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24 16:33
竺梅先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到了他父亲竺毓英手里，家境已经大不如前。竺梅先从小就给乡绅家放牛，13岁时，背井离乡去了上海做学徒谋生。
最初，竺梅先在一家五金杂货号里做学徒，每天要整理店堂、送货，甚至倒痰盂这样的粗活也要干。但他为人勤奋诚恳，深得老板的信任。
和别的学徒不同，竺梅先把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交学费读夜校。在老师的引导下，他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反帝反封建的种子。辛亥革命时，他加入同盟会，参加光复上海之役。
1925年“五卅运动”时，竺梅先担任了六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领导的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反帝斗争，领导六路商界罢市游行。
运动结束后，竺梅先受邀去济南担任光复军的军需长，之后便和几个朋友合伙在济南经营面粉运销生意，在三年内积累了20万元资金。从济南回到上海之后，又和金润庠、周永升合作做军装生意，在这笔生意中又分得10万元，从而积累了相当的资本。这时，他已经打算弃政从商。
1901年，竺梅先随哥哥去上海谋生闯荡，成为何源通五金杂货号的一名学徒。他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坚持去夜校读书，勤奋好学，自强不息。为了生存，竺梅先曾做过电车售票员、中美交易所经纪人、西装店店员，还开办过民生纸盒坊、一新印刷所，逐渐展现出了商业才能，并坚持走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 “生产救国、实业救国” 的道路。
1931年，竺梅先与金润庠合作，先后购得嘉兴民丰造纸厂和杭州华丰造纸厂，担任董事长， 涉足造纸业。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造纸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同业间相互倾轧，许多纸品都不得不依赖进口，巨额利润大量外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竺梅先以民丰、华丰的名义，积极与各民族造纸厂协商，最终联合苏州盛华厂、天津振华厂等5家造纸厂，于1932年在上海成立了国产纸板联合营业所，签订协议，定产定销，从而化解了同业矛盾，稳定了市场价格。与此同时，竺梅先还特别重视新产品的研发投产，聘请外国专家，引进国外先进机器，建造生产线。他曾亲笔撰写对联：“国步维艰，端赖自强不息；民生凋敝，务须努力生产” ，以此自勉并砥砺员工。民丰造纸厂于1934年试制薄白板纸成功，两年后又试制卷烟纸成功，填补了国内长期的技术空白，一改本轻利重的卷烟纸被舶来品垄断的被动局面。随后，民丰造纸厂生产的 “船” 牌国产卷烟纸获得了东南三省及上海、天津两个特别市的卷烟纸制造专利权，迅速打开了国内市场，并享有良好声誉，为抵制外来产品倾销、发展民族工商业贡献了一份力量。竺梅先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民族造纸工业的先驱人物。
1937年 “八一三” 淞沪抗战爆发，中日两国军队在上海展开了长达3个月的血战。此时，竺梅先也坚守在上海，与祖国同生死、共患难。他毅然将抗日救国作为第一要务，担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委员，投身各项爱国活动。为了响应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的抗战号召，他带头捐献了相当于购买一架飞机的巨款，民国政府主席林森特为其颁发嘉奖状。随着沪战日趋惨烈，伤亡将士日益增多，竺梅先迅速筹建了 “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 。医院邀请医疗专家及爱国志士达上百人，共救护伤员达4000多人。
除了捐献巨款和救护伤兵，竺梅先还以名下宁绍轮船公司的力量，疏散大批难民。会战期间，数万名难民涌入租界，急欲乘船离沪避难。租界当局邀集各轮船公司商议疏散事宜，许多公司都因顾虑船出吴淞口恐被日军轰击，无人应允。当此之时，竺梅先挺身而出，承担了这一危险任务。他考虑周详，先按照战时航运业惯例，向德国驻沪领事馆申请注册，在船上悬挂德国国旗，以避免日军攻击。他还将 “新宁绍” 轮改名为 “谋福” 轮，寓意为同胞谋福利，饱含深情。漫漫硝烟中，“谋福” 轮穿越敌人无情的炮火，日夜往返沪甬、浙东各地航线，累计运送人数达数十万，成为解救华夏同胞的 “诺亚方舟” 。同时，“谋福” 轮还冒险为第三战区抢运大批军需物资，如布匹、军鞋、医药用品等，支援抗日。家国危难之时，竺梅先不顾个人安危，竭尽全力，解救万千同胞于水火，此情此义令人心生敬意，感佩不已。
孩子是战争中最无辜、最令人心痛的牺牲品。上海沦陷后，战争初期成立的难民收容所和慈幼院等慈善机构相继撤销，大批孤儿重又流落街头，挣扎在死亡边缘。竺梅先目睹此情此景，在宁波旅沪同乡会董事会上慷慨陈词：“国家灾难深重，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竭力主张创办灾童教养院。此提议立刻得到董事们的赞同，并决定由竺氏筹办并担任院长，其夫人徐锦华为副院长。此后，竺梅先多方筹措，募足了第一年的预算5万元。他将院址选在家乡奉化泰清山上的泰清寺内，修建了校舍等设施，并聘请约70名优秀的教职员工，共计收养600多名灾童（包括当地贫困儿童）。为了保证教养院师生的安全，他还特别邀请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戴安德（法籍）、安得尼（英籍）担任董事，将教养院命名为 “国际灾童教养院” 。
1938年9月，教养院正式开学，设有幼儿部、小学部、初中部，教养兼施，德体并重。教养院特别重视将文化教养与抗日救亡相结合，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爱国诗篇都被列为国文教材；院方还经常邀请著名人士如陶行知等作抗日演讲，并组织演出队进行抗日宣传，在当地颇有影响。特别是由竺梅先的秘书徐无生作词的《院歌》 ，句句寄予着对广大院童的殷切期望。教养院成立不久，宁波、奉化相继沦陷，物价飞涨，前期募集的经费已告用罄，资金来源困难，从此竺氏夫妇承担下全部费用，勉力支撑。1940年，浙东灾荒，粮食供应紧缺，竺梅先被推选为浙江粮食救济委员会主任，他辗转从浙南购得15万石粮食，冒着被伪军搜查和土匪抢劫的危险运送回奉化，以救桑梓和教养院之难。由于长期的辛劳奔波，竺梅先积劳成疾，经常咯血不已，但他仍抱病为孩子们操心操力。1942年春，竺梅先拖着病体去浙江永康为教养院采办粮食。舟车劳顿，他如风中之烛，再也抵抗不住病魔的侵袭，倒在了异乡的土地上。5月30日，竺梅先因病逝世，年仅54岁。当其灵柩运抵泰清寺时，沿途迎候的当地百姓和教养院师生，痛哭不已，山路上跪满了教养院的学生，山谷中回荡着悲恸的哭声。竺梅先在弥留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全体院童，他一再叮嘱夫人：“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为了完成先夫遗愿，竺夫人又艰难维持教养院一年多，直到最后一批灾童毕业。由于经费、粮食无继，1943年9月23日，历时五载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被迫停办。
据统计，办院5年，竺梅先共耗资达30多万元，再加上此前他为支援抗日捐款捐物以及筹建伤兵医院，其实际所耗资金已无法准确计算。在他病故后，竺夫人徐锦华邀请至亲好友会同会计师，在上海清理其身后财产，才发现昔日名闻上海、富甲一方的实业家 “竺大班” ，早已将持有的民丰、华丰造纸厂等4家公司的股票全部抵押给银行，为了支持抗日救国和护佑无辜难童，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全部财产。
1929年再次与金润痒等合作，创办民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任经理。购入嘉兴禾丰造纸厂，改为民丰造纸厂，生产黄版纸。后试制薄白纸版成功，填补国产纸版空白。1931年接办杭州武林造纸厂，改组为华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任经理。设总管理处于上海。1932年联合5家造纸厂，在上海成立国产纸版联合营业所，统一产销，抵制日货倾销。1934年筹建卷烟纸生产线，1936年政府核给东南三省及两特别市卷烟纸制造专利权。其间，创办上海丰裕公行、宁波大新军服厂，兼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竺梅先募集资金，在沪设办伤兵医院，赴抗日前线慰劳十九路军将士。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捐献巨款，受政府嘉奖。在沪创力、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捐献银器百件，救济难胞。以谋福轮船抢运难胞和物资。转移民丰、华丰两厂重要器材，在云南另办云丰造纸厂。日本人多次提出合作或租用两厂，均严词拒绝。
1938年集资5万元，与夫人徐锦华在奉化后琅泰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自任院长，徐任副院长，接收来自上海等地的流浪孤儿600余人，免费供食宿，开设小学、初中教育，办院6年，捐资25万元。1941年兼鄞县粮食调剂委员会主任委员。时鄞奉一带发生灾荒，多次去温州、乐清、水康等地采购大米，以济乡梓之饥。因积劳成疾，次年5月逝世。
妻子：徐锦华（1893一1947），江苏松江县人，松江女子（师范）学堂毕业。竺梅先逝世后，独力支撑国际灾童教养院。汪伪驻军师长谢某等人受陈壁君指使，多次去院要挟接办，她坚决拒绝。1943年底经费、粮食无继，教养院停办。后执教嘉兴民丰造纸厂职工子弟小学。
1988年8月，建院50周年暨竺梅先百岁诞辰，60多位院童从美国及中国各地赶来，先至竺梅先墓地致祭，再去泰清寺遗址追思，表达他们对两位院长的感恩之情。1990年8月，由海峡两岸部分原国际灾童教养院学员出资、设计、拟名并题字的梅华亭竣工完成，亭名取自竺梅先、 徐锦华二人之名， 以兹纪念竺梅先夫妇功绩。 2011年1月， 奉化市政府正式发文， 同意在莼湖镇泰清山择地建造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纪念馆， 并申报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