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启心折得到这样的结果已经不错了，道光对已被他革职的林则徐类似的奏折就没有这样客气了。一直在广东前线浴血抗英的林则徐在接到道光指斥他的批折后，出于一腔爱国激情，呕心沥血，写下一份《密陈办理禁烟抗英不能歇手片》上呈道光。道光于九月二十九日阅看了林则徐的奏折。林则徐在奏折中，针对妥协派散布、并明显地影响了道光决策的种种谬论一一加以批驳，企图以此扭转道光对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看法。对于“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林则徐批驳说：“彼之以鸦片入内地，早已包藏祸心”，“鸦片之流毒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身也。痈疽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对于“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手，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的谬论，林则徐批驳说“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作为巩固海防的长久之计，林则徐还向道光提出：“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最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林则徐不避嫌疑，披肝裂胆直抒胸臆，执迷不悟的道光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在林则徐的奏折上加上蛮横、毫无道理的批语。他在林则徐“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一句的旁边，批上“汝云英夷试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于朕也。无理可恶”。他又在林则徐“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一句旁边，批上“一片胡言”。道光对林则徐正确意见不分青红皂白的拒绝，使他再次失去了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

究其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因其对外情的闭塞而导致的一系列错误的判断。首先，道光对于英国不远万里出兵中国的真实动机判断错误，听信妥协派官员奏报，认为“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故而希冀通过惩办林邓、许其贸易，“便可戢兵”。其次对英军南撤的原因及其沿途的情况，轻信妥协派官员的谎言，作出英军“情词恭顺”的错误判断，希冀琦善到粤“即可戢兵”。其次对英军南撤的原因及其沿途的情况，轻信妥协派官员的谎言，做出英军“情词恭顺”的错误判断，希冀琦善到粤“即可戢兵”。此外，道光还因对英军船坚炮利的畏惧，对中国战胜英军缺乏必要的信心而“立意羁縻”。自从英军攻陷定海后，妥协空气逐渐在清统治集团中占了上风，为了促使道光改变强硬立场，妥协派官员肆意夸大敌人炮舰的威力、贬低中国的抵抗力量，制造战而不可胜的舆论。琦善在奏折中说：“该夷行踪叵测，……延之日久，势必南北滋扰。天津拱卫神京，已属扼要之区，且近接盛京，尤为根本重地。欲求处处决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存意外之虞。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随处游弋，长江又所在可通，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在这些言论的影响下，原来视英军为“小丑”，对英军充满轻视、蔑视因而麻痹轻敌的道光一下子又走到了反面，从虚骄的速胜论者变为悲观的失败论者。道光在伊里布的奏折中有这样一段批示：“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既然战而不可取胜，道光幻想“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通过与侵略者的妥协来罢兵歇战。

道光在这段时期的最后阶段，将林则徐革职，派遣琦善赴广东，又令各地撤兵，并表示对英国侵略者要“立志羁縻”，那么是不是可以由此得出道光从这时起就决定实行卖国投降政策的结论呢？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弄清道光这段时期对英国侵略者实行“羁縻”政策的实际内涵。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在通过懿律经琦善送呈道光的文件中，向清政府提出的要求达五六项之多。道光对英国侵略者的种种无理要求，除了对“昭雪伸冤”的要求，表示要“逐细查明，重治其罪”而外，其余指示琦善一概加以拒绝。对帕麦斯顿提出的以下问题道光明确表示了拒绝的态度。关于帕麦斯顿提出的割让岛屿的要求，道光答以“海舶往来，均在粤海，断不能辟一境，致坏成规”；关于帕麦斯顿提出的赔缴洋行商欠的要求，道光答以“彼此通商，原系两相情愿，所有欠项，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关于帕麦斯顿提出的赔偿烟价的要求，道光答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对英方所请钦差大臣赴英船面会定议的要求，道光也答以“自来无此体制，断不可行”。对帕麦斯顿提出的以上数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道光即便是在英军舰只久久盘踞天津海口并不断向清廷根本重地的奉天海面游弋挑衅时，也从没有动摇过坚决拒绝的立场。当天津海口英舰南撤，但占领定海的英军仍据而不撤时，道光一直坚持英军交还定海才能释放被俘获的英军人员的方针。道光坚定不移地拒绝帕麦斯顿胁迫清政府割地赔款的无理要求，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不能得出道光在这一时期就已实行卖国投降政策的结论。其实道光当时的“羁縻”的实际内涵只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林、邓的惩办；一是恢复英商贸易。自然，就这两方面内容来说，尤其是其中对坚持抵抗的林、邓的惩处，不能不是道光对英国侵略者的妥协行为。因此，这一时期道光的对英国侵略的政策，说其妥协则有之，加以卖国投降，则未免言过其实，甚至违背史实。如果在那时道光就决定实行卖国投降政策了，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在他组织之下的大规模抵抗。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当道光派遣琦善赴广东，满怀希望地企盼琦善到粤“即可戢兵”时，英国侵略者却在不断地策划着新的侵略阴谋。英国侵略者远渡重洋出兵中国本来就不是为惩办林则徐或仅将英国对华贸易恢复到禁烟前规模而来。在林、邓被革职后，伊里布遣其奴仆张喜赴英船馈牛酒，首贺以林、邓褫职之事，英侵略军头目伯麦立即摇头说：“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岂为仇林总督而来耶？”故而，英军船只在从大沽口南撤后，不仅拒不交还定海，返回广东的英舰船亦向广东水师船只开炮轰击，寻衅扩大事态。琦善到广东后裁勇撤防的倒行逆施，更使英国侵略者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义律在与琦善的第一次谈判中，即强硬地坚持割地赔款的侵略要求。当道光了解了英国侵略者的所作所为后，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初二日，琦善关于广东交涉的首次奏报到京，琦善奏折中有关英兵舰开炮攻击广东水师并声言欲击虎门以及“察其词色……较前更加傲慢”的报告，立即引起道光的高度警惕和重视，并发出一道道令各地备战的指示。道光对广东防务尤为关切。他提醒琦善：“英夷此次自浙旋回，词气既形傲慢，难保不别怀诡计，……夷性叵测，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彼欲肆无厌之求，我当有不虞之备。”道光令琦善“一面与该夷目善议戢兵，一面整饬营伍，遴选将弁枪炮，务须得力，船只必堪驶驾，妥为布置，毋少疏虞。……傥敢肆鸱张，始终桀骜，有必须剿办之势，著即一面奏闻，一面相机办理。总之夷情不可信，事机不可失”。第二天，道光又将警报和备战的命令发向沿海各省：“该夷包藏祸心，狡焉思逞，恐后此无厌之求益无底止。……恐事有变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迁延，坐失事机。特此申谕琦善、伊里布并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药等件，均当预为筹备，务使措置得宜，操练有准。”这一天，道光又批览了琦善关于与义律首次谈判的奏报，在这份奏报中，屈服于侵略者淫威的琦善，软硬兼施地劝告道光接受英国侵略者提出的赔款要求，提出“其烟价一节，求索本非无因，断难恐言解释”。对义律提出的割地要求，琦善虽然表示“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但又“以该夷兵势既众，而此间船炮技艺，久在洞鉴之中，此时若与交仗，……其事终于未了”。对道光施以威胁，琦善的真实动机是明显不过的。道光阅折后，断然再次拒绝英国侵略者割地赔款要求，表示“匪特澳门等处紧要隘口，不能准其贸易，即沿海各口岸，何处非海疆重地”。“匪特地方不能给与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道光作出了“乘机痛剿”“示国威而除后患”的明智抉择。道光开始了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大范围的调兵遣将。道光饬令湖南、贵州两省各备兵丁1000名，四川省备兵2000名，听候调遣，准备加强广东陆师兵力。令琦善一面与英人交涉，一面妥为预备，“如该夷桀骜难驯，即乘机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傥事有变更，即奋勇攻击，以慑夷胆”。十二月初十日，道光再次谕令沿海各督抚“严密防范，并将得力将弁，应用枪炮，预为筹备。”令伊里布、裕谦于浙江各海口，悉心筹划，“何处必须防守，何处可以进剿，先事预筹，密为布置。并遴选将弁，准备枪炮，一俟广东咨照实在情形，即行相机堵剿。兵贵神速，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旃”。为切实加强浙江防务，十二月十二日，道光令将年已75岁的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回籍，令福建提督余步云调补，令其迅速赴任。这一天道光批览了琦善的两份奏报。琦善在奏报中重施故伎软硬兼施，极力劝请道光批准他所提出的“将厦门、福州酌准通商”、赔款600万圆的解决办法。道光愤而严词拒绝，明确宣布“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准行。”道光令琦善终止与义律的谈判。令已被革职正在接受审查的林则徐、邓廷桢复出“协办夷务”。令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并表示“朕志已定，断无游移”。道光同时传谕伊里布，令其在英船驶近口岸时，“即开放枪炮，痛加剿洗”。谕令奉调待命的湖南兵1000名由祥福带领，四川兵2000名由张青云带领，贵州兵1000名由段永福带领，迅速分起前赴广东，听琦善调遣，“毋稍迟误”。谕令直隶署理总督讷尔经额，在英船驶至天津逼近口岸时“即开放枪炮，痛加轰击。如再来投递夷书，一概拒绝，不准接受”。谕令盛京将军耆英“遴选将弁，整理炮械，务当事先预防，毋致临渴掘井。如该夷再来投递禀词，一概拒绝，不准接受。或夷船驶近口岸，即行开放枪炮，痛加攻剿”。为加强盛京根本重地，道光令于吉林兵内，挑选熟精鸟枪者500名，预备调遣，准备增援盛京。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光批准伊里布所请，调遣湖北兵1000名，湖南兵1000名、安徽兵1200名，令三省督抚选派曾经出师之镇将备弁，迅速统领赴浙，交伊里布差委调遣。十二月二十七日，令两江总督裕谦于江西南赣镇，选调精兵2000名待命，俟琦善檄调。

当道光于内地紧张地调兵遣将之时，英国侵略者为迫使琦善完全就范，于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上午8时）在广东发动了军事进攻，攻占了大角、沙角两个炮台。守将陈连升和手下奋勇抵抗，但因援军不至英勇殉职。此战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帅船、拖船沉毁11艘。1月25日琦善面允了《穿鼻草约》。《穿鼻草约》的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恢复广州贸易等。这个草约既未经琦善签字，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义律曾在十二月二十八日（1841年1月20日）单方面加以公布香港为英国所有，并在琦善面永条约后强行占领了香港。

道光在得到琦善关于大角、沙角炮台被英军攻陷的奏报后，决定对英宣战，开始进行更大规模地调兵遣将。

正月初八日，道光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赴广东，又添派湖北、四川、贵州三省兵丁1000名，令赴广东接应。命广州将军阿精阿等赶紧团练兵勇，奖劝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俟奕山等到后，和衷共济，协力进剿，克复海隅”。道光认为，“剿办英夷，必须厚集兵力”，道光继调遣湖南、湖北、贵州、四川、江西五省近万名官兵之后，又于正月十一日，分别令吉林、黑龙江、河南、陕西、甘肃各派兵1000名，妥为预备，一俟有谕旨调遣，即迅速启程。正月十八日，道光将“游移畏葸”的伊里布撤其钦差大臣头衔，令回两江总督原任，授“平日办事尚属勇往”的两江总督裕谦为钦差大臣，令其兼程驰赴浙江镇海军营，会同提督余步云专办攻剿事宜。正月二十四日，道光得到伊里布关于英军交还定海及琦善允为英人“代恳天恩”“将广东外洋之香港地方，给予泊舟寄住”的报告。英军交还定海没有使道光用兵广东的决心发生动摇，他为此告诫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杨芳说：“逆夷在粤猖獗，必得声罪致讨，聚而歼旃，方足以伸国法。此时虽有缴还之说，难保非逆夷诡计。”奕山等“惟当一意进剿，无论该夷是否缴还定海，总须一鼓作气，设法擒渠，断不可为其所获，致误机宜。且香港地方，岂容给与逆夷泊舟寄住，务当极力驱逐，毋为所据”。

琦善在私允义律割占香港后，于正月初十日给道光发去一份奏折。在奏折中，琦善向道光隐瞒了私允的事实，打着“代逆恳求”的旗号，请求道光“俯准所请”。为了遂其心愿，琦善在奏折中连篇累牍、夸张铺陈广东“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企图吓倒道光。然而道光阅折后，不为所动，对琦善严辞加以谴责。他在琦善的奏折上批示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道光为此颁发了一道措辞激烈、感情激忿的上谕，重申抵御英国侵略者的决心：“英逆两次在浙江、广东肆逆，攻占县城炮台，伤我镇将大员，荼毒生灵，惊扰郡色，大逆不道，覆载难容。无论缴还定海，献出炮台之语不可凭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复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罹难之民人，切齿同仇，神人共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讨而示国威。”道光坚定不移地谕令奕山、隆文“兼程前进，迅即驰赴广东，整我义师，歼兹丑类”。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尤当加意严防，来即攻击，务令片帆不返”。道光决定将“怯懦无能”的琦善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谕令广东文武官员“谨遵前旨，勠力同心，分饬所属，水陆交严，认真防范，不得意存推诿。……并晓谕军民人等，同心御侮”。

琦善私自割让香港的罪行因义律单方面公布所谓《穿鼻草约》而败露，激起广东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广东巡抚怡良在林则徐的督促劝告下，上折道光揭露了琦善私允割让香港的罪行。道光阅折后，异常愤怒，立即决定将琦善革职缉拿，押解来京，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谕令先期到粤的参赞大臣杨芳会同怡良等广东文武官员先行防堵，待大军会集后，一意进剿，“不可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缴地之事少加宽纵”，“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

正当道光以一道道谕令催促奕山等星夜遄行，兼程赴粤时，义律已做好新的战争部署。二月初五日，英军兵舰十八艘突入虎门，第二天向虎门发起总攻击。虎门失陷。坚守炮台，与英军浴血奋战的老将关天培以身殉职。二月二十三日，道光得到虎门失陷、关天培下落不明的奏报，决定再次增加广东兵力。加调广西兵2000名，令其迅往广东，又将前调赴浙的湖广兵，改途迅往广东。派久历戎行的四川提督思齐慎为参赞大臣，令其星驰赴粤会同剿办。

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初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道光先后调遣16000名官兵赴广东，再加广东原有兵力，广东兵力不可谓不众，道光因此充满必胜信念，预言“该将军等到后，自可一鼓成擒”。然而，就在增援之兵陆续到达广州后，英军于二月二十七日已攻陷了广州省河的第二重屏障清军严密设防的乌涌炮台。英国侵略者在相继攻陷虎门和乌涌炮台后，很快闯进省河，兵临广州城下。为了探听内河虚实，为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做准备，英军舰只暂时退离了省河。义律致书已到达广州的参赞大臣杨芳要求通商，以图销售已运到中国的鸦片和从中国得到英国急需的茶叶。杨芳和广东巡抚怡良，在英军大批集积时与之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广州商业照常进行，商船应当到黄埔去装货。他们还在给道光的奏折中为“旬日间一无动静”而沾沾自喜。道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在允许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恢复通商时反对杨芳等准与英人通商的做法，他说：“英夷商船……断不准其通商。此次各国贸易，如有代逆销售蒙混影射等弊，即著严行查办，万不可稍存迁就之见，致逆夷得遂通商之欲。”道光提醒杨芳等，“所奏逆夷退出省河，是否仍在虎门以内，彼既深入重地，但能断其后路，不难聚而歼旃。著仍遵前旨雇募水勇，准备船炮，奋力合剿，朕拭目以俟捷音之至也”。自英国侵略者不断寻衅于广州后，先后有万启心、闽浙巡抚刘韵珂等奏请道光重新启用林则徐。然而，道光除了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令林则徐于广州“协办夷务”而外，不肯给林则徐新的任命。道光甚至在刘韵珂请求准予林则徐“戴罪自赎，饬令迅速驰驿赴浙”的奏折上加上如下朱批；“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见，而又敢形诸奏牍，殊增愤懑也。”49道光在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前夕，终于作出了重新起用林则徐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是很明智的。

三月二十七日，道光批览了杨芳、怡良关于广州通商的奏报，杨芳、怡良被英国侵略者因寻求贸易而实行的短暂停战所迷惑，认为英国“志在通商已可概见”，又以广州省城之锁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窖等处亦俱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各省调兵“皆不娴水战”，“无善策以操必胜之机”，还以英商货船所载洋米可作粤东接济之资等为由，力主“宜先准贸易，暂作羁縻”。道光对杨芳、怡良的主张大为不满。先是在其奏折上做了“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所见甚差’’的朱批。接着颁谕内阁，以“有意阻挠、怠慢军心”的罪名，令将杨芳、怡良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同时，道光在给军机大臣等的谕旨中严厉批斥了杨芳、怡良的所言所行。他说：各路征调兵丁16000有余，陆续抵粤，杨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杨芳等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殊失朕望。即所称货船附载洋米等语，全不可信，况鸦片来源，即在于此，又何以示禁令而除流弊。”道光明确表示：“此时更无他议，惟有进剿一法”，“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机宜。”

奕山、隆文、祁坟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广州，道光令奕山等“妥为布置”，“务当谋勇兼施，分路兜剿”，并令奕山等在进剿得手后，将英军占据之香港和寄泊之尖沙咀“尽行收回”。

然而，奕山等到广州后，并没有遵照道光之令妥为布置，更没有发动主动进攻。在给道光的上谕中，奕山只是一味陈述“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谬论，为其怯懦畏战寻找借口。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月，当时，“粤聚兵虽众，守御尚无胜算，备攻具，巨木之运自西省，编扎为排筏者未成。水勇募自福建者千人，香山、东莞者三千，时亦未能骤集”。更糟糕的是，奕山对战、守毫无定见，起初赞成杨芳“待时而动，不可浪战取败”的羁縻政策，后来又为李湘棻、西拉本、段永福、张青云等“密请开仗”的怂恿所动。四月初一日，奕山贸然决定分兵三路出击，乘夜攻击泊于省河的英军舰只。奕山将各路兵马调拨完毕派遣出城时，才把出兵的事情告诉杨芳。当天夜里，英船突受袭击，遭受了一些损失，第二天黎明英军即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四天里，英军四出袭击，至初五日，英军舍舰登岸，没有遭到抵抗，即占据广州城北门外制高点四方炮台。其后，英舰“聚泊游弋，小舟如梭织，其兵船迭运飞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间，环东西南三门外，炮声无片刻断”。当时作为统帅的奕山，于城中伏处一隅，一筹莫展，杨芳称病不出者三日，“时内外门万七八千，军令皆撤入内，都司守备以上，无一人在城外者”。初六日，在英军攻城前，奕山遣人在城上“改换白旗，军帅以下，各换会印缴付保纯（广州知府余保纯）缒城出”，向义律乞降。四月初七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奕山等挈清军退驻离广州60里以外之地；限一星期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道光是迟至四月二十七日才接获奕山等人的有关奏报的。奕山等人在奏报中施展瞒天过海的卑劣伎俩，讳败为胜，“捏称初八日焚击痛剿，大挫其锋，续奏称义律穷蹙乞抚，求准照旧通商，并出具永不售卖鸦片烟土甘结，将所付六百万作为商欠完案，其六百万之款由粤海及藩运两库给之”。道光对奕山等人编造的这些谎言竟深信不疑。一改在此之前坚持的“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的立场，表示体谅奕山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只是不痛不痒地提醒奕山等：“夷性叵测，仍当严密防范，不得稍有疏懈。俟夷船退后，迅将各炮台及防守要隘等处，赶紧修筑坚固。如英夷露有桀骜情形，仍当督兵剿灭，不得因已施恩，遂诸事任其需索。”道光对乞降求和的奕山之流宽大为怀，信任不减，却荒谬地迁怒于已被革职的邓廷桢和被道光以四品卿衔起用，正在浙江前线积极备战的林则徐。五月初十日下谕将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与邓廷桢一起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这种是非不分的处罚，引起部分朝廷大员理所当然的反对。六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颜伯焘揭露奕山等乞降、欺罔罪状的奏报摆在了道光的御案上面。道光只得令广西巡抚梁章钜“将所闻实在情形，详晰具奏”。颜伯焘在折奏中同时还提出重新派遣林则徐赴广东办理海口事件的建议，然而，道光对此置之不理。林则徐仍被遣戍新疆。道光无情地剥夺了林则徐效命疆场的权力。

道光不仅批准了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达成的协议，而且还不顾福建、浙江等省督抚的反对通令沿海各省撤兵归伍。道光在六月十一日的上谕中说：“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叠次轰击，业已退出虎门，粤省所调各路官兵，现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各省调防官兵，著该将军督抚体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闻请旨。”沿海绝大多数省份遵令将奉调官兵裁撤。其中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等督抚，因屡闻英军将遣军赴浙滋扰的风声而请求缓撤江浙防兵，道光却固执己见，认为刘韵珂等人的书生气太重。他在上谕中还振振有词地说：“该抚自因慎重海防起见，惟以该夷前有赴浙报复之言，遂生疑惧。试思该夷果欲报复，岂肯透露传播。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顺，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道光令刘韵珂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道光这种盲目愚蠢的行为，给肆意扩大侵略的英国侵略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英国政府不满于义律单方面公布的《穿鼻草约》，认为这个条约从中国攫取的权益太少。英国政府因此将义律撤职，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来中国进一步扩大侵略。六月底，璞鼎查率舰抵香港，七月初到了澳门。璞鼎查拒绝会见广州知府，因为他不想在广东多耽延时间，他必须执行英国政府令其迅速北上的训令。璞鼎查除在香港留下少数舰只而外，亲自率领军舰10艘、运输船22艘沿海北上。七月初九日黄昏，英军舰10余艘闯进厦门青屿口门。璞鼎查通过厦门地方当局遣往查询的陈某向福建提督窦振彪递交一份照会，称“如不议定照上年天津所讨各件办理。即应交战”，并勒令“将厦门城邑炮台俱行让给英国军士，暂为据守”。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起了厦门清军官兵的强烈愤慨。厦门清军立即向英舰开炮，“并排列水勇，分堵隘口。自白石头汛起，一路连络，开放万斤至数千斤以上大炮数百门，传令对岸之屿仔尾，中路之鼓浪屿，三面兜击”。厦门守军奋战至第二天傍晚，厦门被英军占领。七月十八日，道光得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方如梦方醒，于是手忙脚乱地又开始调兵遣将去增援那些经他三令五申已实行了撤兵归伍的沿海各省。调江西兵2000名增援福建，调吉林兵1000赴盛京，调黑龙江兵1000准备增援直隶。道光严令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以防备英军“乘风北驶，扰及沿海各省”。道光这些翻云覆雨、调撤无定意的旨令，充分反映了道光在战争指导上的无能。对道光在厦门失守后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思想做全面考察，只有一条可称为得当和必要。那就是道光根据到闽英军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以及英军陆军在厦门肆虐的情况，提醒各省督抚改变过去“皆谓该夷习于水战，若诱之登陆，便无能为，故人人意中，以为只需海口严防，毋庸计及陆路交战”的错误观念，令各督抚在筹备海防时，“不可以堵御口岸，即为无患，尤当计及登陆后，如何设伏夹攻兜剿，出其不意。方能制胜”。

在道光匆忙备战之际，自厦门北上的英军舰只已于八月中旬开始游弋舟山群岛洋面，觊觎定海。定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四日收复后，在坚决主张抵抗的两江总督裕谦的主持下，“征兵四集，力主战议，戍定海者五千六百人”。英军在对定海的进攻中，遭遇清军官兵激烈抵抗，清军“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舍命死战”。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身先士卒，与英军鏖战，以身殉国。然而，在英军猛烈炮火轰击下，守军逐渐不支，八月十七日定海再次陷于敌手。英军在攻陷定海后，相继又攻占镇海、宁波。浙江三镇旬月间相继失守，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面对中英涉以来最严峻的局势，道光再次决定命将出师，实行抵抗。道光在得到定海、镇海失守的奏报后，于九月初四日，授宗室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哈良阿、胡超为参赞大臣，令他们驰驿前往浙江；初五日，以广东巡抚怡良为钦差大臣，令其驰驿前往福建办理军务；命河南巡抚鄂顺安迅速挑选河南精兵1000名，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原来准备往山海关的陕西兵2000名改赴浙江军营；初七日授文蔚为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原派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往天津，办理防堵事务；令湖北巡抚裕泰于湖北省再挑选精兵1000名赴浙江，交奕经等调遣；初八日补授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命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浙江办理军务、原任参赞大臣哈良阿仍回山海关办理防堵事务。其后道光又就沿海各省剿办防堵作出一系列部署。道光还根据了解的情况，认为“拒炮之法，惟土堡最为得力”，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遴选有守有为素得民心之州县，广为劝谕，饬令筑堡自卫”。道光曾于九月五日下令将已被议罪定为斩监候的琦善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其间，扬威将军奕经听从主战的举人臧纡青的建议，奏止琦善赴浙。道光听从奕经意见，于九月二十三日，重新下令将琦善发往军台，充当苦差，毋庸前赴浙江军营。后来，道光又拒绝了浙江巡抚刘韵珂将已被议定罪名发往军台的伊里布派赴浙江的要求。刘韵珂在折奏中大肆吹捧因与英人妥协而获罪的伊里布“老成谨慎，镇静深忱，服官数十年，清操著于中外”。甚至还借英人之口说：“现在逆夷又在定镇等处称中国好官惟伊钦差一人，以张喜为张老爷，称其现在何处，言此人实系好人，如伊钦差张老爷在浙，伊等断不前往。”刘韵珂请道光将伊里布释回，“饬令带同张喜来浙，效力赎罪”。显而易见，身当前敌的刘韵珂在对抵抗完全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伊里布实现与侵略者的妥协。然而，道光对刘韵珂所请回答得很干脆：“其所请将伊里布改发浙江效力赎罪之处，著不准行。”道光的遣将调兵以及对琦善和伊里布的处置，说明道光在自厦门沦陷至奕经于浙江发动攻势前是一力主张抵抗的。道光如寄希望于靖逆将军奕山一样，再次寄厚望于扬威将军奕经，企盼奕经统率大军将英国侵略者一举赶出国门。

然而，道光的满腔热望因浙江前线清军的全线溃败和奕经的怯懦无能而遭到更严酷的打击。

奕经从北京起程赴浙时，道光殷殷告诫：“申明军纪，凡失守各城逃将逃兵，军法从事”，还发交内库花翎等件，令其“有功立予懋赏，勉以恩威并用，整饬戎行”。然而，奕经出了京门早把道光的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一路游山玩水，稽延骚扰，于十月二十日始抵苏州。到苏州后，又以等待军饷和援军为名，屯兵不进。奕经及其随行人员“在苏数十日，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每日吴县供给八十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侍卫、京兵等即掷击杯盘，辱骂县令，吴县竟被逼勒呕血而死。督抚等无可如何，但催促奕将军进兵，奕延顿半月余，始渡江抵浙”。奕经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初一日抵杭州，继驻绍兴。奕经盲目轻敌，在对敌情缺乏了解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制定了分兵二路一举收复浙东三镇的进兵计划。清军的盲目轻进给英军以可乘之机，英军乘机发动进攻。结果是，定海、镇海、宁波三城未复，反又丢了慈溪。奕经等狼狈败退杭州，龟缩城内，不敢再战。英军在浙江取胜后，又继续北上，相续攻陷乍浦和吴淞，并准备沿江而上。

浙江前线的失败，使道光及朝廷大员们惊惧恐慌到极点。浙江前线由奕经部署的反攻是自中英交战以来清政府最大规模的一次用兵。“计自将军南下，以至蒇事，征兵一万一千五百人，募乡勇二万二千人，用饷银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两。”浙江前线清军的溃败，使清统治集团内部妥协求和的议论甚嚣尘上。就连曾经主战并在浙江积极备战的浙江巡抚刘韵珂这时也改变了立场，成为妥协派的吹鼓手。他在奕经反攻失败后给道光的奏折中，提出“十可虑”，竭力说服道光实行妥协。刘韵珂极端悲观地认定，中国已没有取胜的希望。他说：“浙省自去秋以后，官绅士庶，无不期望捷音，乃延颈数月，复闻败衄，人心涣散，愈甚于前。窃恐此后之用兵，更为不易。而目前之大局，深属可危。”“一月之防资为数甚巨，防无巳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刘韵珂还特别提醒道光说：“去冬杭州、湖州、绍兴等府所属各县，匪徒聚众抢劫，势甚鸱张。……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胡遂藐法逞凶。……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刘韵珂请求道光敕令奕经等“随机应变，妥协办理”。并再次请求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

道光自派遣奕经出征后，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奕经身上。他不厌其烦地嘱咐、告诫奕经：“布置周妥，万勿性急，一鼓作气，扬我国威，歼兹丑类，伫膺懋赏，朕惟卿等是望，亦惟卿等是赖也。”浙江前线的清军全线崩溃，使道光的希望全部破灭了。刘韵珂奏折中抵抗必败的论调，特别是刘韵珂指出的外患未除，内患又起的前景，使道光抵抗立场再度发生动摇，逐渐倾向于通过对英国侵略者的妥协屈服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又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以保住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统治。为实行所谓“暂事羁縻”的新政策，道光起用了一批历来主张妥协求和的投降派官员。二月十七日，令耆英驰驿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二月二十七日又颁给耆英钦差大臣关防，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二月十七日，令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三月二十四日又给伊里布以七品卿衔。

道光在奕经于浙江三路反攻大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摇摆于抵抗和妥协投降之间，因而道光在这段时间里对浙江前线的谕令也是矛盾百出的。他一面令耆英、奕经等对英国侵略者“暂行羁縻”、“设法羁縻”，一面又令耆英等“督饬文武员弁，一面严密防维，一面详加体察，如有可乘之隙，务当明攻暗袭，勿令任其披猖”66。道光还于四月十六日，将已改任广州将军的耆英派往广州。当时道光听到英国为邻国所破的传言，令耆英“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

然而，在乍浦、吴淞相继失陷后，道光在投降派的劝诱、威胁下，逐步完全放弃了抵抗立场。耆英到浙江后，即令琦善会同侍卫咸龄、乍浦同知舒恭受驰往乍浦，“设法羁縻”。伊里布等还未到乍浦，四月初八日，乍浦就被英军攻占。耆英在向道光报告乍浦沦陷情况的奏报中，分析浙江面临局势说：“今乍浦既为所据，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耆英还以“羁縻又无从措手”为辞，迫使道光下定妥协求降决心。

道光在乍浦沦陷后，一面下令从陕甘、河南、广西、蒙古调兵加强江浙及沿海各海口的防御，一面又默许耆英、伊里布等以释放英俘作为求和地步的所谓羁縻活动。道光还于四月二十七日向中外颁发一份洋洋数千言的上谕。在这份上谕中，道光历述自道光十九年派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至道光二十二年命将遣师赴浙江抵抗英军的过程，申明自己“禁烟所以恤民命，御寇所以卫民生”，“霄肝思艰，兢兢业业”“为民除害”的良苦用心，将“逆夷之肆意猖獗”，归咎于“皆士气不扬所至也”。道光在上谕的最后令“诸臣亦和衷共济，鼓励戎行，不 不竦，以作士气，必能剪除夷孽，扫荡海氛，与天下苍生，共享升平之福”。道光的这个上谕，打着“将办理夷务前后情形”“谕中外知之”的旗号，实际是为其逃脱战败求和的历史罪责预留地步。此后，道光采取备战、抵抗与求和双管齐下的政策，或者叫作明以抵抗，暗以“羁縻”。为此，道光接受了奕经“将办理羁縻事宜专委耆英等商办”的建议，将与英国侵略者议和的责任全部委诸耆英。五月初一日，道光赏给在耆英指挥下实施“羁縻”使命的琦善四品顶带，令其署理乍浦副都统。

正当投降派积极活动、道光也逐渐明显倾向妥协求和时，英国侵略者于五月初八日向吴淞发动了进攻，相继攻陷吴淞、宝山、上海。耆英等慌了手脚。耆英、伊里布立即遣人致书璞鼎查，再次乞求谈判。璞鼎查在回函中“仅以不能戢兵仍与相战”为词，拒绝谈判。英国侵略者扬言“先到扬子江，后到天津”。英国侵略者对和谈的拒绝，迫使道光的态度一时又变得强硬起来。道光于六月初二日从耆英、伊里布的奏报中得到英方拒绝和谈的消息后，指示耆英等：“该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羁縻，不特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著专意剿办，无稍游移”。然而，道光“专意剿办”的旨意已无法贯彻下去，相反，专意妥协投降的牛鉴等人却千方百计要把道光逼向妥协投降之路。牛鉴在给道光的折奏中，搬出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乾隆皇帝“征缅不克，降诏罢兵，后复允其朝贡”的事例，以论证“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是则仁圣与民休息，耀德而不观兵，并无伤于国体”。劝告道光，“于挞伐诛殛之中，恢包涵遍覆之量，……如果该夷只为吁乞通商，……皇上网开一面”。道光不为所动，在牛鉴奏折上拟以“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曷胜愤懑”。继牛鉴之后，耆英、伊里布又在奏折中提出将“夷人所信”的广东洋商伍敦元或兄弟子侄调至江苏帮助办理与英方交涉。道光以“伍敦元系属广东洋行商人，江苏地方，无可差遣之处，该督等著不准令其前往”。并再次谕令耆英等于江苏各海口“激励将士，同心勠力，应守则守，应剿则剿”。道光在明令耆英等放弃求和活动的同时，又一次檄调援军，加强江苏、山东、天津各海口以及京师的防卫力量。

尽管道光在英方拒绝谈判后，做出了要与英国侵略者再次决一死战的姿态，事实上始终没有放弃妥协求和的希望。英国侵略者“直达京师讲话”的威胁终于彻底解除了道光的武装。六月初九日，道光谕令耆英，令其密派陈志刚等前往与英方交涉，向侵略者许以“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与中国照常贸易。此外沿海省份，如福建、浙江海口，或每年约定时候，将货船驶至口岸，我国必派官员代汝照料”。这道上谕表明道光已在妥协求和的道路上迈出了最为危险的一步，即不惜以割地、开放通商口岸为代价来换取英国侵略者的撤兵罢战。这道上谕是道光自此实行妥协投降路线的明证。

在道光已经作出妥协投降决策但还没来得及实施时，英军开始了沿长江的进政。自吴淞之战后，耆英等人可耻的求降活动使长江沿岸防务完全瘫痪。英军舰只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掠地。六月十四日，英军开始进攻镇江，并很快占领了镇江。六月二十八日，大批英军舰只列阵于南京江面。道光决定以完全的屈膝投降来结束战争。早在六月十三日，当英军舰只封锁瓜洲、即将对镇江发动进攻时，道光即已谕令耆英、伊里布前往京口，和英国侵略者商订投降条件。当时，英方提出三个条件：“一还烟价战费；一用平行礼；一请滨海地作贸易所”。对英方提出的这三个条件，道光还想讨价还价，在给耆英的谕令中提出：“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沿海，暂准通市。”英国侵略者没有与耆英等就这些条件进行谈判，就开始了对镇江的进攻。当英国侵略者陈兵南京江面后，提出：“迨有中国大臣，奉皇帝钦赐全权，准其自行酌商办理，才可戢兵不战。”道光即谕令耆英、伊里布赴南京。七月初耆英、伊里布相继到南京，开始了和英国侵略者的“谈判”。道光给予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一切不为遥制”，许其“便宜行事”的权力。七月初七日，英方提出议和条件，主要有：“一系索讨洋钱二千一百万圆，本年先交六百万元，其余分年带交；一系索讨香港作为码头，并求准往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等处贸易；一系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道光还梦想对这些条款打折扣，提出：“本年先交洋钱六百万元，从何措给；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可准其贸易，但只许来往通商，不准久住，据为巢穴。其福州一处，内地系属陆路，且山径丛杂，商旅不便，闽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求福州，……万不得已或于闽省泉州附近，酌与通商。”英国侵略者对道光的讨价还价根本不予理睬，“仍执原议”，且动辄以开炮攻城相威胁。七月二十六日，道光不得不表示：“于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牛鉴、伊里布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主张抵抗而且也实行了抵抗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输掉这场战争呢？战争的胜负决定于诸多因素，我们姑且撇开其他客观因素不论，单就道光本身而言来探讨一下失败原因之所在。

鸦片战争中，道光在战争指导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没能确立一个总体的战略方针，从而也没有制定出一个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部署，始终摇摆于战、和之间。这种状况是由道光昧于世界大势所造成的。生长于闭关锁国时代的道光，对急剧发展变化的世界大势毫无了解，道光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实行禁烟时，对英国诉诸武力的必然性是缺乏预见、更缺乏物质准备的。这样，当中国面临英军侵略时，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局面，道光也因战争中的丧师失地而变得惊慌失措，陷于议战复议和，抵抗复妥协的自相矛盾境地而不能自拔。传统的“天朝上国”的自大症，使道光仍以夷狄视世界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英国，战争开始时，幻想凭借所谓的“天朝声威”一举慑服侵略者，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将道光“一举慑服”的幻想击得粉碎时，道光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始则动摇，继则完全屈服的道路。一个在闭关锁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封建帝王，在配备着来复枪、舰船火炮的强盗闯进国门时，为了保住统治地位，本能地驱使他的士兵拿起了弓箭、盾牌走上了抵抗的战场，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敌人进行了盲目的抵抗。然而，一个对敌情完全处于盲目状态的统帅，一个始终不能制定完整、周密战略部署的战争决策者，要赢得战争是不可能的。

其次，封建政权的性质决定了道光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也不可能号召、组织全民的抵抗。而一个经济上落后、国防力量薄弱的国家，当它面临强敌进攻时，唯一的取胜之道，是发动、组织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从全局来说，是因清军的丧师失地而失败的，但在长达二年的中英交战中，却也不乏打败英军的战例。总结其胜利原因，无一不是因为战争的指挥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民力可借。道光是在国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社会环境之中长大的，还曾经亲历起义军攻入大内的险境。道光即位后，清王朝处于人民起义的猛烈震撼之中。清王朝与广大劳动人民尖锐的矛盾，使道光对人民畏之如虎，惧之如火。这就决定了道光在战争中不可能做到信民心，用民力，倒是奕山等人“防民甚于防寇”，“患在内而不在外”的谬论与他的思想更合拍。浙抚刘韵珂描述的因战争旷日持久、朝廷劳师糜饷却师老无功、国内可能出现一个人民揭竿而起局面的前景，对道光由主战转向妥协起了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是道光在国内实行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

其三，在鸦片战争的关键时刻，罢黜抵抗派，起用投降派是道光在战争指导上又一重大错误。我们在对道光时期的用人政策进行考察时，不难发现，道光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固守着清王朝传统的满汉畛域之见。战争中，道光对坚持抵抗的汉族官员加以无情的贬黜、排斥，对主张妥协的皇族宗室、满族官员则屡屡委以重任，道光认定这些人世受国恩，定能舍身图报。其结果只能是丧师失地。当英军席卷浙东三镇、沿长江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时，道光面对战争中屡易将帅，却屡战屡败的残酷现实不能不发出“自恨自愧，不能知人”的慨叹，然而，为时已晚，道光只能听任投降派在出卖民族权益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