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1-06 16:22
《绿化树》是当代作家张贤亮所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十月》1984年第二期。
章永璘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因写诗而被打成右派送劳改队“改造”。几年后，又被遣送到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远的农场落户。这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们正处在饥饿的恐慌中。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他谄媚、讨好，耍各种各样的小聪明来为自己多搞到点东西吃。到了晚上，他又陷入无休止的自谴自责之中。
马缨花，是农场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她没有男人，身边只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在一次劳动中，章永璘和马缨花结识了。两天后，马缨花以让章永璘帮她干活为借口，把章从“右派”宿舍带到她家，意外地捧出饥荒时期鲜见的白面馍给他吃。此后，每天下工后，她都让他到家里吃个饱。瘦弱的章永璘由此渐渐强壮起来。马缨花家还有一个男单身常客，叫海喜喜，一心想娶马缨花，常给她弄些吃的东西来。马缨花收下他的东西但不“希待”他，并把他送来的东西给章永璘吃，从而引起了他的妒意。后来海喜喜借故和章永璘打了一架，并从此不再登马缨花的门。章永璘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这使得他失去理性，竟在一天晚上对马缨花做出求爱的举动，没想到马缨花用“你还是好好地念书吧”一句话拒绝了他，使他羞愧难当。最后他想到应该“超越自己”，于是开始研读《资本论》。有一天马缨花说她的爷爷像他一样也是个念书人，她还说她不“希待”海喜喜，因为他放着书不念，是没起色的货。章永璘这才明白，她把身边有一个男人正正经经在念书，当做由童年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
春节快到了，章永璘仍是每晚到马缨花家去。一天晚上他又到她家，正巧，队上要宰牛羊，她去帮忙，他一个人在她家读着《资本论》。突然海喜喜闯进来了，用异常温和的口吻请章到他家说点事。在海喜喜的家里，还像接待老朋友似地请章上炕、喝茶、并讲了自己多年的流浪生活，讲了怎样到这里，结识马缨花后曾想在此定居，又突然说到自己今夜就要离开此地，临走想送给章永璘和马缨花一麻袋黄豆，那是他背着大家在西边开荒地的劳动所得。最后又劝章永璘跟马缨花结婚，说马缨花是个好女子。章永璘先是诧异，继而被他这种豪爽气概和男子汉的宽宏大度所感动，以至用这种气度对比自己，感到羞愧难当。
当章永璘再次向马缨花提出结婚的要求、并说海喜喜和谢队长都觉得应该如此时，马缨花却说他们俩的事情不要别人多嘴，她自有主张。她不能容忍自己的男人和别人家的男人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认为那是“没起色的货”，她的男人应该念书，只要念书，她就是再苦也愿意。并且说，如果结婚了，家里的活就得他干，没功夫念书。再者，那些傻男人也不会象以前那样再给她家送东西了。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拒绝他就是因为有着这种为了爱情、为了他人的献身精神。他知道她有着这种神圣自恃感情，更执意要跟她马上结婚。她以为他对自己的感情有怀疑，安慰他说等日子好过一些就结婚，还说：“你放心吧！就是钢刀耙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
但章永璘因海喜喜跑了之后，有人诬陷他和海喜喜要搞阴谋……失了自由。以后又连续被管制和劳教。1968年劳教期满回到农场，才知马缨花一直没有结婚，在他劳教期间，带着孩子到县城找她哥哥去了，以后又全家去了青海。
1957年7月，张贤亮因在《延河》上发表诗作《大风歌》落难以后，头脑僵化、神情寂寞，而年过35尚孑然一身，更使他孤独凄凉，想到别的农工虽然贫困但还算温饱的家庭生活，一股悲凉之情也就油然而生。可是当时的身份和经济状况都不准许他想入非非，感关睢而好逑。他曾说过，如果他那时有一笔供一位姑娘从四川到宁夏的路费可以娶亲成家，但事实上他只能做罗漫谛克的梦，把劳动妇女的温情、怜悯和关怀作为一种精神的慰籍和寄托。被张贤亮称为“绿化树”的青年妇女马缨花，也就是集中了他经历过的许多美丽善良的妇女特点而诗化了的艺术形象。在西北贫瘠的荒漠地区“劳动改造”二十年，这段生活成了张贤亮取之不竭的素材资源，也使他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带有较明显的“自叙传”色彩，《绿化树》是典型作品之一。
章永璘
章永璘既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典型的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当章永璘被打成右派因而饱受打击迫害时，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一次次地为填饱肚子劳心费神，并耍过各种小聪明。初到马缨花家，即便得到如此深的信任，章永璘竟也只想揭开锅盖，掀开帘子，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然而，每当黑夜降临，白天的那些卑劣的邪念就会开始折磨他的灵魂。尽管现实生活处境异常的艰难，但章永璘始终没有丧失理性，反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审视自己的思想与灵魂，他接受了思想改造的痛苦过程，但并不怀疑这种改造的荒谬性，而是自责自己离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于是，章永璘一直坚持学习《资本论》，并在其中执着寻找超越苦难，超越自我的精神源泉。章永璘是幸运的，在极为艰苦的改造环境中他遇到了马缨花、海喜喜以及谢队长等生性淳朴善良的普通劳动人民，他们身上闪烁出的某些光辉甚至给予这个迷茫痛苦的知识分子以宝贵的精神力量。章永璘在学习中开始不断思考，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马缨花纯真的情爱、海喜喜宽广的心胸，谢队长真切的关照，促使章永璘最终领悟到了《资本论》的深刻内涵，他的思想终于产生了质的飞跃，并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连在一起”，由此探寻到了“超脱自己”的真谛，最终开始踏上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净土”。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唯物论者，作为一名有着自身独特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
马缨花
马缨花是《绿化树》中独一无二、光彩照人的理想女性形象。她是现实生活中美的象征，她兼有奔放不羁的性情和贤良温柔的爱。如作品中所写的那样，她是“黄土高原上的迎春花”，是“沙漠荒原与贫困农村环境中绽放的一株闪烁着光与美的花朵”。马缨花有过不幸的人生经历，像许多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村妇女一样，她粗俗、淳朴，善良而富于同情心，思维的方式往往是很单纯.很直接的。但是，马缨花向往知识，渴望追求美好的事物，正是她的爱给章永璘迷茫痛苦的生活注人了新的活力和希望。马缨花对章永璘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这在从章永璘肩上夺下镐头时的“慌乱”以及她第一次约章永璘到自己家吃东西时的“微妙的关切”中就可以细细地体味出来。而当她真正爱上了，便是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地爱着。马缨花爱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一开始没有卿卿我我或含情脉脉，而是心甘情愿地供章永璘吃，供章永璘穿，并将他视为自己的丈夫。在复杂艰苦的现实环境中，她主动地、义不容辞地关心照料章永璘，乃至做起他的保护人。马缨花还有着贞女节妇般的勇敢刚烈，当章永麟试图怀疑她对爱情的忠贞时，马缨花一番从容决断的回答令人为之动容，“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割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这就是一种无私朴实的爱，一种忘我的爱 ，充满了崇高的献身精神。
《绿化树》写章永璘在四年强迫劳动中如何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章永璘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他在劳改时饥饿、赢弱，精神已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但他在饥饿中求生存，在女性的爱抚中渴求爱情，经过劳动人民的关怀与启示，学习了《资本论》，终于获得了精神上的营养。作品通过人物的一系列忏悔、内疚、自责、自省等内心活动的描写，礼赞“绿化树”般的中国劳动人民。
《绿化树》本身就是对历史背景的一种演绎，从中所透露出来的一切信息仿佛都在热情地赞颂着一种至纯至净的美好人性和理想人格，深情地呼唤着人类一直以来都在心中执着追求着的梦想，即一个由无私温情、平和、自由、平等的灵魂和心性所组成的理想世界。
一、对主人公心灵世界的深刻刻画。作者大胆进人当时还少有作家去表现的潜意识领域，表现被剥夺了基本生存权利的知识分子与“食”、“色”本能所展开的肉搏战，让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窥见自己心灵深处的丑恶，把章永璘敏感、痛苦的心理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不断地承受严厉的拷打和审问，在新时期反思小说中达到了少有的思想深度。
二、展现了粗犷苍劲的西部美学风格。小说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西北边地农场和乡村的自然景物、乡风民俗，更着力表现了大西北情歌高亢悠扬的美妙动人之处，加上它所刻画的充满野性之美的西部男女，渲染出质朴、粗犷、雄壮的西部风情。
《绿化树》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1984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
文学批评家吴亮《冷峻而灼热的心灵自迷一读张贤亮的新作〈绿化树〉》：在张贤亮的《绿化树》中，我们不难觉察到这两种历史正融贯着、交叉着。而凝集在那交叉点上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眷恋，一种没有怨愤的个人道德自省和一种追求真理的苦难历程。它以独白的形式，剖露了一个知识分子——诗人章永璘一的内心。这是一份冷峻而灼热的心灵自述。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孔范今《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绿化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的忏悔，章与马缨花的爱情关系事实上成为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的关系的一种象……从整体上看，张贤亮对历史的反思不仅仅通过人物命运表现历史的曲折，而且往往通过主人公自我的内省展开，小说主人公往往要在灵与肉的搏斗中“超越自己”，通过对自身的痛苦反省和拷问，努力寻求‘比活着更高的东西’，最终完成人格的蜕变和升华。
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文学理论家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下）：小说不仅应当“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应当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是张赞亮小说创作的立足点……这在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伤痕痛苦中的‘缺陷美”、粗犷质朴的内心美、大西北边陲的风情美。
《十月》编辑部编辑张守仁：在《绿化树》里，贤亮用他富有才气的手笔，描绘了落难知识分子章永璘(其实是他自己的身影)的饥饿心理。而马缨花这个妇女形象，尤其令人难忘。她的内心美，她那可悲的处境，以及苦难生活造就成的麻利能干、练达善良，一一跃然纸上。我个人认为：1984年第2期《十月》发表的《绿化树》，是他一生所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
张贤亮，当代作家，江苏盱眙县人。1955 年中学毕业后至宁夏银川干部文化学校任教。1957 年因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而被列为右派，遂遭受劳教、管制、监禁达十几年，其间曾外逃流浪，讨饭度日。1979 年9月获平反，1980年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1979 年重新执笔创作后，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中篇小说《土牢情话》《绿化树》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习惯死亡》。其中《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别获1980年及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