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校长名叫熊佛西，留学美国，思想较为开明，聘请了不少文艺戏剧界的进步人士在校任教，学校允许学生阅读各种书籍、刊物，进步空气较浓。这样的校园环境和学习条件，使程谦谋如鱼得水，进步很快。他不仅学习了戏剧艺术和文化理论等专业知识，还阅读了《资本论》、《大众哲学》和一些文艺名著。为了读到更多的书籍，学到更多的知识，程谦谋在学校里，节衣缩食，甚至不惜从家乡长寿步行千里去成都上学，将节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了书。同时，程谦谋还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如饥似渴的读书学习和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使程诚谋知识积累愈丰，思想进步更快。1940年，程谦谋在他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常这样想，也这样做——戏剧是属于人民的，戏剧运动应与整个人民的政治斗争的道路一致，应与广大人民的生活相连起来，成为人民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此时的程谦谋，已有较高的进步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了。

1941年夏，程谦谋在四川省立戏剧学校学满3年毕业后，先后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作场记和重庆大渡口兵工厂职工业余剧团任导演。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敌后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的政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重庆，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民主进步力量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也日趋复杂、激烈。但是，抗日爱国的民主进步力量是任何人都限制、打击不了的。作为重庆大后方文艺战线一员的程谦谋，虽从事文艺戏剧工作不久，也积极投身到抗日爱国文艺宣传的战斗行列，参加了重庆话剧界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在重庆，直至奔赴抗日前线的湖北秭归等地宣传演出。

程谦谋参加的抗日爱国文艺宣传演出，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监视。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程谦谋离开重庆大渡口兵工厂职工业余剧团，回到家乡长寿灵山乡(今属双龙镇罗围村)。在灵山、程谦谋同他的堂兄程济刚一道，组织起一个农村业余剧团，利用场期或农闲、夜晚，在双龙、罗围、灵山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演出。发动家乡的民众，投入抗日爱国斗争。

1944年秋，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出现了曙光。程谦谋离别家乡长寿，再次奔赴重庆，经原四川省立戏剧学校同学屈楚的介绍，参加了郭沫若创办的群益出版社工作。此时，程谦谋便以“程茜蒙”的谐音，正式改名为“程谦谋”。

程谦谋在群益出版社与屈楚、林辰、周特生、刘川等人一道，以出版社为据点，在戏剧前辈陈白尘、熊佛西等人的倡议、支持下，联络一批原省立戏剧学校的同学和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建立了现代戏剧学会，开展现代戏剧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和文艺演出等活动。并在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上开辟《舞台》副刊，对现代戏剧研究学会的活动，作相应的介绍和报道。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八年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又面临和平、民主、团结、进步与内战、独裁、黑暗、落后的选择。为此，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重庆，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共和谈。此时的重庆，以“反内战，要和平”为核心的群众爱国民主运动，掀起了高潮。在这一爱国民主运动高潮中，程谦谋的同学、现代戏剧学会重要成员屈楚，创作了一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搞特务活动的活报剧《茶馆》，在重庆演出。程谦谋、周特生、刘川等，都在剧中担任角色，直接参加了演出活动。在山城文艺舞台引起了轰动，也受到当时正在重庆参加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的重视。不久，现代戏剧学会又与中华戏剧艺社联合演出了陈白尘的新作《升官图》，揭露并讽刺了国民党官场的种种丑态和黑暗、腐败，轰动了整个山城，连演百余场，仍经久不衰。随后，程谦谋等人又先后组织了新中国剧社、西南剧艺社、陪都剧社等演出，并在这几个剧社担任剧务课长、秘书等职。

由于这些演出，宣传了和平、民主、团结、进步的思想，揭露了反动当局的独裁、黑暗和腐败，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和仇视。致使程谦谋等人组织的剧社于1947年6月1日，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查封。社长周特生、屈楚和4名演员被捕。

面对反动当局的突然查封和逮捕，程谦谋于第二天冒着被捕的危险，到剧场处理了“因故停演”的善后事宜。并起草了《重庆戏剧界联合呼吁书》，向社会发出呼吁，揭露和声讨反动当局镇压进步、查封剧社、逮捕无辜的罪行。与刘川等人一道，积极设法营救被捕的剧社人员。接着，程谦谋先后在《中国夜报》和《国民公报》担任剧场生活编辑和新影剧编辑。并以“成天木”、“左容”、“胡马悲”、“戌子驹”等笔名，在《中国夜报》副刊《剧场生活》、《国民公报》副刊《戏剧与电影》等专刊上，发表文章30余篇，揭露和抨击反动当局对文艺战线的残酷打击、镇压。热情讴歌文艺战线为和平、民主、团结、进步而斗争。

开展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进步的文艺宣传演出的斗争实践及其所遭受的挫折，使程谦谋逐步认识到，单靠少数人的文艺宣传演出是不够的，还要与社会各界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联合起来，结成广泛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基于这样的认识，程谦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注意把文艺宣传演出活动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逐步投身到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爱国、民主、进步斗争之中。

1945年11月25日晚，云南省昆明进步学生6000多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决定举行罢课，遭到反动警的包围。12月1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出武装暴徒，到各学校，强迫学生复课，殴打学生，投掷手榴弹等，造成了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这一消息传到了重庆，立即爆发了声援昆明受难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程谦谋积极投身到这一斗争之中，四处奔走，为昆明“一二·一”惨案受难学生呼号募捐。

1946年1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爱国进步人士陶行知、李公朴等，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招收一批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进校学习。程谦谋参加了社会大学的学习。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20余个社会团体的群众，在较场口举行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国民党派出特务捣毁了会场，当场打伤了主持会议的郭沫若、李公仆、马寅初、施复亮等爱国民主人士。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重庆校场口事件。程谦谋参加了慰问“校场口事件”中受伤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

1946年7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昆明支部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组织昆明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万人签名运动。国民党反动派下令将李公仆杀害。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公开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罪行。结果也惨遭杀害。“李、闻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后，重庆各界召开李公仆、闻一多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程谦谋参加了追悼大会和抗议活动。

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程谦谋还在神仙洞街买下一幢小楼房。他以楼下开设杂货站作掩护，楼上则成了他写文章、召开会议、收听陕北广播等的秘密活动据点。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志、罗广斌、董夏民等，都曾来这里开展活动。

开展爱国、民主、进步的文艺宣传演出活动和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进步的社会活动及政治斗争，使程谦谋受到了锻炼和考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1948年2月，经王慕华介绍，程谦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社会大学党支部委员。

程谦谋入党后，在党组织的组织领导下，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早在1947年10月，党组织决定席明真、何雪松等人，组织武装队伍，准备在川东一带开辟游击区，开展武装斗争。程谦谋积极参加了这一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后因何雪松暴露而被捕，这一武装斗争准备工作才被停止。不久，党组织安排程谦谋参加了陈然主办的中共重庆市委地下机关报《挺进报》，在重庆市中区的秘密发行工作。

《挺进报》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唤起广大民众广泛开展爱国、民主、进步斗争，象一把钢刀插进敌人的心脏，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无比恐慌和仇恨。国民党特务头子徐远举派人打进《挺进报》，进而逮捕了《挺进报》主编陈然，并捣毁了《挺进报》。使《挺进报》被迫停止出版、发行。由于《挺进报》事件的发生，导致中共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刘国定和冉益智的被捕和叛变，进而导致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和重庆地下党组织的被破坏，损失十分严重。

但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是破坏不绝的，《挺进报》也不会因敌人的捣毁、破坏而停止宣传、发行。就在国民党反动当局捣毁《挺进报》不久，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决定，由程谦谋接任《挺进报》主编，继续开展《挺进报》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同时兼任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创办的《解放》刊物的编辑工作。

程谦谋毅然承担了续办《挺进报》的重任。在地下党员唐祖美、董夏民的帮助下，程谦谋购买了收音机、油印机、纸张、油墨等工具、设备和材料，以其住所的三楼为主要办报地点，秘密恢复了《挺进报》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捣毁的《挺进报》，又在山城重庆的一些街道、工厂、学校、车间、码头、秘密流传开来。

《挺进报》的继续出版、发行，再次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恐慌和仇恨，他们派出特务、军警，四处寻找再版《挺进报》的出版、发行线索。最后从叛徒李文祥口里得知了再版《挺进报》的秘密出版、发行地址及其程谦谋的情况。国民党反动当局旋即派出一批便衣军警、特务，由叛徒李文祥带着四处找寻，捉拿程谦谋。

1948年12月5日，程谦谋因事去重庆抗建堂。不料遇到李文祥带着便衣特务李忠良。面对突然出现的叛徒李文祥和特务李忠良，程谦谋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来不及躲避、反抗，便落人国民党特务和叛徒之手。

国民党特务李忠良和叛徒李文祥逮捕了程谦谋后，旋即派人对《挺进报》进行了第二次捣毁和破坏。程谦谋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没有把他立即关进监狱，而是由叛徒李文祥和国民党便衣特务带着，在重庆的一些街道、茶馆、码头出没，要程谦谋指认谁是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以此为“诱饵”，以图诱人上钩，发现线索，立即抓人。程谦谋在敌人的押送下，走街串巷，进馆出舍，一连好几天，没指认出一个人来。疲惫不堪的特务和李文祥，十分扫兴，干脆让程谦谋和他们一道坐在小什字的“大同茶社”里，喝茶认人。又是几天，程谦谋还是没有指认出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来。穷途无奈的特务们和李文祥，无计可施，最后才把程谦谋关进了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在渣滓洞监狱里，敌人对程谦谋进行了审讯。由于程谦谋的身份已经暴露，续办的《挺进报》也被捣毁，因此程谦谋对敌人审问的回答干脆且简单：“我叫程谦谋，中共党员，新《挺进报》的主编。”敌人没有过多的话要问，又将程谦谋押回狱中囚禁。

在狱中，程谦谋对国民党特务和敌看守的无耻罪行常痛骂不已。对敌人的斗争，从不妥协让步。甚至连监狱要他理发、修面，他都拒绝了。他在狱中，因此而留了满头的长发和一脸的络腮胡子。

程谦谋对敌人仇恨，对狱里难友却十分关心和热情，对狱中斗争充满信心，表现乐观，有时还很诙谐。他利用自己从事戏剧、歌舞的特长，在狱中为难友们开办了“戏剧讲座”，讲述戏剧中的故事、人物和情节。如苏联的史坦尼斯拉夫戏剧体系，是他常讲给难友们听的内容。他还利用放风、吃饭等机会，教难友们唱歌、跳舞、排演文艺节目。用文艺的武器，鼓舞斗志，活跃生活，打击敌人。人民解放的隆隆炮声响遍神州大地，新中国在首都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渣滓洞狱中，程谦谋和难友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同国民党监警斗争，终于获得了狱中演出的机会。程谦谋同难友们走出牢房，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举行了著名的狱中联欢演出。

1949年11月27日，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面临即将灭亡的厄运，在他们溃逃的前夕，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白公馆、渣淬洞监狱的“11·27”大屠杀。从当天下午开始，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出监狱，进行残酷杀害。直到深夜，杀软了手的剑子手们，来不及一批批的杀害，便把程谦谋和剩下的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集中在一起，进行集体枪杀。程谦谋和一些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就在敌人进行集体枪杀的罪恶枪声中，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11·27”大屠杀的血泊之中，时年30岁。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各届群众为在“11·27”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革命烈士，召开了追悼大会。程谦谋烈士的遗骸，连同其它受难烈士一道，安葬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因程谦谋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为白公馆、渣滓洞死难烈士中的“民盟”成员的纪念牌上，刻写上了程谦谋的名字，立于烈士陵园的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