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穆时英陆续发表以底层民众生活为素材的小说，一下子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注意，“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优秀文学的作品”，“一时传诵，仿佛左翼作品中出了个尖子”，但实际上左翼文坛对穆时英的作品相当敏感，尽管肯定了穆时英从旧小说中探索出了属于民众的简洁、明快、有力的语言风格；熟悉了无产者大众独特的为一般知识分子所不熟悉的语汇，但仍一致认为穆时英的作品在思想上有着“非常浓厚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

1930年10月2日，穆时英的新作——中篇小说《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作为“一角丛书”之第5种出版，轰动一时。这篇以穆时英本人大学时的一段恋爱经历为原型的小说富有意识流风格，与之过去发表的底层题材小说风格迥异，因此遭到左翼文坛的猛烈批判。其中，瞿秋白在对穆时英的批判中暗示穆时英及其同伙“第三种人”是“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认为这群人“表面作你的朋友，实际是你的敌人，这种敌人自然更加危险”。这种来自左翼的批判声一直伴随着穆时英随后的创作生涯。

1932年1月，穆时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北极》由上海湖风书局初版，其内容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一年以后，此书改订增补本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对穆时英描写阶级对立视角的独特、形式的新颖和艺术手腕的巧妙，纷纷给予肯定，并把穆时英视作当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据说，当时在上海的大街上，随意迈进一家书店，便会在书架上发现穆时英的小说《南北极》，经常有痴痴迷恋穆时英小说的读者给他来信，甚至有崇拜者专程从千里之外的南洋赶来敲他旧宅的大门。而此时的穆时英年。

但是，正当人们对穆时英寄予厚望，期待他沿着《南北极》的方向有所突破时，穆时英却在创作上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大转变。193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其描写的对象，也都是在充满诱惑的都市背景下，迷恋于声色之间的都市客。在技巧上，穆时英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去写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小说，其内容和风格都迥然有别于《南北极》。此后，穆时英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代表性作品。在这些小说中，穆时英聚焦上海的夜总会、咖啡馆、酒吧、电影院、跑马厅等娱乐场所，追踪狐步舞、爵士乐、模特儿、霓虹灯的节奏和色彩，捕捉都市人敏感、纤细、复杂的心理感觉。他以圆熟的蒙太奇、意识流、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表现手法，反映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开掘都市生活的现代性和都市人灵魂的喧哗和骚动，特别是把沉溺于都市享乐的摩登男女的情欲世界描绘得有声有色，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时，在这些小说中，也流露出明显的颓废感伤气息，不过，穆时英的小说却因此风靡一时。

穆时英本人也因为其年少多产又风格独特，被当时的人称为“鬼才”作家。自此，他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穆时英也为后人誉为“新感觉派圣手”、现代派的健将。

穆时英后期亦涉猎电影工业。1935年穆时英加入了刘呐鸥、黄嘉谟与左翼电影界展开的“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1935年8月11日至9月11日，穆时英在《晨报》上连载《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文章长达4万字，针对左翼电影理论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及理论。

1937年穆时英在香港《朝野公论》第2卷第4期到第6期上发表《MONTAGE论》，这篇长达18000字的电影理论文章计划论述电影艺术的基础、分解与再建、细部的强调、时间与空间的集中、画面、Camera的位置与角度、画面与画面之编织、节奏、音响与画面的对位法等8个有关电影蒙太奇艺术的重要问题，仅见前六部分，与穆时英小说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节奏”问题未见刊出。但前几部分的论述已经反映了穆时英对电影艺术揣摩已久，深得三昧。他的小说创作充满了电影艺术的特征，是对电影艺术的模仿、自觉追求和实验。

穆时英不仅通过小说，也通过理论表述，在电影艺术和小说艺术之间建立了一种沟通的桥梁。华南一家电影公司曾邀请穆时英拍一部“国防电影”，穆时英自编自导了一部描写东北抗日游击队英勇事迹的《十五义士》，后因影片公司发生变故，电影没有完成。但据说在当时的香港，一般人知道穆时英导演《十五义士》比知道他是《南北极》小说的作者还多。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春风得意的穆时英，浑身上下弥漫着十里洋场上的浮华气息。他独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稿费收入丰厚，让他生活非常富裕。

年纪轻轻却已经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日益堕落起来：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是当时的穆时英经常涉足的。

就连穆时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说里发出“一个都市人”的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

从此以后，穆时英几乎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而随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现代》编辑部，新感觉派分崩离析，穆时英的作品也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那点财产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

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时英赴香港，应大鹏影片公司之邀执导电影《夜明珠》。影片叙述了一个舞女遇上了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可是这段情爱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终的故事。这期间，穆时英本人也迷上了一个大他岁的舞女，并最终娶了她。然而，香港并未给穆时英带来太多幸运。不会讲广东话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处处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龙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简陋，连床都没有。白天，穆时英到处找人、谋职，晚上，疲惫的他就静静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岛上的万家灯火，听海上传来的汽笛声。期间，穆时英曾托人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寻了一个编辑职位，但不知何故，干了没多久就不干了。

1939年，穆时英应他的朋友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这个时候，刘呐鸥已经是汪伪政府的宣传干将。穆时英在为汪伪政府工作时，日本人给他配备卡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

穆时英回到上海后，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1940年，日伪政府下的上海风雨飘摇，正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工人员与汪伪特务机关之间的“特工战”愈演愈烈之时，设在租界里的日伪系统报社也成了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6月20日，《国民新闻》社就收到一封恐吓信，租界巡警房获报后便派人员在报社周围实行了警戒。这个时候的穆时英，正准备接管伪政权下的一份报纸并出任“国民新闻社”社长一职。

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破例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他只身一人招呼了一辆人力车上路。其时，天色昏暗，当车途经福建路的丰泰洋货号门口时，突有两条黑影从街边迅速冲出，拦住去路，未等穆时英反应过来，对方立刻出枪，向其射击，几声枪响过后，穆时英从人力车上一头倒在血泊中。事后证实，此次暗杀为军统所为。

在他被暗杀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汉奸”而罪有应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却有人在香港撰文为穆时英辩诬，说他是中统特工而被军统误杀。从此，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人们议论纷纷却又各执一词，成为一宗迷案。

在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穆时英在伪上海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死因说法各异。

穆时英死前一年内的活动主要是投靠汪伪政府，效力于伪政府的新闻宣传。但是，具体到当时穆时英担任何家报纸的总编，则说法各异。施蛰存先生回忆说他当过《中华日报》的总编并因此而被杀。

但是，研究者考察当时的上海新闻史料发现，《中华日报》是汪伪在上海的机关报，1939年7月9日复刊。当时准备由林柏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则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忆。他回忆说，《中华日报》正式复刊后，“先后由刘石克、刘静哉、殷再纬任总编辑”。回忆并没有提到穆时英。那么，穆时英作了什么报的总编呢?有学者认为，当时，穆时英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投靠了汪伪政府，具体的投靠对象就是胡兰成。根据郭秀峰的回忆，当时的汪精卫亲信林柏生当上了伪政府的新闻宣传部长后，“在上海积极扩大宣传，设立小型报《民族日报》，社长穆时英……”

1940年2月21日，汪伪的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停办《民族日报》。利用该报的机器设备于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张的小型报《国民新闻》。同时，《国民新闻》的全班人马甚至设备都来自穆时英任社长的《民族日报》社。开始，《国民新闻》社社长是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暂时由黄敬斋代理社长，但由于总主笔胡兰成的推荐，穆时英很快当上了总编辑，不久，又取代了黄敬斋，正式任社长。

也有学者认为穆时英任过《文汇报》社长一职。但是，根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的记载，《文汇报》是英国人克明出面注册、由严宝礼经营的。具体由徐铸成、柯灵等进步人士主持，是一份进步抗日的报纸。它“创刊于1938年1月上海‘孤岛’时期，1939年5月被日伪逼迫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刊。”而穆时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就到了香港，这个时候，《文汇报》还没有创刊，等到他1939年返沪后，《文汇报》已经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间，穆时英不可能当《文汇报》社的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种说法认为，1939年5月，《文汇报》被汪伪政权停刊后，汪伪政权想夺取该报的阵地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因此派人收买克明，想把《文汇报》改造成他们的报纸，穆时英当时就是筹备中的伪《文汇报》社社长。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书，对这一内幕做了披露。

该书记载：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伙群集上海，筹组伪政府。上海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无不对汪破口大骂，尽情抨击。在这十里洋场内，“汉奸傀儡”臭不可闻，“弄堂政府”传为笑柄。这使李士群恰如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开会，商讨对策。

他们认为应该来个双管齐下：一是立即自己办报；一是打掉那些报纸，使它从此说不出话来。

关于办报人选，他们选中了人称“鬼才”、颇有名气的穆时英和刘呐鸥，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既和中统勾勾搭搭，又和他们暗通关节。

当时，《文汇报》的负责人徐铸成等人知道汪伪政府的阴谋后，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联合英方，成功地粉碎了汪伪政府的企图。汪伪政府想迅速接管《文汇报》的阴谋失败后，在进行《中华日报》的复刊和《国民新闻》创刊的同时，也仍然由穆时英在筹备《文汇报》，但尚未出版，他就被暗杀身亡。所以，所谓穆时英任《文汇报》社社长一事，仅仅是筹备时期的社长,而非正式的社长。

关于穆时英其人的研究，最大的分歧还是他被刺杀的原因。从史料上可知，穆时英先后曾经担任汪伪政府控制的《民族日报》社社长、《国民新闻》总编、《国民新闻》社社长和伪《文汇报》的筹备社长。从这些情况来看，他被冠以“汉奸”的罪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而其被惩罚的命运似乎也在劫难逃。实际上，他被杀的确是重庆国民党军统所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记载，在29日“汪精卫就穆时英被刺一事打电话给《中华日报》编辑部，表示要坚决歼灭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人员”。

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发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邻笛山阳——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却让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该文章说，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国民党中央党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军统误杀的。作者自称是穆时英在中统的上司，穆时英返沪任职于汪伪报界是他亲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忆属实的话，那么，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应该是重庆方面卧底的军统特工。汪伪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时英的真实身份而误认为穆时英是自己人，正因为如此，汪精卫才打电话给《中华日报》，扬言要报复暗藏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特务。认为穆时英是被军统误杀的人还以当时的新闻界反应为旁证。

自从1940年6月29日《申报》报道穆时英被刺杀后，接下来的几天内，上海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亲重庆方面的报纸对此事却没有任何报道。而刘呐鸥被刺杀后报界的反应却很热闹，这显然是极端反常的。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国民党自己的特务机关协调出了问题，发生了自己人暗杀自己人的丑闻，而避免家丑外扬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另外，穆时英被刺杀那天坐的是人力黄包车，并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这在暗杀频繁的伪上海时期是非常奇怪的。而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他之所以敢只身一人乘坐黄包车，也许他正自恃是中统特工，国民党方面不会袭击他，但未想到还是被军统误杀了。认为穆时英可能是中统特工的另外一个证据来自他的身世、早期经历和作品。和在日本长大的刘呐鸥不同，穆时英并非一直都是游戏于舞场和赌场的纨绔子弟。他的父亲曾经是位很富有的实业家，后因经营股票而破产，家道中落，这让他很早就体会到了上流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温暖，从而在他的心灵里播下良知的种子。他早期的文学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小说《咱们的世界》《偷面包的面包师》等都反映了他对穷苦大众的悲悯和对上流社会的愤恨，带有浓厚的左翼文学色彩。因此，有些人认为，与刘呐鸥相比，穆时英不太可能真心情愿地走上汉奸的不归路。相反，他鼓吹“和平文学”，靠近汪伪政府和日本人，不过是为他日后成功地打入汪伪政府、为国民党服务取得资本。

1940年，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穆时英被杀以后，关于他的卷宗和一大堆发生在战时的偷窃、绑架、谋杀、失踪、车祸、欺诈等案件材料和大事记、物资供应清单等一起被堆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杂乱的档案架上，随着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由于证据的不足，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尽管众说纷纭，真相却恐怕只能是一个迷。

交流（长篇小说）1930，上海芳草书店

南北极（短篇小说集）湖风；增订本，1933，现代

公墓（短篇小说集）1933，现代

白金的女体塑像（短篇小说集）1934，现代

圣处女的感情（短篇小说集）1935，良友

穆时英描写上海的都市小说多数充满颓废的迷幻色彩，或者热情的青春印象，如短篇《黑牡丹》中那个在舞场里庸懒的女子，作者为女主角的鬓边加了一朵白色康乃馨，她舞着，那样疲倦，又那样风情万种——黑色的锻带高跟鞋轻轻地践踏着地面，顾盼的神情滑过鬓边的花朵弥漫开来。于是男主角忍不住要邀她共舞了。且要留心的是，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已经因为开埠带来的好处而份外时尚颓废，男人们可以与喜欢的女子搭话，却并不失礼，禁欲主义在这里失踪，代替它的是疯狂的欢乐。好了，当男主角与这花样的女子共舞时，他想着她坐在一边托着下巴的庸散，欲望开始无限制地上升，女主角恰到好处地抬眼相望，于是男主角在心里惊呼：SOS。他要被她迷一样的眼神给窒息住了。当他在老友处重遇这位女子时，当他走出老友的庄园想到她软踏踏的嘴唇里吐露出来的话时，他又想了起来，舞场上她的唇印留在了他白色的衬衫上，于是他的心好像也被染红了。

李欧梵在他的《上海摩登—1930-1945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中总结穆时英的小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笔下上海舞场的描写，更坦言后期穆时英的“堕落”与其频繁出入舞场并强烈追求一位舞女有关，归为“情结”。

首先，穆时英的小说并非易懂——既便通俗，再拿到他的小说以后，因为通篇华丽的词藻以及他所运用的实验写法，那些声，色，光，影的交叉出现，极易混淆读者的思想，眼神随着文字游动，却不能迅速与其产生共鸣。但穆时英的小说中总会出现迷人的女性形像，这样，就又轻易地抓住了读者的视线以及思想。

她们多以性情古怪或美艳风情为主，交织着“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被纷杂的环境遮了脸孔的女子，无意或有意地勾引了男主角冲动的情绪，却在以后发生了更加离奇的事情。他们钟意的女子或是匪首，也许是没心肺的交际花，去自杀，要么悄然病死，读者的思绪被他笔下奇怪的故事烘烤着，等到最后，是一个清淡的收笔，就略觉余味无穷了。

穆时英的小说中美女层出不穷，他有时将小说里的生活场景改变，或成了火车上的间谍战（《某夫人》），换成了咖啡座里吸着烟的摩登女性（《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当然，笔调依然艳丽，他可以谈不上华丽，但足够刺激。间谍战中失败的日军少佐被放倒在浴室里，睁着双眼，看着某夫人对他挑逗似地微笑，于是当面穿起绯色的亵裤，因为它穿在这夫人的身上，连印度的禁欲者也没有办法保持独身了。或者是《咱们的世界》——这是穆时英小说的另一面（极），描写灰色的底层人民生活的小说。年轻的秘书陪同某位委员夫人上船过家，“咱”急切地想要占有某夫人，等到一拳打倒年轻的秘书，扯了某夫人身上的绸子，作者写道：下面的事你也知道了。因为委员夫人瞧不起“咱”的龌蹉与低贱，这样的报复在残忍中快意了谁的心灵。

对女性的迷恋使得穆时英的小说多少沾了浓郁的胭脂味道，但穆时英有篇反战小说也不容忽视，理解成“与时俱进”吧。他的研究资料不多，多少知道他早期思想“革命”，后期因为“出入舞场无数”被指为“堕落”。

《空闲少佐》却是他一篇独具韵味的反战文章，单看题目，也许还会以为是本娱乐小说呢……

小说开端写了一九三二年第一次沪战的激烈场面——可穆的笔调并不刺激，硝烟味儿也较轻，大概因为真的陌生：日本军官受了伤，被俘，住进了中国的后方医院，是他在日本陆军学校的中国同学所指派，院方呢，又为他安排了一位聪慧的女护士。也许穆时英也察觉到自己并不适合写硬气的战场，小说的调子在这里完全转到安全的后方里去，并不断地因为中国同窗——的对手某师长，与照顾他的护士小姐的温柔刺激着这位日本少佐的脑袋，令他产生愧疚。小说中应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并且以两个对立面，日本军官对中国人的忏悔与他脑中军国主义死板的教条相互争斗着，直到最后，他不愿意再回国或者再重返侵略中国的前线而自毙于自己的坟前。

小说借用了一战时美国军官与德国女间谍的爱情故事作为蓝本，不断穿插这位效忠帝国的军人死板教条的恶毒提醒的心理暗示，在小说的最后，日本军官毙命之际，那些看守他的日本士兵跑过来围在他的倒下的身体边，他仿佛听见故土里孩子喊他的声音：爸爸，爸爸…这些，不能不说穆时英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戏剧气质，当然他自己也说过很多次，他的文章，小说在试验，试验一种电影剧本试的小说，读《上海的狐步舞》时非常糊涂，糊涂于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林荫成片的大道直通法界梦幻的房屋，舞台中心无数的鞋跟踢踢答答，暗夜里的轨道旁喊着救命的人…这样，造就了穆时英独具一格的文风。

比如《街景》，修女走过一位乞丐的身边，像镜头在翻转，小说开始叙述乞丐凄苦的生活，当乞丐被警察赶走时他被撞倒，女子的呼声，汽车的鸣笛，最后归于平静，依旧是来来往往的人群，依旧是温暖的有了秋意的街…这也是一连串的故事描写，而衔接它们的，是一位位走在街上的彼此并不熟识的人。在《梅花落》中，落魄的卖唱夫妇里的女人死去，在男人无限的遐思里，读者正为着小说里连贯的文字吸引着，猛地，女人靠在男人的肩膀边逝去了，于是重复开头第一段的话，我们是两个人，可是她昨晚死了。就有了说不尽的凄惨。

穆时英两篇描写父亲的文章也极动人心，《旧宅》与《父亲》，我在屋里终于压抑不住的慌乱的大哭以及父亲最后的死去，每个黄昏来临时，我们却都还憧憬着父亲推开门走进家里来；《旧宅》里是曾经作为精英的父亲看着自己的大屋被别的人买去，走出来的时候，竟要摔倒了，“我”扶起父亲，发觉他真的老了。这两本小说中，“父亲”的角色都曾经是精明的银行家或商业家，却因为生意失败而愈显衰老以及友人的抛弃。穆时英为银行家之子，不知可是原型？

《第二恋》写了主人遗失在香港的一段恋情，在当事人重遇之后，很多事情与他们第一次相见时万分地巧合，最后女子拿走了男人还给她的手帕，她弹了一半《ROSE MARIE》颤抖着双肩离去，“我”来弹剩下的一半。淡淡的忧郁，少了堕落，想必也是穆时英心中的爱情模式。

父亲穆景庭（1877—1933），浙江鄞县人。一直从商，经营过金融生意，曾在通易信托公司当过副经理，做过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船公司的董事，鼎甡钱庄的大股东，后独自开办鸿兴金号，还做过房地产生意。他前半生没有受过挫折，1927年（穆时英）生意失败，家道变故。

母亲石翠凤（1895—1940），江苏常熟人，是当地出名的美人。管理家务，喜欢打牌，喜读小说。穆时英在《旧宅》描述“母亲是带着浓厚的浪漫谛克的气氛的，还有些神经质。她有着微妙敏锐的感觉，会听到人家听不到的声音，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形影。她有着她自己的世界，没有第二个人能跑进去的世界，可是她的世界是由舒适的物质环境来维持着的。她也是个愉快的人。”

妹妹穆丽娟（1917）浙江慈溪人，受其长兄穆时英影响，喜读小说。1936年6月与戴望舒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婚礼，婚后育有一女，名戴咏素。1941年1月23日因性格不合与戴望舒正式离婚。第二任丈夫是《宇宙风》的主编周黎庵。

1934年，穆时英与舞女仇佩佩结婚，他们的结婚照刊登在1934年7月1日《小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