，于是大刀阔斧撤换督工官吏，并“召商责之，期以五月，砖木不至，法无贷”。商家素畏启南清廉正直，言出法随，再不敢故意拖延，加快施工进度，使这项工程顺利告竣。
德陵工程完成后，朝廷以其办事干练，政绩卓著，提升程启南为工部尚书，加大司空服俸。同时，按照成例，荫封一个儿子为官，被程启南坚决地辞谢了。
按说，程启南在重被启用复职后，官运亨通，诸事顺遂。然而，好景不长，弑害明王朝躯体的顽症痼疾旧病复发。崇祯皇帝重新起用太监当政，致使“寺人之徒嗡嗡复进”。崇祯四年八月，任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凌驾于尚书之上，大有阉党死灰复燃之势。程启南看破世情，不欲与宦官寺人为伍，一再上疏求退，其内容大意说：“熹皇帝拱默中人有窃政者，似犹不足异。今天子英明，日夕望太平，而蹈覆辙，酿乱胎。臣恐忠贤虽诛，而忠贤之类尚冀死灰复燃。不止羞朝廷，而辱当世之士也!”连上11疏，方获准告老还乡。
程启南致仕后，返归故土武乡，杜门谢客，绝意仕进，“长吏罕识其面”。然而他却无时不关注故乡人民的生活。时逢沁州武乡荒旱，而百姓徭役繁重，他不避怨谤，上书两院，呈请免徭减赋，使沁州豁免征粮累金3000余两。李自成义军攻占北京后，大顺朝廷知其清廉正直，曾下旨请程启南出山任职，启南斥之曰“方魏忠贤时吾不仕，今谓吾俱死耶?”严辞拒绝。为了不受搅扰，程启南从告老回乡后所居住的县城，再次迁回老家信义故宅，专门修建一寨，取名“双修寨”。构筑草亭数间，终日钻研《周易》以及各家医学专著，每有心得，纂翰为文。先后著有《易宗圣录》、《阴符解》、《也足园集易时草》、《医学纂要》、《集贤录》、《心著集解》等等。他家教甚严，不拘大小长幼，均要以节义仁慈简朴传家;无论贫富贵贱，均要以诗书礼乐为教。所以，子孙辈多有建树，世代为官，书香满门。
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月，程启南早晨起来，召集族人子孙，坐列床下，说“孰易如苇，孰化如毁，人生至促也。”说罢，和族人摆开棋局，“精彩倍张，至日中返舍，跌坐良久，语不及私而卒”，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