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12-14 19:41
1224年(嘉定十七年)宋宁宗病危,宰相史弥远因知晓皇养子济国公赵竑对自己不满,于是假传圣旨立沂王赵贵诚为皇子,宋宁宗驾崩后,他联同杨皇后的侄子杨谷及杨石,成功劝服杨皇后,矫诏拥立皇子赵贵诚继位,是为宋理宗。史弥远因立宋理宗之功,更加掌握大权,直到1233年去世之前,他一直掌握南宋实权。史弥远的政治地位过于突出,宋理宗的光芒亦被湮没,有沉默十年之说。史弥远掌权二十六年期间,排斥异己、贪污中饱、加重税金,使南宋国势渐衰。
史弥远死前将最受信任的郑清之升为右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与陈贵谊为参知政事,安排好后事才撒手死去。宋理宗将1234年改为端平元年,沉默了十年的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出台了改革措施。
史弥远死后,宋理宗唯恐引起政治地震,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却绝不宽贷。还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1234年(端平元年)五月,流放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的袁韶、因史弥远的亲家而擢任制帅的赵善湘,也都遭到台谏的论劾而相继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爪牙不胜枚举。
宋理宗纠正了宋宁宗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谨慎简选宰相,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他是宋理宗的老师,又参与拥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时,其相位并不因史弥远推荐而有所动摇。郑清之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配合理宗改革。端平三年,宋理宗因用兵失利下罪己诏,他也罢去相位,但理宗对他仍眷顾不衰。
端平二年,乔行简开始与郑清之并相,郑清之罢去相位以后,理宗让乔行简独相三年,嘉熙三年,乔行简因老病改为平章军国重事。史称他“历练老成”,参与更化时间最长,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荐引贤能贡献颇多。
李宗勉与史嵩之在嘉熙三年并任左右相。李宗勉任相仅两年,即死于任上,史称他“守法度”,有“公清之相”的美誉。史嵩之其人,不是贤相,却是能臣。他第二次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史嵩之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玠,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绩卓著,可谓识人。但史嵩之因是史弥远之侄,后人对他也没有好感。他与乔行简、李宗勉先后并相,略有史弥远专断的余风,舆论大哗,不断有人上书以儒家伦理抨击他,太学生、武学生与临安的府学生也轮番上书。宋理宗便让史嵩之守丧,除服以后,也没有再起用他。
其后,范锺与杜范并相。史称范锺为相“清正守法”;杜范任相,民众“载道欢呼”,都有美好的声誉。嘉熙五年,杜范死在宰相任上,游似与范锺并相,两人虽政见不和,但都能克制和配合。
1247年(淳祐七年),边疆战事紧急,理宗再启用郑清之为宰相。但郑清之并无贡献,而且他的儿子卖官鬻爵,令其政声大坏。1251年淳祐十一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但在位仅一年;谢方叔直到1255年(宝祐三年)才罢相,宋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
史弥远专政,台谏被权相控制。史弥远一死,宋理宗就宣布亲自管理台谏。这一时期,宋理宗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
宋光宗、宋宁宗以后,吏治大坏,及至宋理宗亲政,更是贪浊成风,贿赂公行。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官员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
官吏冗滥是吏治腐败的又一现象,往往六七人盯住一个候补官缺,即消耗国家财政,又影响行政效率,更造成跑官行贿。理宗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取消堂除陋规。堂除是权臣专政下的政治陋规,也为内降恩泽滥授美差留下了后门。
二是减少官吏权摄。所谓权摄就是不够任职资格者代理为官,官员队伍因而膨胀。理宗规定,内地如缺州县官,必须由现任官出阙;出任两任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须到两广四川等偏远地区任职,确保那里官缺不再权摄。
三是控制取士人数。从端平到淳祐的六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取士约四百五十人,比起理宗宝祐以后七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约六百人来,大约少取四分之一,也应是减少冗官的措施之一。
四是严格升迁制度。为了抑制侥幸得官和越级提升,理宗规定:在朝的宰执、台谏、侍从以及在外的监司、帅守不得徇私荐举;未历州县官者不得入朝为郎官,已经在朝为郎官者必须补上这一任。
理宗亲政,财政上面临物价飞涨、国库空虚两大问题。前者主要是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后者主要是端平入洛的军费开支与应付冗官的行政花销。应对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发行新币,适当回收旧币,严禁伪造纸币。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宋后期日渐严重的经济危机。应对后者的主要措施是严格会计制度,实行节用方针。端平元年,理宗命尚书省设局审计户部财赋收支,下令编制《端平会计录》。
韩侂胄倒台后,理学地位逐渐上升。理宗即位前就向郑清之学程朱理学,即位后又让真德秀讲授朱熹的《四书集注》,1227年(宝庆三年),进封朱熹为信国公,凡此都表明他对理学十分热衷。端平亲政,理学家们掀起了为程朱理学争正统的热潮,理宗也成为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君主。
端平元年,他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埴的建议,享受入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别追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为汝南伯、河南伯、伊阳伯、郿伯,与原先所封的信国公朱熹同为儒学嫡传正宗,令学官列入孔庙入祀。与此同时,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学“万世罪人”,黜出孔庙;胡瑗、孙复、苏轼、欧阳修、司马光也被迁出,
擢用理学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学的重要表现。起用真德秀、魏了翁对朝野影响最大。真、魏被史弥远排斥出朝,在理学成为儒学正统过程中最有贡献,当时并称二贤。端平元年,理宗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当时,物价腾贵,民生憔悴,人民对他们回朝寄予厚望,民谚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但他们入朝后大谈“正心诚意为第一义”,对物价虽采取过措施却收效不大,民谚失望的说:“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次年,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仅两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仅六个月,也出朝督视京湖江淮兵马,不久自求罢官归里。理宗召用真、魏,主要用意是借此起推崇理学、任用贤能的象征性作用。
端平更化任用的人材不错,大多清廉,个别的大臣上京还引来万人围观,叫好不绝。网罗人材不少,但他们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是以事论事,治标不治本,没有改变更深层次的财政制度、用人制度、军队制度,朝政虽然稳定,但是却是朝廷衰落的趋势。
端平更化是韩侂胄以后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唯一的短暂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理宗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纵观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端平更化”称为“小元祐”。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端平更化”更多体现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