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长子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十三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的几十年中，他孤僻、压抑，遂沉湎酒色，恣情纵欲，这无疑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而继位之后，政务繁重，又加重了他身体的负担。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病逝后，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史称明光宗，并于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一百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八月初一日，朱常洛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

朱常洛即位后，郑贵妃因之前的国本之争而心有不安，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她从侍女中挑选了八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光宗。郑贵妃又竭力笼络光宗的宠妃李选侍（西李），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婪酒色的光宗纳八姬后，遂纵情声色、耽于逸乐。光宗身体本就虚弱的，这么一通折腾下来，健康状况更是急转直下。不到十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宫内先由御医陈玺把脉治病，但御医治病讲究循序渐进，光宗急切不耐，于是转令掌管医药的宦官崔文升诊治。

八月十五日，崔文升并没有给光宗服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的泻药大黄。朱常洛服药后，一晚上就腹泻三四十次，委顿不堪，连走路都极为困难。皇帝病情危急使得群臣惊慌。

崔文升原为明朝万历皇帝郑贵妃的内侍，朱常洛即位后，升司礼监秉笔，掌御药房。崔文升的进药引起朝臣的惊诧。舆论认为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而此时国子监李胜芳告诉兵科给事中杨涟说，郑贵妃和李选侍二人相互勾连，刺探宫中内事。杨涟斥责崔文升不知悉用药知识，认为崔文升向身体虚弱的皇帝下泻药大黄，导致其病情恶化；朱常洛生母王氏和原皇太妃子郭氏等外戚则认为崔文升受郑氏指使，此事是郑氏的阴谋。一时间朝野流言四起。

十六日，周嘉谟在杨涟、左光斗的倡言下，大会群臣，当众叱责郑贵妃之侄郑养性，言说郑氏一族贪得无厌、包藏祸心，恐无噍类。众人并令贵妃移宫，郑贵妃迫于压力，只得移居到了慈宁宫。

十九日，光宗降旨说自己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二十二日，光宗召见大臣，用意平息外廷流言。驱逐崔文升出宫，暂停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命令。

二十三日，阁臣刘一燝、韩爌值班时，光宗病情已危急。此时，鸿胪寺官员李可灼到阁部要求向皇帝进献仙丹。内阁首辅方从哲担心再现崔文升的用药事故，故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虽未能通过阁部上达，次日竟自行往大内思善门进药，内监不敢自作主张擅行引入。李可灼献药之举虽然再次被方从哲等人阻止，但进献仙药的消息可能由内监传递给光宗。

二十六日，光宗再次召方从哲、刘一燝等十三位大臣到乾清宫。皇帝当时在冬暖阁靠着案几勉强坐起，皇长子、皇五子等人近身伺候，众臣请求皇帝谨慎用药，光宗回复说，已有十多日不进汤药了。随后光宗下谕旨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

二十九日，光宗再召诸臣讨论册封之事。方从哲等人促请光宗早立皇储，光宗遂指定皇长子为继承人。光宗又问起自己的陵寝如何，感觉自己大限将至。光宗忽然又问起进药的鸿胪寺丞，并传见李可灼。

李可灼到后为光宗诊脉，所言病源、治法均颇令光宗满意，于是光宗遂令李可灼进药。众人退出来后，群臣让李可灼与御医商量，但是否进药谁都拿不定主意。当时李可灼将红丸分别给自己两位乡人服用，一人严重，一人好转。辅臣刘一燝认为，李可灼所进之物并非万全之药。礼部大臣孙如游亦认为，此中关系重大，所谓的仙药不可轻易使用。

然而不久内中有乳妪出来，催促制药进奉，万般无奈，群臣只得再次与李可灼共进，令其现场调配。不一时丹药制毕，光宗用之。当时光宗喝水就喘息不顺，但进药后竟觉得颇为受用，连称李可灼“忠臣”。群臣遂再次退出宫外等候，少时内中传曰：“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臣为之欢欣。李可灼及御医留侍，时当巳午（即九点到十三点）。

傍晚，李可灼出宫前往内阁，向方从哲报告了皇上恐怕药力衰竭，需再服用一丸的情况，御医纷纷认为不应再服，但由于光宗催促甚急，便再服用一丸。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月初一五更，光宗身体情况急转直下，众大臣听到内监的紧急宣召匆忙入宫后，光宗已经去世了。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

方从哲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离开了京城。

光宗的猝逝，使得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光宗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光宗的死因展开，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由于光宗是服下红丸后死的，而首辅方从哲却在光宗死去的当天，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拟太子令旨，罚了可灼一年的俸禄。

十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方从哲上奏辩解并请辞，于11月初卸任离京。

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方从哲离京后，还是无法脱净干系，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不断。一天，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许多大臣为他开脱，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时难以决断。

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爌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结，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光宗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崇祯帝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

关于光宗的死因，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红丸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三百余年来，史学家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

《明季北略·卷1》

2007年孔笙执导电视剧《明宫谜案》28—30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