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入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兼任队长。

1938年8月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他治军严格，重视司令部建设与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亲自编写教材和授课，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了贡献。

1955年6月，遗骸移葬于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

红军骁将

在中央苏区期间，他工作频繁变动，几上几下，但他一切听从党安排，体现了共产党员的组织性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德。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等错误方针，红军接连受挫。1934年4月，周子昆临危受命，调任粤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师长。他和师政委方强等认真总结部队作战失利的教训，指出：敌强我弱，“叫化子岂能和龙王爷比宝”，决不能跟敌人死打硬拼。他按照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打法，组织精干部队，抓准战机，向敌军的侧翼突然出击，快打快撤，干净利落地吃掉了敌人五六支前伸的部队。接着，亲率师主力五个营夜袭周田，歼灭敌正规军一个营和大批地方武装，初步扭转了赣南战事的被动局面。

1934年10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二十二师编入红九军团，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纵队的左翼掩护任务。中旬，红军进入粤赣边界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遭到敌军的截击。周子昆奉命率六十四团迎战，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使敌军难越雷池一步。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赞扬说：“二十二师完成任务很好，特别是六十四团打得勇敢，打得坚决，保证了中央、军委纵队的安全。”

1934年11月底，红一方面军抵达桂北，蒋介石调集25个师进行围追堵截，妄图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为突破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红军与敌军展开血战。红九军团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敌人的五路追剿军蜂拥而至，二十二师左冲右突，伤亡惨重。周子昆负伤后，率余部突出重围，追上了主力。“太上皇”李德为推卸责任，竟拿周子昆开刀，斥责他“临阵脱逃”，命令警卫班把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得知自己的爱将面临噩运，便出面干预：“把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好了。”便保住了周子昆。毛泽东的“处理”是将周子昆送往附属医院，叮嘱他沉着气，养好伤，日后再“执掌兵符”。

遵义会议后不久，周子昆复出，任红五军团副参谋长。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二占遵义、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役中，积极协助军团首长指挥部队完成作战任务。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进行整编，周子昆先后担任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局）局长，随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行动。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顽固对抗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反对红军北上西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公开攻击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坚持其全军南下的错误主张，并迫令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表态。周子昆坚定地说：“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才有胜利的希望，南下肯定没有出路。即使战死、冻死、饿死，也要死在北上的路上。”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周子昆随红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他在10年的征战中曾三次负伤，当时又患肺结核病，身体羸弱。他以顽强的毅力，带领部队战胜种种困难，一次次走出连鸟兽也难以穿越的草地。

1936年9月中旬，中共西北局在甘肃岷州举行会议。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决定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会后，张国焘公然推翻这一决议，坚持部队渡过黄河西进。周子昆和朱德总司令等坚持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耐心地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做说服工作。朱德于9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有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子昆、朱德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不能负此责任。”由于朱德、周子昆等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10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汇成一股无坚不摧的铁流。从此，中国革命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后来，朱德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周子昆原则性强，刚柔并济，有勇有谋，是个难得的将才。”

南昌起义时，二十五师驻江西九江马回岭。党的前敌委员会派聂荣臻到该师部署起义。1927年8月1日下午，七十三、七十五团和七十四团一部以“打野外”（军事演习）为名，经德安向南昌进发，七十三团担任后卫，负责阻击尾追之敌。已投入汪精卫怀抱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闻讯，亲率卫队营自九江乘火车追来，妄图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声望（张、李过去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将所辖部队拉回他们的营垒。周子昆斩钉截铁地对全营指战员说：“张发奎、李汉魂以前是我们的上司，也曾为革命出过力。但他们现在已叛变革命，成了人民的敌人。在革命转变的紧急关头，我们不能有半点犹豫，要把枪口对准他们！”他带领全营和兄弟部队一起实行“兵谏”，以猛烈的火力迫使卫队营缴械。顿时，“发奎发愦，汉魂失魂”，仓惶跳车，落荒而逃。张发奎破坏南昌起义的企图被粉碎，其所辖的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第十师、第二十四师和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参加起义，他的方面军基本上成了空架子。

起义胜利后，由于中共中央还不懂得中国革命要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命令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占领潮州、汕头，控制出海口，以便取得国际援助，夺取广州，再进行第二次北伐。南征期间，第二十五师在师长周士第、政委李硕勋率领下，担任全军的后卫。周子昆率部在酷暑季节一路苦战，击退尾追之敌。同时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开展思想工作，整顿、巩固部队。

1927年10月初，起义军主力在汕头、普宁一带被敌重兵打散，留守后方基地大埔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等部在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下与强敌血战三昼夜，伤亡惨重，仅剩1500人，被迫向粤、闽、赣边山区转移。这时，部队疲惫不堪，弹尽粮绝，伤病员日益增多，失败情绪的乌云笼罩着部队，不少人不辞而别，一些师团干部也黯然出走，部队濒临溃散。1927年10月23日晚，朱德和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在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大革命是失败了，南昌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想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经过暂时的黑暗，到1917年10月，革命便成功了。中国革命也会有1917年的。当时，周子昆左臂受伤，完全可以以治伤为由离队。但他坚信寒冬过后绽春蕾，中国的十月革命不久就会来临，坚定地说：“我们二营全体指战员愿跟朱军长战斗到底，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在起义幸存部队中，二营建制比较完整，人数也较多，周子昆的表态对稳定军心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著名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所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对此事作了这样的记述：南昌起义军失败后，“朱将军未能说服失败者，他们还在进行涣散军心的游说；不过朱德得到多数青年军官的支持，这些人在其后二十年里创造中国的历史，其中有林彪、陈毅、周子昆和王尔琢”。天心圩会议后，一部分人公开“合法”离队。10月底，部队抵达大痍后，仅剩800多人，整编为一个纵队（团），朱德任纵队长，陈毅任政治指导员，周子昆仍任营长。他满怀革命豪情，对战友们说：目前我们的队伍虽小，但这800“罗汉”都是历经磨难，志坚意笃的强人，日后必定“修成正果”。他跟随朱德、陈毅发动湘南起义，1928年4月进军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其后，历任团长、师长、军长、军团副参谋长、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局长、新四军副参谋长等职。

突出重围

新四军经过七昼夜的激烈战斗，损失惨重，处于十分危急之中。1941年1月13日下午，国民党军第40师向东流发动第三次总攻，新四军5团和特务团的阵地相继失守，设在石井大院的军指挥所被冲散。从东流山后撤的余部，一齐拥向石井坑，原来的建制已经打乱，无法实行统一的指挥，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1941年1月13日晚上，叶挺军长下令，要求大家想办法突围出去，三、五个人一起都行。他亲自率领大家翻过一座大山，向大京王方向退却。经过一夜，于第二天拂晓到达大康王，出坑口处已被国民党军108师堵击，封锁了新四军出路。军部领导人为了摆脱困境，保存力量，决定由叶挺军长出面，下山去同国民党军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谈判。1941年14日下午4时，叶挺在鹿角山以西山冲中，被国民党军52师扣押。叶挺被扣后，上官云相随即给所属部队下达了分区清剿新四军余部的命令，要求“各部细密打扫战场，须注意遗弃械弹及化装潜匿之匪军要员，勿使得逃。”连续几天，国民党军的搜查围剿是很细的。

新四军的余部三三两两地分散隐蔽在各山村和丛林中，军部的一些领导人也都已失散。项英同警卫人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五六人在一起。周子昆同警卫员黄诚在一起。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同张益平、王本元等四五人在一起。几天过后，项英等同李志高、谢忠良以及刘厚总等先后相遇。又过了几天，项英一行十多人，又与周子昆、黄诚等相遇。项、周见面时，两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动，面对新四军遭到的惨重损失，一边讲一边都哭了。项英说：“部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突围出去回到中央后，我要作检讨。”

项、周会面后，在石井坑的一个小茅棚里住了几天，准备同地方党取得联系。随后，又向激坑方向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项英、周子昆都曾掉到河里，烤衣服时，他们随身携带的经费，大家都看到了。

在激坑，又零散地遇到了一些指战员，其中有军部代理协理员杨汉林、5团3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教导员）马长炎、军部参谋刘查、老一团的营长李元、营教导员敖箔胜等。他们都是在事变中由当地群众掩护下来的。这些同志和当地群众、地方党的同志都有了联系。他们零零散散地遇到的新四军指战员，一共有好几十人，因此建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杨汉林任支部书记。由于和群众及地方党有了联系，突围去江北的计划，也有了一些眉目。

1941年2月底至3月初，他们又转移到了撅坑的石牛坞村的一个山洞里。这个山洞在蜜蜂桶附近，位处半山腰，地势险要，又较隐蔽。人要进洞，一定得沿着山腰攀住凸起的石头或枝丫才能上去。洞很小，只能容纳四五个人。当时安排项英、周子昆住在这个洞里。在这个洞里的，还有黄诚、刘厚总等人。在这个洞下面约200米处，搭了一个茅棚，谢忠良、李德和、张益乎、郑德胜等住在这里担任警卫。项英、周子昆在这个山洞里大约隐蔽了十天、半个月时间。

英勇牺牲

1941年3月13日，在上面山洞里的，除了项英、周子昆外，还有副官刘厚总，警卫员夏冬青、黄诚。这天白天，周子昆叫黄诚到山头上去瞭望、守卫，傍晚回到洞里。夏冬青到下面茅棚弄水洗澡，因下雨雪，被阻在山下。

1941年3月13日，李志高带了一些人去侦察情况，购买粮食。还决定第二天（即3月14日）清早由刘厚总、李德和两人下山去找旌、径、太县委书记洪林联系突围过江的事。

夜晚，洞里点着蜡烛，项英和周子昆在地上划了个棋盘，用小石子作棋子下棋。大约10点多钟，黄诚对项、周说：“天很晚了，首长睡觉吧”周子昆答：“小黄，你先睡吧，等一下就睡。”这天晚上，项英、周子昆的心情比往日轻松，边下棋边谈心，黄诚听到他们说过这样一些话；“找到了地方组织，去江北就快了。”“只要不死，总会突围出去的。”“这次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帐算回来。”

山洞里的地势外高内低，里面石壁上不断有水滴下来，地很潮湿，靠洞口则较干燥。黄诚挨着石壁先睡下，过了一会儿，项、周以及刘厚总也都睡下。四个人睡的位置，从里到外，依次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

深夜2、3点钟（即3月14日凌晨），黄诚睡得正熟，突然被几声沉闷的枪声惊醒。他当时是左侧身睡的，一支快慢机枕在头下。听到枪声后，便伸手去摸快慢机，突然一道电筒光射在他脸上，他的右臂挨了一抢，紧接着又是一枪，只觉得头“轰”的一下就昏过去了。这一枪打在脖子上部脑壳下，子弹自右至左穿孔。刘厚总以为把三个人都打死了，抄走了他们的武器和经费，急急忙忙下山去了。

在下面茅棚里，李德和听到几声枪声，因山区回声大，弄不清打枪的方向，就问那里枪响？有的说，可能是有人在打野猪。过了一会儿，刘厚总下来了。他穿了一件长袍子，说是要同李德和一道去执行预定的任务，去找洪林。那时天还没有亮，路不好走。两个人就到山下党支部书记家，发现屋子里亮着灯；正好张益平、郑镕胜执行侦察任务回来，路过这里。大家在屋里吸了一会烟。刘厚总、李德和又继续赶路。走到通往铜山的山路上，天快亮了，刘厚总回过头来对李德和说；前面穿蓑衣、戴斗签的，可能是探子。又说，敌人来了，我们赶快跑吧。说着，他就一个劲地往山上跑，李德和在后面没有迫上。李德和看到刘厚总神色不对，怀疑夜里打枪的，可能就是他。李即折回。到了半山上的茅棚里．讲了刘厚总的行踪。谢忠良、李德和、张益平、郑锡胜、夏冬青、刘空等一起上山到了洞里，发现项英、周子昆、黄诚都例在血泊中，在项英胸前还放了现钞100元。周子昆侧身趴倒在地。黄诚血流满身，抚摸他的胸部，发现心脏还在跳动。大家随即把项英、周子昆烈士的遗体连同他们盖的毛毯，埋藏在离洞约100米处的一个石坝里，用石头盖住。由刘空把黄诚送到当地群众徐老三家养伤、隐蔽。他们几个人立即转移。黄诚伤愈后，一直留在皖南，随同刘奎坚持游击战争，直至中国解放。

周子昆的夫人何子友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老战士。他们生有一子一女，姐弟俩长大后继承父志，参军卫国。姐姐周民退休前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正师级干部。弟弟周林眷恋祖籍，在桂林象鼻山脚下的181医院工作，退休前是正团级主管技师。

12年后（1941年至1953年），即1953年7月，南京军区派刘奎（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和项学成（项英的儿子）等一起到朗南，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找到了项英、周子昆烈士的遗骨（那条毛毯仍在，但已破烂），又找到了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袁国平烈士的遗骨。1955年6月，把三位烈士的遗骨移迁南京，在雨花台望江矶建造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