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雅克离开日内瓦回到巴黎去完成他的使命时，他的形象在所有人眼中都变得更加高大了。他的发展是道德上的而不是理智上的；他的行动并没有导致巨大的结果，但是他却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关于巴黎在七月最后的日子的描写，和在这种紧张气氛中动摇于希望和绝望之间的雅克的描写，可说是马丁·杜加尔小说中真正的杰作。从群众所起的作用来看，小说复活了和重新唤醒了这段时期的历史。但是，正像几乎经常发生的那样，这种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群众是没有能力的、盲目的，并且在小说里比通常更不熟悉酿成这场悲剧的政治游戏。作者本人似乎并不更特别熟悉内情，但他是宽容的、通情达理的，他的叙述就其内容而言，是真实的。在这种令人惶惑忧虑的背景中，出现了一段性质完全不同的插曲。这是一段虽然短暂但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插曲。雅克再次遇见一位年轻的姑娘，几年前他几乎爱上了她，但却从她身边逃走，就像他从其他一切事物逃走一样。这次，真诚爱情的火花在他们中间点燃了。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是小说里最富有含义的插曲之一。正因为这段插曲是局限在小说那些迅速飞逝的日子的范围里，作者才更深沉地感受了它并且完美地表达出了它的全部纯洁的美。这个插曲只延续了极为短暂的时间，但已足以使它获得单纯的悲剧美。

雅克的全部政治幻想被宣战一下子打消了，但他又为自己重新创造了新的幻想，它来自他的绝望和牺牲决心。他来到前线，想在一架飞机上向两支敌对军队呼吁，用这种办法制止大战，他想启发两支军队共同起义，决心推翻禁锢他们的列强政权。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巴黎和他所爱的女人。

这次冒险，和他第一次逃出社会一样，也打上了中学生式的浪漫主义和缺乏现实感的烙印。但雅克仍以他通常的旺盛精力实现着自己的计划。他的革命呼吁书在瑞士印刷好了，飞机和飞行员都已准备就绪，于是这次远征便开始了。它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他刚刚飞到战场上空，这架飞机和它装载的全部东西，包括人和一捆捆纸张，便一同坠毁了。雅克被摔伤和烧伤，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坠落在后撤的法国军队中间。这时他的全部知觉只限于模糊的失败的辛酸感，和难以忍受的无边的肉体痛苦。最后，一个不耐烦再拖着这个倒霉鬼走下去的同胞用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辛酸和痛苦。这位同胞认为他反正是个间谍。

很难想像有什么悲剧的结局比这种结局更严酷、更辛辣，有什么对失败的讽刺比这种讽刺更无情。但是马丁·杜加尔并没有把自己的讽刺指向他的主人公。也许他想表现的是和理想主义倾向对立的人间事变的野蛮和残忍，他的悲愤在这儿肯定是有理由的，但是整个插曲的叙述是冗长而细微的，它精确得几乎使人难以忍受。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了两篇小说：《成功》（1910年）、《让·巴洛瓦》（1913年）。1916年回到巴黎，从事戏剧活动。1920年春天开始酝酿长篇巨著《蒂博一家》《蒂伯一家》共八卷——《灰色笔记本》《教养院》《美好的季节》《诊断》《小妹妹》《父亲的死》《1914年夏天》《结尾》，从1922年开始写作，直到1940年全部完成。1937年以《蒂博—家》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由于在他的长篇小说《蒂博一家》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和真实性。这是对人类生活面貌的基本反映。”

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可以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及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等其他长篇小说媲美，它进一步扩展了自传体小说和家族小说的写法，从家庭着手着重再现现实社会，以其历史文献式的真实记录，曲折感人的戏剧性情节，精细的心理描写和对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反映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在二十世纪初的变迁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除上述作品外，马丁·杜·加尔还写过触及当时讳莫如深的乱伦问题的小说《非洲秘闻》(1931)，反映法国农村生活的讽刺小品《古老的法兰西》(1933)以及作者因年老体衰未能最后完成的长篇小说《穆莫尔上校的回忆》。杜加尔对戏剧创作也有浓厚的兴趣，曾发表过反映农村生活的笑剧《勒鲁老爹的遗嘱》(1914)和《大肚子》(1924)，还有描写性压抑的剧本《沉默寡言的人》(1932)等，但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在戏剧创作上，他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