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党成为在野党以后，沃波尔与马尔博罗公爵遂渐成为托利党铲除及抹黑的目标。在1712年，才华横溢的博林布鲁克子爵指控沃波尔在任驻陆军部大臣期间贪污受贿；尽管这些指控出于政治仇恨而非事实，但沃波尔仍然被下院弹劾，而托利党员主导的上议院更势不可挡地宣布沃波尔罪名成立。沃波尔结果被判囚于伦敦塔六个月，而且还被驱出下院。庆幸的是，对于沃波尔的遭遇，社会大众多表同情，并认为他是不公审讯下的牺牲者，这使他很快就在1713年重新获选民选回下院。由于沃波尔被诬陷下狱一事背后由托利党的哈利（当时已为牛津伯爵）及博林布鲁克勋爵策划，沃波尔日后对两人极之憎恶。他发誓要对他的敌人进行报复。他的小册子《议会的短暂历史》十分猛烈的攻击了托利党内阁，没有哪家印刷厂愿意碰他。因此，沃波尔让人把一台印刷机搬到他的家里，把他的小册子印刷出来。最重要的是，他决心向博林布鲁克报仇。很少有什么誓言是如此忠实遵守的，也很少有什么誓言在政治上意义如此重大。

安妮女王在1714年驾崩后，根据《1701年嗣位法案》，王位由詹姆斯一世的孙女索菲亚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继承。由于《嗣位法案》将一些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安妮女王亲戚排除在继承名单以外，因此乔治一世的继位资格是存有一定争议的。亦因如此，乔治一世曾认为托利党反对他继位的权利，故他并不信任托利党。在1714年，乔治一世正式登基，这一方面标志着汉诺威王朝的开始以外，另方面亦标志着辉格党主导政坛长达50年的开始。身为辉格党员的沃波尔在1714年获委为枢密院顾问官，又获委到内阁出任军队主计长，这是政治上的最大奖赏，他这时已经是精通议会斗争的能力，无懈可击的辉格党人。其时内阁名义上是由哈利法克斯勋爵领班，但背后却由沃波尔的姐夫查尔斯·汤森勋爵及威廉·斯坦厄普勋爵掌握实权。另一方面，沃波尔亦获秘密委到一个秘密委员会，暗地对前一届托利党政府进行调查。当中，一些在1712年策划令沃波尔被下院弹劾的人士，都遭到委员会的政治清算，例如，牛津伯爵遭到弹劾，而博林布鲁克勋爵更被充公令充公家产。后来辉格党内部出现分裂，在汤森陷入阴谋而倒台时，他的盟友沃波尔坚持同他一起辞职，尽管国王乔治一世一再挽留。作为一名非内阁成员的下院议员，他领导反对党，他的权利显然很大，他不喜欢的任何政府议案都无法通过。

这时正值南海泡沫事件爆发，使公众对政府诚信破产，这时沃波尔成为公众瞩目的人物，他不仅素有善于理财的美誉，而且是当时辉格党中少有的反对南海公司投机的人物之一。他接受国王的委托，着手整顿南海公司，挽救能挽救的东西，其中，南海公司董事们的资产都被充公，以向事件受害者发放补偿金；另外南海公司的所有股份更被英伦银行及东印度公司瓜分。他重现分配国债，逐渐控制股票的下跌趋势，国家财政趋于平稳，结果，平息了公愤，保护了王室和辉格党的声誉。政府渡过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在1721年，下院即成立委员会调查事件，并发现内阁不少官员皆涉嫌贪污舞弊。当中受牵连在内的阁臣更计有财政大臣约翰·艾思拉比、邮政总局局长老詹姆士·克拉格斯、南方大臣小詹姆士·克拉格斯，甚至乎斯坦厄普勋爵及巽得兰勋爵等等。事后，克拉格斯父子两人羞愤自裁，其余人等都因贪污罪名被下院弹劾，艾思拉比更下狱囚禁。至于在沃波尔的影响下，斯坦厄普勋爵、巽得兰勋爵及部分人士最终没有被深究，结果沃波尔被舆论戏称为“包庇大臣”。

未几，巽得兰勋爵在1721年请辞，斯坦厄普勋爵亦在同年去世，沃波尔遂成为内阁最有权力的人物。在1721年4月，他进一步获委为第一财政大臣、财政大臣、以及下议院领袖三职。一般认为，沃波尔是由此展开其的首相生涯的，但事实上，他当时仍然要与其掌管外交事务的姐夫，即北方大臣查尔斯·汤森勋爵分享权力。此外，他们亦受到另一内阁要员南方大臣约翰·卡特雷勋爵的要挟。

英国国会制度确立之初，财政大臣权利很大，有授予官职之权，能控制议会，左右政府。正是在担任首席财政大臣之际，沃波尔创建了内阁制度和首相职务，使英国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一世是德国人，他更关心汉诺威。他到英国之际，已经54岁了，他把英国王位看成他加强汉诺威侯国地位的手段。同时，他不懂英语，而他的大臣又不懂德语。内阁开会只能用拉丁语或法语。这样，国王经常缺席。首席财政大臣沃波尔经常代替国王主持会议，他依靠王室的信赖，操纵下院，控制内阁，独揽行政大权，有人称他为首相。当时，这可是一个污蔑讽刺之词，沃波尔也反对称自己为首相，可是，由于他长期执政，实际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一任首相了。而英王不参加内阁会议及首相领导内阁此后便成为惯例。内阁有了自己的首脑---首相，也意味着内阁开始摆脱国王的控制。内阁首相制由此形成。

沃波尔就任首相不久以后，揭发出一宗由罗契斯特主教弗朗西斯·阿特伯里策划的詹姆士党政变阴谋。詹姆士党人其实早在1715年及1719年先后发动过起义，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而这次阴谋败露亦使詹姆士党人再一次失望。至于托利党也深受政变阴谋困扰，该党领导人之一的博林布鲁克勋爵由于曾经同情过詹姆士党，结果他在事件发生后一度潜逃法国以免受审讯，至1723年才获英国当局准许返国。

此后，沃波尔与其阁臣的势力不断巩固，沃波尔煞费苦心办的一些事包括为这个人的儿子安排个职务，为那个人的侄子谋个生计，邀请某人在霍顿吃一次饭，关照要使某个夫人在恰当的时候得到一对雉等等，在他看来，事无巨细都要关心，而且要注意这种关心得到什么反应。对沃波尔来说，政治是全日制工作。虽然他为影响国会而使用贿赂手段从不脸红，但是腐化的主要源泉“秘密服务基金”在他执政时期从未达到过每年7.9万英镑，而这个数字低于光荣革命前的水平。至1724年，沃波尔与汤森勋爵最主要的政治对手约翰·卡特雷勋爵由南方大臣降职为爱尔兰总督，沃波尔与汤森勋爵两人遂完全控制了政府及内阁。在他们两人管治下，英国成功在1725年与法国及普鲁士订立条约，维系和平。这个时候的英国免于战争、免于詹姆士党的威胁、免于金融危机；相反，在经济的急速发展下，沃波尔亦渐得乔治一世的信赖。在1725年，为表彰其贡献，沃波尔获勋为巴斯骑士，翌年更勋为嘉德骑士，一时之间，无数殊勋为他取得了“气势汹汹的爵士”之名。除了他以外，他的长子亦早于1723年获封世袭男爵，可见沃波尔一家地位日重。

沃波尔对于政治斗争津津乐道，在辩论中总是振振有词，随机应变，于他的外表截然不同。但是他有一些原则，而且准备为这些原则而斗争，必要时甘愿吃败仗；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决心使英国在和平环境中发展繁荣起来。经历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的他知道，如果英国处于和平环境中，他就能把那些在土地税之下呻吟的乡绅从托利党方面争取过来；其实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必须同法国和西班牙建立友好的关系。总而言之，博林布鲁克的死地沃波尔坚持的正是博林布鲁克在安妮女王在位时奉行的托利党外交政策。他使英国处于和平环境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他最后失败了。

在1727年，乔治一世驾崩，而在其子乔治二世登基继位后，曾一度有舆论认为沃波尔将不出数日内被免官。因为新国王本来就不喜欢他的父王，并把他父王的大臣沃波尔看成是个恶棍。沃波尔为了驱车赶到里士满向新国王报告这个噩耗累死了两匹马，可是新国王却告诉他以后听从斯潘塞·康普顿的命令。但是，并非一切都完了，事实证明，康普顿能力太差，国王不得不召沃波尔入宫草拟国王的演讲稿，他机智的利用这个机会把国王和王后的经费增加了十万英镑，在满心欢喜的卡罗琳皇后的怂恿下，乔治二世最后没有罢免沃波尔；而尽管乔治二世不喜欢汤森勋爵，但他亦仍然成功留在内阁。在乔治二世登位最初数年，虽然沃波尔与汤森勋爵继续在内阁分掌权力，但沃波尔已渐渐明显成为主导内阁的一位。同时，两人亦不时就外交事务出现争吵，其中又以对普鲁士的事务分歧最为严重，不过当时决策权大抵已落入沃波尔手上。在1730年5月15日，汤森勋爵正式从内阁退休。

汤森勋爵离开以后，沃波尔在往后数年成为内阁唯一的领导人物。除了得到卡罗琳皇后的信任，沃波尔亦渐渐重新得到乔治二世的信任。在得到两人的支持下，沃波尔能够自由任用皇家任命权，并因应其政治需要而给予各类任命、以至于给予殊勋。沃波尔能够自行选定内阁人选，并可以迫使内阁阁臣达成一致共识。由于沃波尔所享权力以往在内阁无人能及，所以他才会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位“首相”。

沃波尔地位之所以稳固，除了他善于辩论和具有个性感染力之外，还在于他懂得如何使用赏赐。然而，作为一位财政专家，有一种力量他应该能够做出估量：伦敦金融界的财力---博林布鲁克曾经谴责过它，但是伦敦财界仍然预期能打赢一场欧洲战争，并把它视为一种牺牲西班牙和法国之类殖民强国利益为代价、为英国货物找到新的原料来源的冒险事业。

在一段时期里，看来只要谨慎，也就是实行中立和谈判的政策，就足以保卫英国的利益和塔新教徒王朝的利益。人们只要数一数英国各港口装卸货物的轮船，就能对英国的繁荣怀有信心。土地税——就地主而言，他是说明国家富有程度的关键指数——一直不高。然而。英国的海军和陆军力量在衰落，法国却有能力通过詹姆斯二世党人来损害英国，它的这种能力比沃波尔承认的要大的多，1745年的叛乱最终证明了这一点。

他在财政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实在的，也是相当大的。他减少了应付的国债利息，并建立了偿债基金，以偿付因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而积累起来的债务。他的年度预算经费不高，而且能以三厘的利息借款。他的财政制度比较合理也比较有效，因此大量逃避关税的现象减少了。他的赋税政策的主要倾向，是把财产税转变为商品税，因此，到1731年，土地税减少到对每镑收入征收一先令，比征税的高峰时期减少了四分之三。实行这种政策的总的效果，是鼓励英国的出口和生产出口所需原料的进口。使英国经济成为欧洲最繁荣的经济，这并不完全是沃波尔的功劳，但是公正的说，他至少有一部分功劳。有一项财政措施他不肯采取，他不愿向美洲殖民地征税。他在1739年说：“老英格兰已经反对我了，你们以为我还能让新英格兰也同样反对我吗？”

他既不是宪法改革者，也不是大的立法计划的制定者。作为一位不倦的行政长官，他只是完善了他创建的议会机器，并利用它顺利的保持他的权利的连续性。至于其他方面，“我不是圣人，也不是改革者。”在他看来，搅乱社会这池本来平静的水是不明智的。他说：“让熟睡的狗去睡吧！平静的东西就不要去惊动它，”不要惹是生非。国际和国内的这样一个和平时期不会是没有尽头的他如果想到过这个问题，大概会耸耸肩，笑一笑表示承认。

与此同时，他坐在议会里，上衣上佩戴者闪闪发光的嘉德勋章（1726年授予），警觉而泰然的听着议员辩论，偶尔插一两句话，谈吐并不高雅但是尖锐而辛辣，同时盘算着那些人他有理由得到他们的赞成票，那些人必须哄骗和说服，那些人是危险的人物，但是他在内心里是理解他们的。

沃波尔多年来不断取得成功，安全有保证，因而他的社会生活范围也不断随之扩大。每年11月，他总是要在霍顿举行一次诺福克盛会。每逢这个时刻，经过精心挑选的大批宾客就聚集在那里，对付沃波尔的一窖上等红酒和勃艮第酒。有一年给一家酒商退回的空瓶子就有6480个。一位客人写道：”我们这伙人很快膨胀成一大群人，因此我们入席时往往是一个三十多人的小宴会，大家尽情享受牛肉、鹿肉、天鹅肉、火鸡肉等等；通常畅饮的是红酒、浓啤酒和混合甜饮料……在公众场合，我们为王室成员的健康祝酒，谈论时局，培植名望；私下里，我们制定计划……“政治计划，确保政府稳定和王国繁荣的计划。

在打猎的季节，他住在里士满，一有机会就去诺福克练习射击或带着猎犬骑马打猎。据说，他的邮件到来时，他首先打开的信是他的猎场看守的报告。他一生中说话一直带着诺福克口音。但是，如果把他描绘成除了喜欢他那一群猎犬、他的情妇和喝着红葡萄酒谈些猥亵的话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爱好的强健乡绅，那就低估他了。在管理议会同时，他还收集了英国最好的私人藏画。据认为，他的这些话价值十万英镑；鉴于其中包括提申的几幅、拉斐尔的几幅、鲁本斯的一幅、荷尔拜因的一幅、蒲桑的一两幅，这个钱数可能差不多。他儿子遍游欧洲大陆之后，满载艺术品而归。沃波尔为这些画总共付出了三万英镑。其余部分都是各国大使和猎官者送的礼品。沃波尔死后，他的孙子因生活奢侈被迫把大部分藏画以4508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女沙皇。霍勒斯特别生气，因为他的侄子拒绝拿出任何卖得的钱来偿付他父亲的债务。他说：“这种行为在破坏它的荣誉和人民对他的爱戴。一个疯子曾在一些坏人煽动下烧了他的以弗所。现代这些画大部分陈列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里。此外，沃波尔选择了威廉·肯特最漂亮的一套家具装饰他的住宅。他是鉴赏力极强的人。

当然，反对他的和平政策的势力迟早会抬起头来，并发展成为强大的力量。他可以控制下议院；在大部分时间里也能控制核心的大臣们。在他喜欢冒险的姐夫汤森辞职后就更容易控制了；但是伦敦的金融界总是不安定，他们要求实现一项可能带来更广阔市场的比较富于侵略性的政策。而野心勃勃的一代青年政治家正在成长起来。

沃波尔一方面在内阁享有无上权力，但另一方面却结下不少政敌，而最主要的政敌包括有托利党的博林布鲁克勋爵及辉格党的威廉·普尔特尼（普尔特尼因为沃波尔不让他入阁出仕而心怀怨怼）。博林布鲁克勋爵与普尔特尼两人曾合资出版一份叫《工匠》（The Craftsman）的期刊，大力对沃波尔推行的政策进行抨击。除了他们以外，沃波尔也常常是讽刺作品挖苦的主角，著名剧作家约翰·盖伊就曾经在其著作《乞丐歌剧》中讽刺沃波尔，并将他与积犯强纳生·威德加以比较。沃波尔其它的政敌还计有乔纳森·斯威夫特、亚历山大·蒲柏、亨利·菲尔丁和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等。

尽管树立不少政敌，但由于沃波尔采取避免战争的政策，进而成功维持低税，使他始终深得下院及普遍民众的支持。在1733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时，沃波尔就成功游说乔治二世不要派兵到欧陆参与战争，从而使英国免于战争负累。曾在哥廷根勇敢作战的国王自以为很有天生打仗的天才；首相的和平思想使他失去了一个荣耀的生涯；他常常一小时一小时的同首相大谈军事问题。不过，卡罗琳王后是受沃波尔影响的。他对卡罗琳王后说“夫人，这一年欧洲有五万人惨遭杀戮，其中没有一个英国人。”在同年，为了解决严重的走私避税问题，以及堵塞漏洞，沃波尔计划将烟草及酒由过往征收关税改为徽收国内货物税，并且由以往在港口抽税改于批发点抽税。沃波尔的建议引起全国极力反对，反对派甚至联结全国商人对建议加以声讨，最后沃波尔唯有在下院对草案进行投票前夕撤回建议，事件才得到平息。这次事件对沃波尔的影响力一度构成很大威胁，而他则在事后辞退有份反对建议的阁臣，但这样反使到更多的辉格党员转投反对派阵营。

在1734年下院大选以后，沃波尔一派仍然成功维持下院的多数优势，但优势已比以往收窄，而他的声望在此后更不断下滑。在1736年，下院通过增加毡酒的税率，结果引发伦敦街头出现动乱。同年在爱丁堡，有群众因为不满禁卫滥用职权，血腥镇压示威民众后获得英皇特赦免罪，最终在当地爆发严重的波蒂厄斯暴动。虽然历经暴动，但沃波尔依然保持在下院的多数优势，并成功拒绝约翰·巴纳德爵士有关调低国债息率的建议，以及在1737年游说国会通过《牌照法案》，对伦敦的剧院进行规管及审查。《牌照法案》对剧作家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他们以往专门讽刺政府的戏剧，在法案通过后都要受到审查。

在1737年，卡罗琳皇后逝世，她的去世没有动摇到沃波尔对乔治二世的影响。但尽管乔治二世对沃波尔愈加信赖，但他在政府的领导地位却愈受挑战。而随着韦尔斯亲王腓特烈与父皇日渐疏离，一群比如老威廉·皮特和乔治·格伦维尔等等称之为“小爱国者”的新进政治家投身加入到威尔士亲王的反对派阵营，并逐渐形成一股抗衡沃波尔的主要政治势力。

沃波尔在任后期未能够维持避免战争的政策，成为了他失势的一大导火线。根据早于1729年签订的《塞维尔条约》，英国同意不与西班牙在北美洲的殖民地进行贸易，而为了履行条约，条约允许西班牙在其殖民地领海范围内登上英国船只进行巡检。可是后来两国却在西印度爆发贸易纠纷（有关纠纷是指一名叫詹金斯的英国商船船长于西印度被西班牙当局人员登船巡检时割下耳朵），沃波尔起初曾极力阻止开战，但其主张遭到了乔治二世、下院、以至部分内阁阁臣的反对；鼓吹战争的潮流在伦敦商界变得十分强大，及至1739年，备受各方压力下，沃波尔迫于无奈地放弃和解，决定开战，引发詹金斯的耳朵战争。按照现代的做法，首相在发动战争这样大的问题上如果同内阁意见不一就会辞职。但那个时代，这种原则还没有确立，因此，沃波尔遵照老式的原则，把自己看成是国王的第一仆人，应该忠于职守，只要还能为国王管理议会事务，他就留在他的职位上。

在英、西开战以后，沃波尔的影响力仍然富戏剧性地下跌。在1741年的下院大选中，虽然沃波尔一派在不少选区都获得普遍选民支持，不过在“口袋选区”却遭遇连番挫折（口袋选区是指那些由地方权贵内定或操控人选的选区）。大抵而言，沃波尔一派在英格兰及韦尔斯地区的下院议席皆有增长，但议席的增长未能够弥补他们于1734年及今次大选在康沃尔地区失去的议席。由于威尔斯亲王弗雷德里克王子本身兼领康沃尔公爵的头衔，因此康沃尔实为他的领地，而领地内选出的下院议员大多都听命于威尔斯亲王，对沃波尔则心怀敌意。此外，在阿盖尔公爵的影响下，沃波尔在苏格兰亦失去不少议席。综合而言，鉴于大选后很多新议员的政治意向不明，因此我们很难断定沃波尔在大选后所得的确实多数优势，不过一般当代历史学家则推算他在下院仅余14至18席的些微优势。

在新一届国会中，不少辉格党员都认为年老的沃波尔已再不能够带领政府，以及处理战事，而他在国会的多数优势亦已经大不如前，支持他和反对他的人士皆势均力敌，形成不相伯仲之势。在1742年2月，下院就威尔特郡奇彭纳姆一场补选是否遭受不法操控展开辩论，沃波尔等人遂同意借此事当作他的不信任动议。最终沃波尔在投票中被挫，他的儿子霍勒斯写道：“那是一个非常吃惊的场面，病人和死人都被从四面八方抬来投票、威廉·戈登爵士被认从病榻上抬来，头上还有个水疱呢。”事后沃波尔同意从政府辞职。为了答谢其贡献，1742年2月6日乔治二世晋封他为奥福德伯爵，并赐他年金四千英镑，成为上院议员。他同莫利的私生女儿也获得了伯爵女儿的地位。五日后，沃波尔交出印信，正式辞官。他的辞职成为一个先例，每当内阁失去下院的支持时，这个内阁及其首相必须辞职。

奥福德伯爵退仕后，首相一职由已成为威尔明顿伯爵的斯潘塞·康普顿接任，但实权则握在约翰·卡特雷勋爵手中。此外，维明顿伯爵政府曾设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前任政府曾否有任何贪污徇私或政策失当的问题，但最后没有发现。退仕后的奥福德伯爵依然对乔治二世起很大的影响力，虽然他已不再任官，但乔治二世却仍经常就每事咨询于他，使他被舆论称为“布幕后的官员”。在1744年，在他的协助下，卡特雷勋爵成功被逐出内阁，并让亨利·佩勒姆成为首相。

奥福德在1745年3月18日卒故于伦敦阿灵顿街家中，终年68岁，死后其遗体安葬于家乡霍顿。奥福德死后，其伯爵爵位由长子乔治继承，后来又传予乔治的独子。乔治的独子死后，伯爵爵位复由奥福德另一位儿子霍勒斯·沃波尔继承，霍勒斯·沃波尔是著名作家及诗人托马斯·格雷的朋友。霍勒斯在1797年死时没有子嗣，伯爵爵位遂归于断绝。

沃波尔在1700年7月30日娶凯瑟琳·肖达（1682年－1737年8月20日）为妻。凯瑟琳的父亲约翰·肖达爵士（Sir John Shorter）在肯特郡是富有的商人。沃波尔与凯瑟琳共育有两女四子，当中包括：

· 罗伯特·沃波尔，第二代奥福德伯爵（1701年－1751年3月31日，育有一子）

· 凯瑟琳·沃波尔（1703年5月13日－1722年10月22日，死时未婚）

· 霍雷肖·沃波尔（1704年－1704年7月24日，夭折）

· 玛丽·沃波尔（约1705年－1732年1月2日，育有两子）

· 霍勒斯·沃波尔，第四代奥福德伯爵（1717年9月24日－1797年3月2日）

· 爱德华·沃波尔爵士（约1720年前－？，育有一私生女）

当他功名显赫时，他的婚姻生活却由于感情破裂而结束。事实上，人们怀疑他的小儿子霍勒斯根本不是他生的。他热烈的追求女人，最终在1724年找了一个情妇，他叫玛丽亚·史吉雷特（1702年－1738年6月4日），她生于伦敦，是一位出生名门的爱尔兰女子。据说，沃波尔为这位女士的贞操花了六千英镑，不久他们就在里奇蒙、家乡霍顿及伦敦的社交场合公开地一同出现。在有生之年她同沃波尔生活的很愉快，并有一个私生女，凯瑟琳在1737年卒故后，沃波尔立即娶玛丽亚·史吉雷特为妻，她给他带来了三万英镑的嫁妆。然而，玛丽亚在婚后三个月因流产致死，事件对沃波尔构成很大打击。值得一提的是，剧作家约翰·盖伊在1728年所著的《乞丐歌剧》中，莫利与麦克白两角正正就是讽刺玛丽亚与沃波尔两人的关系。

沃波尔对18世纪前半期的英国政坛具可谓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其主要对手托利党长久陷于分裂，仅为一个势力单薄的小政党；相反，辉格党则成为了在当时领导英国政局，无可比拟的主要政党。不过，沃波尔对政治的影响对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发展却没有多大的帮助。沃波尔在任首相之时，他主要取信的是君主，国会是否支持并非首要考虑；至于他对政坛的影响，亦主要出于他个人的人际网络，而不是他的官位本身具重要影响。相较而言，继他以后的几任首相，由于缺乏了沃波尔那些个人因素，他们大多十分脆弱，欠缺实权。首相一职完全发展成具重要性及影响力的格局，要待沃波尔辞官后几十年才开始成形。

在治国方面，沃波尔在任期间长期采取维持和平的政策，使英国的经济得以繁荣稳定。他没有为英国征服什么地方，但是他给了他们和平、自由和安逸；三厘利息的借款差额差不多与票面价值相等，小麦每夸特只有六英镑二十先令。此外，在他的带领下，汉诺威王朝得以在英国生根，而詹姆士党的势力则被有效打压。沃波尔下野后不久，詹姆士党人在1745年发动起义，有关起义被镇压后，詹姆士党在英国的势力终告被彻底粉碎。毫无疑问，这是平凡的成就，不过对沃波尔来说，这些成就却非同小可。他缺乏伟大扩张政治家的气魄和伟大改革家的高度热忱，但却具有几乎达到天才地步的常识、坚强的意志和勤奋工作的热情。

沃波尔与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也有着密切关系。唐宁街10号本是乔治二世在1732年送赠予沃波尔的私人礼物，但沃波尔只愿以第一财政大臣的名义受礼，因此理论上唐宁街10号是第一财政大臣的官邸，而第一财政大臣这个官衔在今时今日已多为首相所兼领，所以事实上那里已经是英国首相的官邸。沃波尔在1735年9月22日正式迁入唐宁街10号，但由于那里并不宽敞，曾有不少首相宁可选择居于自己豪华宽敞的宅第，也不居于唐宁街10号。

头衔

以他命名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