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符确坚在亲友的帮助下，飘洋过海来到了新加坡，好不容易在济川树胶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符确坚本想在厂里好好做工，以求有个出头的日子，可展现在他面前的却是十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工头的任意罚打与辱骂以及工友们的愤怒与反抗。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符确坚，不论走到那里，生活在底层的工人农民是摆脱不了削剥、压迫和贫困的。他开始丢掉幻想，和愤怒的工友们一起，举行游行示威，开展罢工斗争。虽是赤手空拳，但资本家很害怕，英政府也很害怕。这样，他便开始意识到，工人们要想争得不做牛马做人的权力，要翻身解放，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不久，他参加了赤色工会、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等革命团体，进了工人夜校学习。他渐渐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并深深领悟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削剥正是广大人民群众贫困的根源，要解除人民大众的贫困，就得打倒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军阀反动势力。自然而然，他开始产生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并秘密在工人中寻找共产党员，吐露自己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强烈愿望。这时的符确坚，已由一个职业上找出路，为父母赚钱，光耀门庭的青年，渐渐成长为一位渴望为广大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革命青年。他更加积极加参革命活动，在进步工会的组织下，写标语、发传单、闹罢工、搞示威，活跃在新加坡工人运动的热潮中。

1927年秋，符确坚经共产党员黄世合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从此，他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孤身奋斗的志士，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迈出了革命生涯中坚实的第一步。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大萧条，新加坡大批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失业急剧增加。在国内，国民党新军阀的大混战，给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正在新加坡失业的符确坚，了解到国内土地革命正在深入蓬勃开展，便毅然地选择回国参加革命。当年秋天，经组织介绍，符确坚从南洋回到了文昌县，担任中共文昌县二十一区（今潭牛镇）区委书记。当时由于蒋介石集团同新军阀为争夺地盘互相厮杀，蒋介石为了对付劲敌，不得不将来琼“围剿”革命的蔡廷锴部调离海南，于是敌人在海南的力量明显减少。原来因敌人疯狂“围剿”而撤离的文昌县委、区委领导干部和武装骨干都陆续潜回文昌各地，积极进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符确坚来到二十一区时，全区党组织只有一个支部，县委指示当前的的中心任务是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发展党组织。他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走村串户，与群众谈心交友，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唤起群众的斗争精神。由于他艰苦深入、不知疲劳的积极工作，二十一区不久就由一个党支部扩展到四个党支部。

1930年5月，为了贯彻执行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文昌县委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积极开展了“红五月”攻势。符确坚领导的二十一区和其他各区一样，抓住一切战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以打击“团猪”（即地方反动民团）为主要对象的歼敌活动。到年底，围歼“团猪”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方法越来越灵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就在“红五月”攻势节节胜利，琼崖革命趋于新的高潮之际，国民党又下乡来镇压革命，加之当时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叛徒，致使文昌县委及其基层组织一度遭到破坏，二十一区区委被敌人包围。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符确坚镇静地组织和安排其他同志撤离，而自己却留下来坚持工作，几个月后因被敌人通缉才被迫离开文昌县，并改名为符确坚（之前一直用“符敦秀”）。

1931年10月，党组织调符确坚到琼东县苏维埃政府任巡视员，后又调回琼东县委任秘书工作。

1932年7月，国民党陈汉光旅共三千多人，在琼崖各县地方反动武装的紧密配合下，疯狂向琼崖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敌人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大批革命家属和群众惨遭杀害，苏区和红军受到严重的摧残，琼崖党和苏维埃各级组织溃散了，通讯联络和交通线被打断。12月，由于琼东县委遭敌人袭击，符确坚与另一位同志被冲散，他们俩在山上住了两晚，可回来后却找不到县委机关。当时到处是白色恐怖，无处落脚，符确坚寻思着回到家乡可能找到党组织，于是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文昌县。谁知当地的党组织也没有了。他的家乡考京村被敌人三面围着，母亲被杀害了，妻子被迫改嫁，只剩下父亲带着符确坚两个年幼的弟弟和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和革命遭受挫折并没有挫伤符确坚的革命斗志，而是更加激起了他对反动派的愤恨和反抗。他决心在家乡坚持工作，并坚持寻找党组织。敌人得知符确坚回家的消息后，在村子里到处搜捕他，在此情况下，一位姓傅的好心渔民挺身而出，偷偷用船将他送往香港。对符确坚来说，脱离了组织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他四处奔波，八方寻觅，暗中察访，寻找党组织。

1934年1月，符确坚找到了原在文昌县二十一区负责区委与县委联络工作的罗正焕，再通过罗正焕的介绍，到福建厦门与原在文昌县二十一区任过组织委员的胡德接上关系。2月，符确坚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他感到浑身都是力量，并立即要求投入战斗。4月，符确坚经组织批准，由厦门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同年夏天，符确坚来到了江西苏区中央政治局，陈云叫他到中央财政部文书科工作，林伯渠部长见他字写得较好，便分配他做缮写工作。符确坚为自己有机会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感到十分兴奋，中央领导同志那种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那种为中国革命沤心沥血的革命精神，时时都在感染着他。他不仅出色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而且还主动找工作做，积极参加部队的各种活动，有时刻钢板直到天亮也不知疲累。符确坚这种对工作积极负责、主动热情，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的精神，经常受到组织的表扬和林伯渠部长的好评。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按照中央指示，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长征的总指挥部；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队、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第二纵队司令兼政委是李维汉，副司令兼政委是邓发。符确坚被派到第二纵队邓发那里编队参加长征。粤湘、粤赣边境，多是崇山峻岭，地形十分复杂，从未受过行军锻炼的符确坚，第一次跟随部队风餐露宿，日夜兼程，有时过森林密布的悬崖峭壁，有时进入荆棘丛生的崎岖小道，有时深夜冒着大雨寒风行军。符确坚头脸多次被荆棘划出了一道道伤痕，脚上磨起了一个个血泡，但他从没有叫过一声苦，而是和战友们一道，以惊人的勇气和教力，胜利地通过了国民党的一道道封锁线。部队到了湖南后，为了打击反动势力，宣传革命道理，扩大红军影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活动，并为此组织了没收委员会。组织上根据符确坚的表现和能力，任命他为没收委员会保管科科长。对组织上分配的工作，符确坚十分认真负责，管理得井井有条。部队进入贵州土城时，符确坚病倒了，组织安排他到卫生部休养。病愈后，符确坚被留在卫生部负责民运工作。他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克服了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打前站、搞粮草、找民夫等工作。不久，组织又调他到先遣团工作。

1935年8月，部队开进了茫茫数百里均无人烟的大草地，几十天的草地行军，经常看不见一栋房子，见不到一个居民。草地的天气一日数变，部队经常遇到暴风、雪、雨、冰的袭击。符确坚的脚也被冻裂了，疼痛使他无法忍受，每行走一步都是一阵钻心的剧痛。他的战友们都不知道，符确坚长着一双扁平足，就是平日里走路也比旁人多几分艰辛，行走时间长了便会开始不适，何况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行军，对他的考验可想而知。实在走不动了，符确坚就默默攥着驴子或马匹的尾巴，顽强地跟在队伍后面，不曾对谁人叫过一声苦。战友们高度阶级友爱，以及战胜长征中巨大困难的毅力，给了他无穷的力量。在战友们的帮助下，符确坚始终没有掉队，终于与战友们一道，走出了广漠的草地，到达了陕甘宁边区。长征结束后，符确坚被调回到中央财政部任文书科长兼印刷所长，并参加中央直属队总支工作。

1936年2月，符确坚被提升为中央财政部国库局局长兼统收局局长，中央政府直属队总支书记。身兼数职的符确坚不怕工作繁杂、艰难、头绪多，样样事情都做得有条不紊。但他从不以此为满足，深感自己的政治水平不高，懂得的东西太少，渴望能有一段时间集中学习理论。11月，经组织批准，符确坚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需要，不久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符确坚被编在一队学习。他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理论书籍。在一队毕业后，符确坚又转入高级研究班学习，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1937年9月，符确坚被调到陕北公学任队长，一个多月后又调到中央党校短训班学习，准备学完后回到广东白区工作。后因符确坚睡着有时会讲梦话，不宜白区工作，短训班结业后，调回中央财政部担任秘书长。年底，符确坚知道项英来延安要干部，便立即向组织提出到新四军工作的申请，并得到批准。12月，符确坚与周子昆等从陕北动身，赴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当时军政治部的干部分头到各省各县去传达任务、集中部队了。符确坚一放下行李，就主动找工作做。他一面参加南昌市委工作，一面处理政治部的日常工作。部队集中后移驻皖南，符确坚被任命为军政治部组织部统计科科长，一个月后又调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机要秘书。符确坚工作勤奋努力，经常孜孜不倦地工作到深夜。不久，他渐感身体不适，但仍带病坚持工作，后来组织上决定他住院检查，才得知患了肺结核病。

1938年5月，符确坚身体康复后，组织分配他在后方留守处任政治处主任。11月，符确坚又调回军政治部组织部任干部科科长。要求严格而又政策性强的干部工作，符确坚虽是头一次接触，但由于他的刻苦努力，工作却干得很不错。他经常深入部队，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能及时想办法解决。当时有大批知识青年要求参军，有的人经过多次动员说服仍坚决不愿回去，甚至闹几天都不走，眼看事情就得僵在那里。符确坚知道后，便主动走到这些青年中去，推心置腹地与他们谈，摸清他们的思想，有针对性的反复多次劝说，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符确坚这种深入、负责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军政治部首长的多次表扬。

1940年4月，组织决定调符确坚到军直属总兵站担任政治委员。当时总兵站存在不少问题，工作搞不上去，是块难啃的骨头。但符确坚并没有推辞，认为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对自己能力的考验，接下这副担子。当时的总兵站是原后方留守处改编而成的，有修械所、医院、警卫营等几个下属单位。符确坚到任后，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了总兵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混乱，而造成这种混乱除领导方面的问题外，还由于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找到了问题和原因后，符确坚立即采取措施，从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入手，积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几个月后，总兵站的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如期完成了军部交给的扩军任务。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极力制造反共逆流，企图以武力消灭新四军，同年冬，皖南形势不断变化。为了顾全大局，挽救危亡，中共中央同意皖南新四军渡江北移。12月，符确坚奉命负责先遣梯队，率领东南局部分工作人员及文化服务社、印刷所等单位数百人先行转移，到江南二支队防区分批北撤。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我党决定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将部队统一编成七个师，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符确坚被分在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任政治部副主任。一个月后，该旅七团要投入战斗，政治处无人负责，符确坚被调到七团任政治处主任。

1942年1月，符确坚升任师政治部组织部长。5月，符确坚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政治部主任（至1944年夏）。这一年，我党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教育运动，符确坚为了提高自己，主动请求参加华中党校的整风学习。

1943年8月，符确坚跨进了华中党校的大门。在整风学习中，符确坚认真读了不少马列原著以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他认真对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对照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思想、工作表现，深刻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严肃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他的这种严于律已，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得到了不少同志的好评。整风学习结业时，审干委员会和华中局在对符确坚的鉴定中，对他的这种敢于开展自我批评，深刻反省自己过去的工作、思想和作风，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1944年7月，符确坚从华中党校结业后，调到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

1945年2月，符确坚任军第四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符确坚接上级命令，带领分区一个警卫团编入苏中军区第二旅（即教导旅），并任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8月，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符确坚所在的部队奉命担任攻打兴化、东台、如皋等县城，不久又奉命编入华东一纵二旅。当时一纵二旅王胜（1955年少将）副旅长，在带领一个团前往华丰接受日本投降时，由于组织得不够好，很多具体做法没有交代清楚，加之一纵其他部队绝大多数都是原来地方部队改编而来，彼此游击习气尚没能完全克服，加上华野各部队后来始终处于流动作战中，休整的时间也没有，这些问题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能够解决，结果部队一到就乱拿东西，秩序混乱。纵队首长叶飞等人知道后，立即将王胜当场扣押并宣布撤职查办，甚至下令捆绑王胜。经过整风学习、政策水平有较大提高的符确坚，坚决不同意这种过火的做法，并在纵队党委上会上毫不含糊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严肃我军的纪律是对的，但这件事情的发生更多的是由于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应以教育为主，处理干部应注意政策。后经华东军区研究，同意符确坚的意见。叶飞也考虑到自己行为有失妥当，因此接受了建议，改把王胜关禁闭一个小时。事后，叶飞找到王胜道歉，并承认过失，王胜也做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将二旅搬回去的物资又原样不动的给送了回来，这件事情后来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符确坚随部队在攻打大汶口以后，又转入鲁南保卫战，接着加参了大白山、牛山、桃花山、峄南及傅山口等战斗。12月，符确坚被调回山东军区，任直属滨海军分区副政委。

1948年4月，组织又调符确坚回华东野战军，任四纵十师政委（师长杜屏）。5月，部队南渡黄河，进入陇海路，担负阻击敌人，掩护兄弟部队攻占开封的任务，接着又由豫东睢杞战役，转入陇海北钜野、嘉祥线，担负解放济南的阻击战。12月，符确坚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了，组织将他送进了医院。

1949年3月，病愈后的符确坚急着返回部队，被分配在第三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军长陶勇）。接着，符确坚便投入了强渡长江以及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的战斗。就是这一个接一个的艰苦而紧张的战斗，锻炼和展示了确坚政治思想工作的本领和才华。他十分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部队战前的思想动员和宣传鼓动以及战时的思想教育，经常采用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共产主义理想，宣传战士们英勇善战的革命精神以及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了配合部队打好每一个战役，他总是深入连队了解战士们的活思想，并亲自动手写报告或讲话稿到深夜。他的报告能从主观、客观、我方、敌方、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等各方面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比较，具体生动、针对性强，说服力大，充满激情和感染力，对夺取每个战役的胜利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战士们都称赞他是一个出色的政工领导干部。

1950年2月，符确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长陈庆先）。

1951年6月，病魔再缠绕着符确坚，迫使他到上海治疗。11月，老病尚未得到根治的符确坚，正拟返部队工作，突然接到华东军区党委来电，根据符确坚日趋衰弱的身体，组织决定他离职休养。可跟随党和部队南征北战几十年的符确坚，此时想到的是，全国刚刚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崭新的事业正等待着自己，自己怎能躺在医院休养呢？说什么也无法接受这个决定。那时正值全国开展“三反”运动，闲不住的符确坚主动请战，要求搞完“三反”运动后再去休养。军区党委无法说服符确坚，只好同意他的请求。在“三反”运动中，符确坚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反对搞“逼、供、信”，主张全面地看待每一个干部。由于符确坚对党的政策掌握得较好、较稳，所以军里的运动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组织处理也比较准确，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偏差。在23军近三年的工作中，由于符确坚的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干部群众都愿意与他接近，到他家串门谈心，遇事也愿意与他商量，他在同志们的心中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领导。他处处、事事关心别人，甚至连一些干部的婚事他也时时挂在心上。23军中大龄干部的婚姻问题当时是个难题，符确坚极力主张部队适当吸收一些女兵，负责宣传、打字医务等工作，甚至自己生病住院，还一定要亲自为三位干部当主婚人，办完他们的婚事后再进医院。符确坚当时看到23军的幼儿越来越多，有的干部因孩子无人管而分散工作精力。为了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他亲自与上海儿童福利会联系，争取一万元的捐款，并请求福利会帮助培养幼儿教师，很快便把23军幼儿园办起来了，推动了部队工作的开展。

1952年2月，符确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的政治委员。

1955年9月，符确坚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9月，符确坚又调南京军区后勤部任政委。对符确坚来说，这是一项完全崭新的工作，要真正做好，可不比打仗容易。但他深信，只要坚持党的原则，常用“廉洁奉公”、“从我做起”八个大字严格要求自己，就一定能把工作干好。比如，对接待来往客人，符确坚主张要热情，但一定要按标准办事，绝不准拿公款来大请大宴，养成吃喝的坏风气。当时有位干部调南京军区工作，组织虽同意为他维修房子，但用钱大大超过了规定标准，符确坚便毫不客气地当面提出批评。然而对该用的钱，他却绝不吝啬。如1957年，军区党委根据干部年龄偏大病号增多的情况，决定拨款二十万元扩建总医院。当时群众不理解，意见蛮大。符确坚亲自出面，多次向群众作解释，直到群众没意见为止。符确坚严格执行纪律，坚持原则，并不是专门对着别人，更多的是严于律已，从自己做起。按说符确坚主管后勤工作，能方便自己的地方很多，但他从不沾公家半点便宜，不多沾公家分配之外的一点东西。他不仅要求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自己的爱人和小孩也这样做。无论刮风下雨，他从不让自己的爱人坐自己的小车上班。小孩生病，他总是雇请三轮车送医院。星期天、节假日，他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来看他，也总是挤公共汽车来，挤公共汽车回，从不动用小车子。他主管五年后勤部的工作，不仅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而且他的不循私情、不搞特殊，廉洁无私的美德，至今仍受到群众的称誉。

1960年8月，符确坚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公检法、保卫、干部等多项工作。他上班比别人早，下班比别人晚，晚饭经常是七、八点钟才吃，忙不开得身时星期天也照常上班。他工作踏实、严谨，交代工作十分具体，布置任务一定要检查，及时收集汇报，并亲自帮助干部解决完成任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员，十分了解他的作风，也深受他的影响，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绝不马虎了事。符确坚无论干什么事，都重调查研究，设法亲自获得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权，这点尤其反映在他分管的干部工作上。有一次，研究一个师级干部往上调，他除了带几个人下去全面考察这个干部外，还亲自找这个干部谈话，直接考察这个干部的思想水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符副主任对干部的了解，胜过我们干部科的同志。”在选拨使用干部问题上，他严格执行“用人唯贤”、“重在表现”的干部政策，从不搞什么关系网，更不利用手中的权利安插自己的亲戚、朋友、秘书、熟人。符确坚有个小舅子，在安徽省军区一个县人武部任副部长，参加革命的时间并不短，表现也不错。当时主管大军区干部工作的符确坚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将他调到南京军区，可直到符确坚去世，也未曾给这位小舅子挪动一下工作。在符确坚身边当过秘书的人，表现都不错，能力水平是上乘，可他并没有因为是自己的秘书就随意给他们提升。他的保健医生，看见同行都先后出去进修学习，十分羡慕，很想去。符确坚了解到她的心思后，劝她好好工作，坚持业余学习进修，并没有因为是自己的保健医师而利用职权去为她搞一个指标。在执行干部政策上，他不仅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对别人也是一样。有一位负责同志调南京军区工作，提出要带几个亲近顺手的同志，并请符确坚在研究时说情。符确坚态度明朗地立即拒绝办理这事。当时政治部有几位部长家庭出身不够好，社会关系较复杂，有人反映不能重用，而符确坚不同意这种看法，正面宣传了党的不唯成分，重在个人表现的干部政策。在符确坚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没有一个亲朋好友、同事同乡得到他的特殊照顾和提拨重用，不知情者以为他是个半点人情不讲，冷若冰霜的人。其实他充满革命感情，对同志满腔热情，处处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子女多的干部生活有困难，符确坚四处奔波为他们子女安排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符确坚亲自上门调解；秘书要赶写材料，符确坚自己掏钱买中华烟送给秘书抽；司机母亲患白内障，符确坚亲自出马联系眼科主任为其治病，并从自己腰包掏出六十元钱送给司机。所以符确坚调到哪里，都能和那里的干部群众保持团结、亲密的关系。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开初，机关有的人纷纷组织战斗队，大字报铺天盖地，而符确坚却始终保持冷静、坚定的态度。他不同意这样搞，认为这会搞乱军队。当时有些干部被造反派揪出来，他亲自上门安慰这些被揪斗的干部。不久，中央军委下达了八条通令，指示军队要稳定、要整顿。符确坚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一方面组织大家学习，端正认识，一方面清理整顿机关，使机关形势很快稳定下来。可是不久，中央军委又一个通令下来，使刚刚稳定的形势再度出现反复，符确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他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抛弃个人的得失，坚决反对搞乱军队。

1968年，符确坚因“叛徒”、“特务”、“反党乱军”等莫须有的罪名被送到东北受审，下放到农场劳动。无端的审查、虚弱的身体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符确坚身患肝癌。符确坚面对死神，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他住院时，经常与病友谈心，散步，言谈话语中，他始终没有因为自己无辜受审而发过一次牢骚，泄过一次私怨。

1972年8月21日，由于病情日趋恶化，加上得不到及时治疗，符确坚在南京不幸逝世，终年66岁。

1978年9月19日，南京部队隆重举行悼念仪式，彻底为符确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批准符确坚为革命烈士。

符确坚调任第三旅政治部副主任时，第三旅政治部主任是卢胜，也来自海南岛，也是因家乡乐会县党组织遭到破坏才离开海南岛。这两位海南同乡真是有缘，尽管部队不断发展，番号一再改变，他们的职务也屡有变动，但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们多年在一起战斗，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卢胜任第一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时，符确坚是副部长，后来接任部长。1944年12月，陶勇率第三旅主力南下浙西，原本由陶勇兼任的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改由卢胜担任，符确坚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后任副政治委员。1947年1月，当年的第三旅发展成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卢胜任该纵队第十师师长兼政委，翌年符确坚接任政委。1949年初，全军统一整编，第四纵队改称第二十三军，卢胜是首任军政委，符确坚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后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直到符确坚调任第三十一军政委，两人才分开。1955年，卢胜被授予中将军衔，符确坚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符确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四十多年来，无论在坚持白区斗争中，还是在部队工作期间，他忠于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人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敢于斗争，作风正派。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深入细致，对军区政治部机关建设，对部队政治工作建设，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能团结干部和联系群众，民主作风好。符确坚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