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评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

我与《红楼梦》

红学四十年

《百家汇评本》前言

《刘心武“红学”之疑》序

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

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

后记

近三十年来，对“红学”这一概念本身以及红学史的反思，一直是红学界的热门话题。这一类的论著不少，如刘梦溪曾引起较大争议的《红学三十年》，以及他后来的专著《红学》、《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韩进廉《红学史稿》；白盾主编的《红楼梦研究史论》；胡邦炜的《红楼祭——20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孙玉明的《红学：1954》；欧阳健等编著的《红学百年风云录》；陈维昭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红学通史》，等等。上述红学史著作，或者高屋建瓴，或者鞭辟入里，或者独抒己见，各有特色。但是作者对材料的取舍和判断，容易受主观性的制约，有的还存在着门户之见的影响。 　近几年来，各种“红学”选本或者旧籍新刊的涌现，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反思的一种表现。经粗略统计，仅2004、2005两年间，出版的各类红学书籍，就达数百种。其中，有很大一部是旧籍新刊，既包括民国时期的红学著作，也包括近年来各家各派的观点。这些“红学”选本，或是只选某一家、某一派的文章，难以勾勒出红学发展的全貌；或是以资料性为主，虽兼收并蓄，但编者的观点和立场表现得不是非常明显。 　如果能够将客观性与编写者的主观见解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出一部既具有鲜明的学术立场，能够帮助读者廓清红学迷雾，又具备真实可信的资料价值，尽量让事实本身说话，给读者留下充分思考空间的红学史著作，则无论对于红学研究者而言，还是对那些对红学知之不多的一般《红楼梦》读者而言，都将是一件大好事。由郭皓政主编的《红学档案》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初步的尝试。与其它红学史著作相比，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这是就该书的选材而言。《红学档案》一书，由三大部分内容组成：对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或代表性的论文的评介；“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这三部分内容相互补充，为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了直观、全面、生动的红学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第一部分，精选了十六篇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或代表性的论文，对其加以评介。红学史上有影响的论著不少，如何选择，颇能见出编者的学术眼光。 　《红学档案》的一大特色，是重视对评论派成就的介绍和展现。众所周知，“红学”三派，包括索隐派、考证派和评论派。其中，索隐派每每以离奇的观点吸引读者的注意，考证派则在与索隐派的争鸣中树立起自己“名门正派”的地位，而评论派的门前则显得相对冷落。其实，自红学诞生之日起，评论派便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有新的进展。鲁迅从文学史角度对《红楼梦》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涉及到了阐释学理论，对之前和之后的错综复杂的红学现象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论断，王国维对《红楼梦》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分析，张天翼、王昆仑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李辰冬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整体考察，都有很高的成就。李希凡、蓝翎从社会学角度对《红楼梦》思想价值的研究，可视为评论派对考证派的一次反拨，但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何其芳对“宝黛爱情”的肯定，是评论派内部的自我修正。胡明从“局外人”的角度，写了《红学四十年》，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红学”这一现象加以考察，其中有不少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陈文新论贾宝玉的谱系归属，有助于加深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注意到上述成就，并对其加以评介，成为《红学档案》的一个突出的闪光点。

这主要是就该书第一部分，以“选本”加“评介”的形式，对红学史所作的回顾而言。红学迄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留下的文献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亦不为过。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在最短的时间、最短的篇幅内概览红学史的发展面貌，编者势必要有所取舍。对于索隐派，该书仅选取了蔡元培的代表作品加以评介。蔡元培的索隐，虽然被胡适讥讽为“猜笨谜”，但其思想性、革命性，比起后来的以猎奇为目的的索隐来，仍高明许多。在蔡元培之前和其后，索隐派的身影都不时闪现。《红学档案》一书收入了郭豫适和张庆善的两篇文章，对索隐派和新索隐派的产生发展做了大体的勾勒和鞭辟入里的分析。 　考证派一直是新红学的主流，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包括冯其庸先生，都是考证大家。胡适的考证，注重方法的示范，对中国现代学术特别是红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冯其庸《我与〈红楼梦〉》一文，是作者对自己红学研究历程的概括。作为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名誉会长，冯先生不仅在考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大力提倡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红学档案》一书通过对他们的红学成就和代表作品加以评介，可以使读者对考证派的方法和成就有一个较为直观的感受。 　除了对红学三派成就的展示外，《红学档案》还收入了几篇红学史方面的文章。郭豫适《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胡明《红学四十年》都可视为是从不同角度对红学发展历史所作的反思。郭豫适先生的文章侧重于辨别科学考证与主观索隐的不同，就这一点而言，新红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新红学，我们现在还处于“猜笨谜”的阶段。《红学四十年》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未来，认为红学应向人学的方向发展，以此实现突破。张庆善《〈刘心武“红学”之疑〉序》针对时下的热点问题，提出了重视“学术规范”的要求，这对于红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这主要是就《红学档案》一书对近三十年来红学现状的反映而言。该书“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以及“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两部分内容，可视为对第一部分的补充。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版的红学论著，学界已做过不少整理工作，如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该书收有1987年底之前出版的红学书目提要，“附录”部分还有张庆善先生编写的“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1630—1988）。此外，还有一粟《红楼梦书录》、《红楼梦资料汇编》；阿英《红楼梦书录》；那宗训《红楼梦研究书目（初稿）》、《红楼梦研究书目（续编）》、《台湾所见红楼梦研究书目》；宋隆发《红楼梦研究文献目录》；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等等。1987年之后的红学著作，尚未见有人完整系统地加以整理。事实上，这是一项十分迫切而有意义的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起，红学研究日渐繁荣。进入21世纪以来，“红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近几年的红学作品出版热就是一个明证。走进书店，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红学类图书，摆满了整个书架。这对《红楼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固然是可喜的，但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红学图书市场的繁荣，不能单从数量上着眼，还得看内容和质量。通过对近几年图书市场的巡礼，我们发现，“旧籍新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对近年来出版的红学书籍按照传统的“红学三派”或其它标准加以分类统计，从中归纳出红学的发展走向，也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其次，近年来，各种自我标榜的新“见解”层出不穷（如《红楼解梦》系列、《太极红楼梦》、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秘，等等），究竟孰是孰非？我们对《红楼梦》的研究到底取得了多大进展？《红学档案》一书的“近二十年红学论著提要”部分，以简明、实用、全面、可靠为宗旨，尽可能地将1987年以来出版的红学专著囊括于一卷之中，其中，既有大陆版的图书，也有港台版的图书。这种努力是值得称许的。它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在茫茫“红海”中航行的指南针，同时也是对近几年“红学热”持续升温的反思。

《红学档案》一书有着鲜明的学术立场，但编纂者们不是将自己的学术见解强加于人，而是尽可能地让材料说话，让事实说话。这在该书的第三部分“近三十年红学大事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书采用编年的形式，努力将近三十年红学发展史中一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其中，有些时间跨度较长的事件，如“曹雪芹祖籍之争”等，没有按年份分割，而是集中加以介绍，以便读者了解事件全貌。对红学发展史不太了解的读者，相信会对这一部分内容比较感兴趣。专门的红学研究者们，也不妨读一读这部分内容。近三十年的红学史，是在不断反思中蓬勃发展的历史，是各种观点激烈交锋的历史，是奇谈怪论不断出笼的历史。成绩固然是主要的，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可忽视。正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掩卷沉思，令人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