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德四世平息了耶里切尼军团的叛乱，使君士坦丁堡和各省区的秩序得以恢复。他随即解散耶尼塞里军团，废除向基督教各国征集儿童以补充军源的惯例，重新组建了新军。他以铁腕治理国家，摆脱了其前几任苏丹执政时期后宫统治的局面，使国情有所好转。

为压制前任苏丹遗留下来的腐败问题，穆拉德四世推出了一些政策应付，如限制资源运用。为杜绝公众聚会及其可能带来的麻烦，穆拉德下令在帝国内部关闭所有的咖啡馆和酒馆，并宣布吸烟违法。如果有人在夜间抽烟斗、喝咖啡或者喝得酩酊大醉，被逮捕后会被立即处以绞刑或穿刺刑。他本人会便装在晚上巡查街道及客栈，检查禁令实施的情况。当他看到任何人使用醇或烟草，会当场将其杀死。

在穆拉德四世即位之初，正值齐格蒙特三世（1566-1632，1587-1632在位）统治末期，奥斯曼帝国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保持了和平。1630年，双方续签和约，以保持在北部的边界。

面对哥萨克人自黑海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及克里米亚等地进行的劫掠行为，奥斯曼帝国在奥扎科夫（Oczakov）建立了一座要塞，以防止哥萨克人自德涅斯特河进入黑海。

1633年，穆拉德四世趁波兰立陶宛联邦正在与俄国进行斯摩棱斯克战争时，派阿巴扎·穆罕默德率军北上发起攻势。8月，土军经德涅斯特河围困卡曼尼斯，因缺乏攻城装备而撤回。波兰立陶宛联邦在盖特曼斯坦尼斯瓦夫·科涅茨波尔斯基的指挥下，成功抵御土军进攻。1634年，正准备亲征的穆拉德接受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的和平提议，以便专心于对波斯的战事。在和约中，两国同意重新限制哥萨克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在边界地带的劫掠活动。不过，穆拉德拒绝了拆毁沿边要塞的要求。1637年6月，顿河哥萨克人趁克里米亚内部发生纷争之机，占领了亚述夫。

自1629年11月特兰西瓦尼亚亲王加布雷尔·贝特伦死后，该公国陷入权力斗争。1636年10月，穆拉德四世支持的亲王候选人勃兰登堡的凯瑟琳被另外一位民族主义贵族乔治·拉科齐击败。乔治·拉科齐在保证了他对奥斯曼帝国的服从及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立场后，才获得穆拉德的承认。

黎巴嫩埃米尔法赫鲁丁二世推行改革，同情基督教，并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叙利亚山区，威胁到了大马士革的奥斯曼帝国总督。1633年，穆拉德四世派军占领叙利亚、黎巴嫩沿岸所有海港，随后从陆路向黎巴嫩地区的德鲁兹派据点进攻。1635年，土军在查精附近的一个山洞中俘获法赫鲁丁二世，并将其押送至君士坦丁堡，以反抗帝国罪斩首。

主词条：波土战争

1630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占领了哈马丹，重启与萨法维波斯的战事。1634年8月，在处死了艾哈迈德一世的几个儿子，稳固后方之后，穆拉德四世率军开始亲征波斯，向高加索和阿塞拜疆地区进军。在未经大规模的交战下，波斯守军主动撤退，土军分别于1634年8月8日、9月15日重新攻占埃里温及大不里士，缴获大量战利品。但当穆拉德率军返回君士坦丁堡过冬时，波斯人又收复了失地。在这一阶段，因受特兰西瓦尼亚和克里米亚问题困扰，穆拉德无力发动新的战役，以巩固在东部的战果。

1638年初夏，腾出手来的穆拉德四世第二次出征波斯。经过110天的行军，抵达了此次战役的目标——巴格达城下。11月15日，土军在穆拉德的指挥下展开对巴格达的围攻。围城期间，穆拉德穿上近卫军的制服，亲自在堑壕里劳作，调整火炮炮口，身先士卒。40天后（12月25日），土军破城，穆拉德下令屠杀了驻军和居民（参见词条巴格达之围）。攻破巴格达后，他说过一句名言：“我认为攻占巴格达比巴格达本身更为美妙。”随后，穆拉德派兵对两河流域发起袭击，驱逐统治该地区的什叶派毛拉。为在次年夏发动对阿塞拜疆的战争，他选择在摩苏尔过冬。但当波斯沙阿萨非提议谈和，并以放弃沿伊拉克和东安纳托利亚的要塞作为条件后，穆拉德取消作战计划，返回了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二次凯旋入城式。在这次仪式中，他身着波斯人的铠甲，肩上披着花豹皮，骑马入城，身后有22名戴着枷锁的波斯酋长跟随。

1639年5月17日，在靠近卡斯里西林的佐哈布平原的奥斯曼帝国军营中，土波代表签署了《佐哈布（席林堡）条约》（Treaty of Zuhab，一称《卡斯西里林条约》），结束了这一阶段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波斯的战争，并基本确立了此后奥斯曼帝国东部的边界。根据该条约，两河流域（伊拉克）划归奥斯曼帝国，埃里温和部分高加索地区仍在波斯控制下。波斯沙阿许诺结束对奥斯曼帝国的劫掠行为和传教活动，并终止在国内对逊尼派的谴责。

虽然不能完全获得高加索地区，但穆拉德四世对两河流域的占领恢复了奥斯曼帝国通向波斯湾的道路，消除了在安纳托利亚叛乱的重要外部因素，减轻了波斯的威胁，大大改善了后任苏丹面临的形势，使其能专注于内部改革以及在欧洲的战争。在对波斯作战期间，穆拉德四世压制了安纳托利亚的叛乱，恢复国家秩序，因此，当地许多的地名都以他为名。

在穆拉德四世统治期间，埃及当地的武装力量逐渐被马穆鲁克所控制，他们代替了奥斯曼帝国派来的官员，吞没了大量本应交给中央以及圣城的税收。在也门的什叶派分支赛德派势力在夺取了萨那和大部分内陆地区后（1631年），当地的奥斯曼总督只能管辖宰比德周围的狭小区域。

穆拉德返回伊斯坦布尔后，主持镇压了阿尔巴尼亚的叛乱，同时又忙于重振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据说他还在考虑对威尼斯共和国在东地中海的重要据点克里特岛发动攻击。此外，穆拉德打算进行一次彻底的军事改革，以建立一支规模更小、定期领取军饷、完全实现职业化的军队。但这一切都因他的早逝而告终。

1640年初，穆拉德因酗酒过度导致的肝硬化（也有痛风、坐骨神经痛等说法）而病重，在两个星期后的2月8日逝世，终年27岁。他在临终前下令杀死唯一的弟弟、神智失常的易卜拉欣，这本来意味着奥斯曼皇室后继血统的断裂，但命令最终没有被执行。人们欺骗重病的穆拉德，让他确信自己的命令已经得到执行。据说此时穆拉德的脸上浮现出可怕的笑容，但仍要求亲眼看到弟弟的尸体，甚至试图从床上爬起，最后被侍从阻止了。随后他在伊玛目的临终祝祷声中死去。穆拉德死后，易卜拉欣继位，称易卜拉欣一世。

穆拉德四世亲政后，以铁腕手段治国，力图改变奥斯曼帝国内忧外患的局面。他严酷镇压了耶里切尼军团的叛乱。在社会层面，严禁酒精、烟草及咖啡的贩卖，试图压制腐败问题。

为了推行法令并结束此前统治的无纪律状态，穆拉德四世还建立了遍布帝国的间谍系统，使军队纪律得以恢复，政府职位重新授给那些有才能的人，规章制度和法律大都得到执行。穆拉德还尽力支持广大臣民反对官员的胡作非为，颁布了许多新的规章，并着手将它们汇集在一起，编成一本《正义之书》，随后的统治引用了这种做法。

为筹集改革及战争所需的资金，充实国库，穆拉德四世基本恢复了包税制度，重新向收税人支付薪水，把他们征集来的所有款项或实物全部收入国库。此外，随着需求的上升，他开始把富裕的和并不那么富裕的臣民的财产充公，这与以前统治时期导致财政十分混乱的政策如出一辙。这样的政策反映了穆拉德滥用权力的一面。

穆拉德四世在军事上重建新军，镇压各地叛乱，稳定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秩序。在统治末期，穆拉德曾试图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因其过早逝世而告终。

穆拉德四世在军事上主要的成就在于对两河流域的重新征服，结束与萨法维王朝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并奠定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奥斯曼帝国东部边界。他对波斯的亲征，使其被视作奥斯曼帝国历任苏丹中“最后的战士”。

穆拉德四世对伊斯兰教曾有贡献。1630年，圣地麦加因大雨成灾，克尔白遭到损坏，他下令将其整修一新。

穆拉德四世亦是科学、艺术的赞助者。他为伊斯坦布尔招募建筑师，重建了清真寺。

在三十年战争初期，奥斯曼帝国支持特兰西瓦尼亚亲王加布雷尔·贝特伦，加入反天主教同盟，反对天主教阵营神圣罗马帝国的阿尔伯莱希特·华伦斯坦。

穆拉德的宠臣、旅行家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Çelebi）：穆拉德四世是奥斯曼帝国最为血腥的一位苏丹。

苏格兰历史学家帕特里克·贝尔福在其著作《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中称穆拉德是“奥斯曼帝国的‘尼禄’”，并对其统治生涯总结道：“穆拉德的铁腕统治卓有成效地让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复兴。”

美国历史学家斯坦福·肖（Stanford J Shaw）《奥斯曼帝国》：最终，穆拉德四世保持了帝国的完整并重振军事力量，表现出了拯救帝国所需要的领导才能，……他亲政以后，以无情的手段加强统治，努力消除导致国家衰落的因素。

穆拉德四世身材高大强壮，是当时一位令人闻风丧胆的战士。他喜爱打猎、标枪等活动，是最后一位带领军队冲锋陷阵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四世的力量惊人，在爱维亚·瑟勒比的游记里提到，穆拉德四世的摔角技术炉火纯青，能同时与多个对手周旋。他最爱用的武器是一把钉头锤，重达60公斤，穆拉德四世能以单臂挥舞自如。

穆拉德亦爱用长弓及一柄重达五十公斤的双手阔刃剑。在围攻巴格达的一次突袭中，有一名波斯巨人要求最勇敢的土耳其人站出来进行决斗。据传说穆拉德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一剑就把对手从头顶劈开到下巴。他的武器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公开展览，保存完好。

穆拉德四世为镇压内部动乱，采取了铁血手腕治理国家，对叛军严酷镇压，对违反法令者予以惩罚。但在这一过程中，“嗜血让穆拉德偏离了轨道”。一开始，被他处决的人都还是犯罪的。后来，他处决的范围越来越广，有的人有犯罪的嫌疑，但证据时常站不住脚。到最后，穆拉德受到反复无常的性格或头脑发热的坏脾气的影响，根本不管是否有嫌疑，便为了杀戮而处死某人。

穆拉德四世在位期间，虽然对自己的臣民实施了针对饮酒和亲近波斯文化的禁令，但他本人却热衷于聚众酗酒滥饮，他的酒伴中还有数位得宠的波斯人。正是这种对酒的无限制饮用，加速了穆拉德的死亡。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