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认为，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这也是有所根据的。正如舒尔茨曾经指出的，这个世界上，城里人发现很难理解农村人的行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于是就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经济学家也认为，农民或穷人的行为选择及他们选择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似乎也难以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认为农民没有经济头脑，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从而轻视了对农业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舒尔茨强调，其实农民与穷人的生活逻辑与城市人和富人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穷人关心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并不亚于富人”，“农民的分散耕作比经济学家想象的有效率，农民也会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仔细的比较”。因此，不要在经济学研究中歧视农民与穷人，而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及标准同样适用于农民与农业部门。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懂得了农业经济学，也就是懂得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时代又的确处于“穷人”的位置。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是“穷人的经济学”，也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指导。因此，温家宝总理引用舒尔茨的话，说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这也告诉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观，始终将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与落脚点，放在绝大多数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一边，放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上。

舒尔茨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农业与经济增长、以及农业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从而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在舒尔茨看来，农业经济学就是穷人的经济学。因为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都集中在农业部分。择其关于农业经济学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三点：

农业是非常重要的

20世纪50年代，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普遍重工轻农，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工业发展，将农业部门视为“落后部门”，认为农业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拖了工业的后腿，农业的作用只是为工业的扩张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舒尔茨反对轻视农业的观点，他指出农业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农业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舒尔茨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及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凡是推行重工轻农政策的国家大都困难重重，而给予农业足够重视的国家至少是衣食无忧。

要改变对农业的歧视

与舒尔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认为，农村落后的根源在于农民没有经济头脑，缺乏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如果由专家帮助他们重新配置资源，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农村就会走上富裕之路。舒尔茨认为这是对农业的歧视，农民并不愚昧，他们已经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农村之所以仍然落后，是因为有些发展中国家将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重点，对农业重视程度不够，农村收益率太低，刺激不了人们的积极性。要改变农村落后状况，必须改变对农业的歧视，给予农业发展足够的重视，引入新的生产要素，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农业自然就发展起来了。

强调人力资本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强调人力资源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他被人们尊称为“人力资本概念之父”。舒尔茨在研究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时，发现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为土地的面积总是一定的，土地因素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步下降，人力资本起到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高于其他投资，根据舒尔茨的研究，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从1919年到1957年 38年中美国的生产总值增长额，49%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舒尔茨是第一个系统分析教育投资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的学者。他认为学校教育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至关重要，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可以大大降低推广农业技术的成本，提升农业生产率，也更利于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

舒尔茨关于“穷人的经济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欠发达国家某些现实情况，也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发展的某些规律，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处理好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与农业统筹发展及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改造传统农业》

《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

《农业经济组织》

《向人力资本投资》

《经济增长与农业》

《人力资本投资》等。

卢周来写作的是一种大多数人读得懂的经济学散文。与那些越来越臭名远扬的御用经济学家不同，卢周来作为当下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中坚人物，他关注的重心更多的是对社会公正的承担，他用良知和责任感来指挥手中的笔……

对捐款维修故乡小学校舍的抵拒和质疑、 “杀掉山羊，保卫北京”是一句转嫁沙尘暴肇首于牧民的可笑口号……卢周来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视角：它审视出众多社会现象中的不合理因素。

后记： 　收入这本小书中的文字，是我自前年以来写作的部分经济学札记。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发表过，有不少文字除被一些学术媒体转载外，还被转载于《读者》、《报刊文摘》等多种大众媒体。为此，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据此我对我的这些小文字于读者的亲和力建立了一种信心。也正是这种信心，促使我一直将写这种小文字作为一种正业，不敢稍有懈怠。 　但我的文字也自然招致了许多非议。有的人说，其实写这种东西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恰恰是不务正业，尤其是搞国防经济学的专门家，更是有些过分了；还有人说，不仅写这些东面是不务正业，而且这些东西本身也不全是经济学的；即使是经济学的，因为其中包括了太多的价值判断，也有违经济学家的职业本性。对于这种批评，说我完全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我总有另外两方面的考虑：一者，经济学在中国如此年轻，通过写这些小文字，可以帮助这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走向普通民众，也凭此可以打破国人中对于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在中国与其地位及贡献不相称的一种迷信；二者，的确，包括著名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都说过：“经济学家不应该告诉人们孰好孰坏，不能够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做什么，经济学家只能揭示各种不同变量的成本与收益，以便使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能够作出更好的选择。”因此理论上讲，我是不适宜在经济分析中糅进个人的价值判断。但我又想，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力量很不均衡，以致即使是通过民主程序也无法充分反映这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我不能只做一个纯粹的经济专门家，而要利用我仅有的一点话语空间，为社会中的底层百姓说说话。 　也因为我基于以上思考后表现出的倔强，我很清楚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圭臬的精英经济学家们对我的态度。也因此，在以精英经济学家们为主组成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个大家庭中，我是一个“搅梦者”。也许我如果稍微圆滑一些，出生与背景再雄厚一些，不定也能像某些同样被指称为“新左派”经济学家那样左右逢源，但可惜这又有违我的本性。于是，也就认了自己的边缘位置。这也是我为什么将几年前一篇读后感《何处是归程》作为本书结束篇的原因。 　但我不是没有同道者。这些同道者，除了认可我文字的读者以外，也还有许多经济学界和思想界人士及媒体编辑。在写作这些文字过程中，崔之元、王绍光、温铁军、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王小东、房宁、韩少功、韩毓海、程晓农、何清涟等等都给予过或多或少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不是完全同意我文字中表达出的倾向；《经济学茶座》的詹小洪，《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赵明、陈大均、张剑荆、徐冰等，《中国改革报》的袁喜清，《深圳特区报》的毕敏，《博览群书》杂志社常大林、李炎，《粤海风》杂志社的徐南铁，以及《科学时报·读书》的王卉、傅婷等，《湘声报》的向继东，还有约请我为“经济茶座”专栏作家的《中国产经新闻报》的徐瑗与《惠州房地产》的何华，我要十分感谢他们对我的这些原本就无甚高论的文字的看重，我的文字大多见于他们编辑的版面。我更要感谢《书屋》原主编周实先生，哪怕是在自己因为维系一份知识界杂志而十分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是始终不忘记表现出对我这个其实至今也未谋过面的作者的厚爱与支持。没有他的督促及力荐，我是无法完成这本集子的。最后，还要向为此书的出版与编辑付出极大心血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赵南荣先生表达谢意。 　卢周来

《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

作为一个琢磨文学的人，当一个经济学的合格读者尚且不易，为一本经济学论文集作序当然更是十分不合适。抱愧地说，我缺乏相应的知识准备来评价这本书里所有的观点和思路，还有背景和影响。

好在这些文章并不都是为专业读者而写的，好在经济学本身关乎大众的世俗生存，是一门社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知识，一般来说常常透出日常生活的体温和脉跳。一个普通读者即使不熟悉某些术语，仍可大体感受到字里行间的亲切或者疏冷、坚实或者虚浮、准确或者紊乱，甚至可能鼻子一嗅，就判断出这些说道能否与自己的经验接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理论越来越多文字的空转和语言的迷宫，是必要的高深玄奥还是无根的病相？有英国公式而没有中国农民佝偻的背影，有美国概念而没有中国工人汗渍的气味，有某种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大堆图表、引征、注释以及索引，却永远没有中国商厦集市里的惊讶、迷惑以及一声叹息。这种从书本到书本再到书本的中国经济操典，岂能不让人生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前辈诸多求知者所尊崇，在现代却继之不易。一个现代学者可能是这样生存的：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后，除了假日旅游观光，几乎大半辈子都封闭在语词和书卷里，然后有了高薪、轿车、网球、出国签证以及所谓高尚社区的寓所，也许还有三角恋或者脂肪肝一类烦心事。他们研究军事却可能从未经历战火，研究政治却可能从未斩获政绩，研究经济却可能从未在车间、农田、工地、货栈、股市、海关那里摸爬滚打，甚至从未独立地赚过一分钱。英国一位著名学者D.莫里斯说过：将军一旦可以远在后方，一旦不再直面鲜血和尸体，是否会使战争变得更加轻率和残酷？这一悬问其实点破了现代知识的严重危机：不仅仅是理论正在远离实践，而且理论者正在更多地受制于阶级地位局限。就后一点而言，前人也比今人要幸运一些，他们即便是“朱门酒肉臭”的骄子，至少一出门还可能目睹“路有冻死骨”的惨状，贫富交杂的日常图景还可能震击情感，还可能让他们萌发出追求人道与公正的冲动。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知识界不乏理想主义叛逆的背景。然而对于很多现代精英来说，一旦有了博士衔一类中、上流社会的入场券，贫困和创伤就可能永远退出了视野，波音飞机、奔驰汽车、宽带手机等等便捷手段，使全世界的“朱门”只与“朱门”跨越式相接，已经删除了各种艰难的过程和刺眼的景观。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已经固化出技术性封闭，已有预设的模式。舒适而洁净地滑入这一模式之后，如果还想了解一下社会，除了健身洗浴以后躺入真皮沙发看一看主流传媒，还能干些什么呢？而那些主流传媒非常清楚它们的购买者，就其商业化的大体情况而言，除了聚焦于中、上流社会生活和恐怖灾难一类奇闻，还有多少空间留给破产农民或失业工人？那些劳什子既不是广告对象又岂能成为新闻卖点？

卢周来先生来自乡村而进入都市，在这本文集里奔波于社会的各个区域和各个阶层，出入于古今中外的各种学理和各种感受，知行相济，道术相成，展现了一位中国年轻学者知识创新的勃勃生力和闪闪锐锋。我再说一遍，我几乎无法具体评价他的成果，而只是信赖他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我相信，作为现代知识危机的突围者之一，周来与他的众多同道者一起，正在做一件大事，一件继往开来于人间正道的大事。因此，他的理论求索无论长短得失都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