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由华西大学转到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任校部委员，外语系教授、及心理学、公共课教研室主任。还兼任四川心理学会理事、秘书长、顾问。

1977年因年高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立即在成都科技大学外语教研室、四川大学原子能所外文编译室任教，协助培养外语教师、出国深造的科技和外事工作人员。继后又受聘为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兼职教授，并承担该所和校领导对外学术交流的函件及合作协定的翻译任务，为完成教育部POI项目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0年三月，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民进四川省委员会顾问和成都市委联络员。

罗忠恕是一位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哲学、心理学学者，他熟悉英语、还懂法语、德语。对实验心理学、希腊哲学、荀子哲学、哲学与现代教育等有较深研究。他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勤于著述。写有较多的论文，曾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重要的有《孟子的心理学思想》、《荀子的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英国的教育概况》、《中国古典心理学》、《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道家哲学老子和庄子》、《王充及其评论》、《墨子与墨家哲学》、《孔子——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国传统的人权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孟子”、“荀子”条目。

他写的《康德》一书，收入《万有文库》，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重要译著有《世界各国基本情况手册》、《希腊哲学译述》、《成都画册》、《中文译英文》。

他在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工作期间，撰写了《学习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体会》、《中国人口思想概述》、《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的心理学问题》、《怎样提高我国人口质量》、《加强人口研究、普及人口教育、注意心理因素》等质量较高的论文，发表在历年四川人口学会《论文集》上。

推动成立“东西文化学社”

罗忠恕在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也有较大贡献。他少年时代，就热爱祖国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

出国期间，深感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他认为“文化是推动社会前进，为人类谋福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能实现东西方文化交流，就更有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1939年11月，在英国牛津大学倡议成立“中英大学文化合作委员会”，得到该校校长、院长、教授的热情赞助。后来又在剑桥大学由李约瑟博士约他会见剑桥大学的校长、院长、教授多人，成立了“剑桥大学与中国大学合作委员会”。

1941年，他约请李约瑟博士来成都讲学，并为李约瑟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收购中国古籍数千册。现在李约瑟已在剑桥大学修建了一个中国科技史图书馆。

1942年与名教授蒙文通、顾颉刚、钱穆等人在成都组织“东西文化学社”，他被推选为社长。任职期间，他约请国内学者张东荪、冯友兰、梁漱溟、邵子力诸人，以及国外学者泰戈尔、罗素、杜威、爱因斯坦参加“东西文化学社”，亲自主持学术讲座，交流东西文化。后又得到刘文辉的赞助，在成都华西后坝购置了学社社址，成立东西文化交流所。并以该地为中心，经常集会讨论有关世界学术和文化交流问题。

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制订联合国宪章时，“东西文化学社”起草了有关联合国文化交流意见书，提出教育、科学、文化合作规划。意见书由我国代表团散发给出席该会的各国代表，其主要建议在联合国宪章中都得到了体现。

建国后，党和国家重视文化交流，罗忠恕有机会参加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他先后接待了来华访问的加拿大一大学校长苏维廉，加中友好协会会长云从龙，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文幼章等人。交换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大学教育课程设置和有关图书仪器的意见；介绍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国家对退休人员的优厚待遇等情况。

1949年，他在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担任教学及研究工作，有更多的机会接待外国来访的学者，交流有关学术、教育、文化及人口问题的意见。1980年以来，美国哥伸学院每年均送二十二名在校学生到四川师范学院学习，他每年都为这些留华学生讲中国古典哲学和心理学，深受欢迎。

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制订联合国宪章时，“东西文化学社”起草了有关联合国文化交流意见书，提出教育、科学、文化合作规划。意见书由我国代表团散发给出席该会的各国代表，其主要建议在联合国宪章中都得到了体现。罗忠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自不必言说。

1947年5月28日，罗忠恕在李约瑟博士的陪同下前往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赫胥黎聘请他担任该组织的哲学顾问。在这期间，罗忠恕以题为《中国传统中的人权思想》的论文，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中国教授的人权观。文章是用英文写成的，罗忠恕的女儿、四川大学教授罗义蕴摘译过其中一段，其文如下：“生存权与环境保护有着密切关系。物质资源不能浪费，每一个人从社会中取走需要的东西时也要对社会作出贡献，不能以懒惰来侵占别人的劳动。自我表现权实际上是自立、自尊。每一个人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社会进步靠每一个人的表现。而享受权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社会和内心的。内心世界的平静，工作与闲暇的合理分配，文化、美学、宗教、求知都要得到满足。宗教与宗教之间要提倡容忍，对无神论者也要有容忍精神。”该文1949年被收入联合国《人权论集》。

1947年12月16日，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生主任邀请罗忠恕于当日上午到研究所与世界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会晤。罗忠恕写了两篇回忆文章，两篇文章均讲述了罗忠恕与爱因斯坦谈话的具体内容，涉及科学应为人类造福、善与恶等话题。其中，《与爱因斯坦先生的谈话》一文1948年载于《观察》第3期第20卷。罗忠恕在文章回忆说，爱因斯坦先生和祥的容颜、谦恭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话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临别时，罗忠恕还和爱因斯坦合影，作为纪念。

罗忠恕于1979年3月22日在《成都日报》上发表文章《忆与爱因斯坦的一次会晤》。

罗忠恕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遭受残酷迫害，但却坚信党总有一天能把问题弄清楚，重登讲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给他落实了政策，他心情愉快，多次表示要在有限的晚年，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刻，他在民进刊物上发表了《党，我的母亲》诗作，向党倾诉了自己的一生，表明了自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决心。

罗忠恕不为名，不图利。退休后在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等校任教，全尽义务，不计报酬。一九八〇年还捐赠现金一千元办学。他治学勤奋、严谨，曾荣获四川省优秀科技论文奖、四川省科技协会先进工作者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佩。

罗忠恕在病中仍然勤奋工作，眼睛几乎失明，还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搞翻译，直到病危通知书已送到家里，他还在写，不停地写……，实现他生前的誓言：“我要一直工作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