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杨潮任左联宣传干事，参加文艺理论研究会。同年秋，左联宣传部长任白戈改任秘书长后，杨潮为左联宣传部负责人。在此期间，杨潮以杨丹荪笔名翻译《今日之苏联》一书，全面介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34年9月，杨潮的译作《马克思论文艺》刊登在《文艺新地》创刊号上。这篇译作，从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把有关文艺的论述摘译出来，经过梳理成为体系，便于青年文艺工作者学习、理解，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杨潮的译著《马克思论文艺》可谓是雪中送炭。同时，杨潮还写了大量杂文和特写，如《从孟姜女到渔光曲》《哲学家的风度》《心理的俘虏》《打倒文学》和《包作饭》等。

《包作饭》是杨潮深入到上海一家纱厂，了解童工生活后写出的。杨潮用自己亲眼所见到的事实，描绘了一幅女童工吃不饱，还要挨打挨骂的人间惨剧。他写道：“她们的面孔干瘪，额角和颧骨三角式突耸着，两眼和一嘴凹成三个坑，简直是活骷髅呵。别的似乎很胖，但仔细一瞧，便知是浮肿，青一块黄一块，像烂透了的黄桃子。”“一个个女童饿着肚子，噙着眼泪，在那伙男监工的皮鞭下，拖着半死半活的身躯，摇摇晃晃地上工去了。一个女童工因饥饿昏倒在地上，男监工就挥动着皮鞭抽打着……”。读来催人泪下。

1935年，三八妇女节这天，上海著名的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在文艺界引起了很大震动，许多文化人士纷纷写文章，揭露和抨击旧社会。杨潮也写了一篇题为《心理的俘虏》的杂文，认为阮玲玉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颇为相似。因此，他大声疾呼：“在中国黑暗的国土上，像安娜·卡列尼娜、阮玲玉这样悲惨命运的女子何止万千，而这种悲剧正继续着，其悲剧更可悲啊!”他满怀激情地呼唤中国妇女，不要做心理的俘虏，要从封建的“三从四德”、“人言可畏”等形形色色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冲破一切束缚妇女的精神囚笼，走上谋求妇女真正解放的革命道路。

1935年秋，杨潮为了到广西开辟工作，辞去了铁路局高级职员的职务，与夏征农等到桂林，在陈望道主持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成为有名的文化城，那里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人，是新闻、出版、文艺等各项文化工作开展的最活跃的地方。陈望道、夏征农、杨潮、邓初民等都是进军广西的先行者。杨潮在桂林期间，仍然像在上海左联那样忘我地工作。他的政论文《现阶段学生运动的检讨》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是在桂林写成的。

1936年6月，杨潮从桂林又回到上海，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从事电讯翻译工作。根据党领导的抗日运动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杨潮转而研究新闻时事，开始围绕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撰写军事评论和国际政治论文。杨潮与艾思奇、夏征农等合编《新认识》半月刊以及《文化粮食》半月刊，他自己还主编《国际知识汇编》，邀请恽逸群、邵宗汉、冯宾符、郑森禹等写分册；与夏征农等共同编辑《抗战文库》。他在《新认识》上，连续发表了一组《国际科学讲话》，包括《科学的国防与国防的科学》《献给全国科学家》《科学家到前线去》等，激励科学家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杨潮还利用在苏联塔斯社工作的有利条件，先后撰写了三本书：《中国抗战与苏联》《苏联的国防》《日苏必战论》，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苏联以及苏联的对外政策，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7年底，上海沦陷。上海许多左翼作家和青年学生纷纷到延安去，杨潮和许多同志的心情一样，时刻都想着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然而，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组织要他在上海坚持斗争。在坚守“孤岛”的两年期间，杨潮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新闻工作，成为国际新闻战线一个坚强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他积极协助以外商名义办的《导报》《译报》《译报周刊》，为这些报刊撰写社论、专论，分析抗战形势，鼓舞抗战必胜信心。他的《张伯伦的放火政策》《两年来的中日军事》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与此同时，杨潮还参与夏征农、艾思奇、夏衍等编辑《新青年百科丛书》，自撰《国防科学课本分册》，向青年介绍抗日救亡知识；并参与范长江等发起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杨潮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坚持在“孤岛”上宣传抗日救亡，因而遭到日伪势力的迫害，被汉奸特务追踪袭击，幸而机警脱险。1939年底，杨潮离开上海去香港。

1940年，杨潮在金仲华先生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任军事记者，开始用“军事记者羊枣”署名，撰写部分社论和大量评论。同时，杨潮为《世界知识》半月刊撰写国际政治、军事评论，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年初，日本新的米内光政内阁上台，叫嚣对侵华战争要实现新的战略。为揭露其政治阴谋，杨潮于1月写了《米内内阁对侵华战事的可能影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两面派的伎俩。9月，杨潮写了《一年来欧战军事的检讨》等长篇论文，分析欧战形势，指出帝国主义侵略者必败。皖南事变后，杨潮对国民党顽固派非常气愤，为揭露其反共投降阴谋，他与《星岛日报》编辑部的进步人士一起，坚持以公正客观的外电为主，报道事实真相，招致国民党海外部嫉恨，4月，被逐出《星岛日报》。

1940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局势变化诡谲莫测，人们更加迫切要求了解国际形势的发展，战争形势的变化。杨潮以“本报军事记者”的名义，为党领导的《华商报》撰稿。7、8两月，杨潮连续在《华商报》《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发表了《德苏战争的军事形势》《希特勒的梦》《决定人类命运的大战》《光明与黑暗的主力搏战》等有关苏德战场形势的军事评论，以独特的见解、精辟的分析，预言法西斯必败。1940年9月18日，杨潮与萨空了、俞颂华等办的《光明报》在香港创刊发行，杨潮出任《光明报》国际新闻版编辑，继续写作军事评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环境日益艰难。1942年1月，我国文化界在香港的知识名人分东、西两路逐渐疏散离港。杨潮随同大批知名的文化人来到桂林。根据大战形势的发展，杨潮在桂林撰写了《论太平洋大战》《太平洋暴风雨》两本书，全面论述了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形势。

1942年4月，经国新社介绍，杨潮到湖南衡阳任《大刚报》主编。在此期间，杨潮亲自发稿、翻译电讯、撰写社论和国际评论。他的论文，逻辑严谨，行文流畅，说服力强，得到多方面读者的普遍好评。在《大刚报》工作期间，工作之余，杨潮总爱跟同事谈形势的发展，谈工作经验，谈新闻写作技巧和要点，为报社培训了大批人才。他主持《大刚报》不到一年，报纸的发行量上升到日销万份，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和国民党恐惧。1943年5月，他以“左倾嫌疑”被报社辞退。杨潮离开报社后，并没有放下他手中战斗的武器。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杨潮经常为大后方的报纸撰写论文。如《魁北克会议以后》《太平洋战略攻势的开端》《敌寇的动向》等，这些文章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影响很大。

1944年6月，为加强东南地区革命文化工作，杨潮甘冒危险，从衡阳到福建永安，任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进入社会科学研究所后，一改该所过去从书本到书本的那种学院式的学风，面对现实，提出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科学研究。在他的策划下，办起《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作为发表研究成果和讨论学术问题的阵地。一份按周出版而容量多达三万字的刊物，其中相当大的篇幅靠杨潮供稿。该刊物只出刊39期，杨潮的文章就达55篇之多，每期至少一篇，最多达四篇。长篇大论如《黎明的欧洲》分四期才能刊完。

杨潮在永安的另一阵地，就是担任《民主报》主笔。自1944年8月至1945年7月近一年的时间，杨潮为《民主报》撰写论文79篇，大部分是关于世界战局的军事评论，其中11篇是论述我国抗战形势的。如《只有牺牲才能胜利》《如何加强军队的战斗力量》《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论准备反攻》等。这些文章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杨潮是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出发，针对我国抗战中存在的问题，呼吁国民党当局，坚持团结，准备反攻，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杨潮除在上述一报一刊上发表文章外，还有许多家报纸约请他撰文。如《东南日报》《联合周报》《改造》《民意》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潮为多种报刊撰文140多篇。

1944年夏秋之际，中国战场节节失利，而欧洲战场却频传捷报：苏军越过国境，展开战略反攻，向东欧和柏林挺进；美英联军也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解放了法国并迅速向德国进攻。这个时期，杨潮以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局变化，撰写了许多国际问题专论，评述行将结束的欧战，并对战后欧洲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预测。9月，杨潮写了《德国会投降吗?》，他断言：希特勒不会投降。事实证明，对德战争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2日，德国已成为一片焦土，希特勒最终也服毒自杀，苏军把胜利的红旗插到柏林的国会大厦的顶端，德国统帅部才不得不举起白旗。杨潮在他的长篇论文《从柏林到东京》一文中，科学地回答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日本可能投降。并根据科学计算，预计出日本投降的时间。杨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预测，虽然洞若观火，但是，一场大的文字灾难，正悄悄地向他袭来。

1945年7月，正值八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使特务大批逮捕进步的文化人士，第一批名单上有40多人，杨潮的名字也列在黑名单上。杨潮是美国新闻处的高级职员，特务们不便直接逮捕他。7月13日上午8时，他们借刘建绪的名义，约杨潮去省政府开会。杨潮进入会议室，感到情况有异。于是，他机警地将西装往衣架上一挂，装着去上厕所，若无其事地走出会议厅，然后急奔郊外荒山，潜伏山沟，爬行前进，直到深夜11点才到达认为可以得到保护的美国新闻处。这时他的衣裤已破损，满身伤痕，疲惫不堪。特务们久等不到杨潮，连呼上当，四处搜寻，终于得知杨潮已躲进美国新闻处。7月15日，特务们包围了美国新闻处，强要交出杨潮。尽管他的美国朋友出面担保，但国民党还是以“案情严重”为由扣押了杨潮。随后特务们将杨潮押到江西铅山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去了。

杨潮被关在铅山的一间小牢房里，酷热的暑天，牢房像蒸笼，杨潮在狱中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一切困难，从事翻译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埋头苦干，终于将美国作家克伦斯·戴氏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翻译完毕。后由夏衍作序，直到他死后的1946年11月才由生活书店出版。在狱中他还翻译了《今日之战争》《未来的战争》等。

杨潮坚信马列主义，特务们要他写悔过书，他严词拒绝了；特务们又威逼他加入国民党，他嗤之以鼻。利诱不成，特务们又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精神与肉体的折磨，终于使杨潮重病在狱中，却不能得到及时医治。1946年1月3日，杨潮自知死神临近，此时他已不能提笔，不得不请同狱的谌震代笔，给妻子留下最后的遗言：“强：我真不想死，因为有许多工作需要我做。现在我只希望你坚强的活下去，希望六妹再接再厉为中国学术文化多尽点力。我从事译著十余年，此刻回想起来，真觉得太少。我一向集中力量做当前的工作，并不曾打算先替自己留点永久的业绩，更没有想到就这样死了。不过总计这些年，写的东西如搜集齐全也有四五百万字，虽说算不了什么，总是我一生留下的脚迹，希望六妹为我集辑出版，那我也就不虚此生了……”。八天以后，也就是1946年1月11日早晨，杨潮去世了。

杨潮死讯传出，舆论哗然。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海《联合日报》等纷纷发表社论，抨击国民党当局对杨潮的迫害。上海文化名人联名发表向国民党抗议的声明。杨潮的胞妹杨刚在美国听到杨潮的死讯后，在《大刚报》上发表公开信，质问顾祝同，严词抗议，并指出他们要对杨潮的死负完全责任。杨潮的死，也激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强烈反响。美国新闻界的史坦因·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怀特等24人，从纽约致电国民党政府，对杨潮被迫害致死表示强烈抗议。

1946年5月19日，上海文化界和新闻界1000多人，在国泰殡仪馆举行杨潮追悼会，由郭沫若主持。会上，马叙伦、梁漱溟、许广平、金仲华、田汉均纷纷致词，对杨潮在军事评论上的远见卓识，作了高度评价，并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罪行进行了控诉。

杨潮著作有《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欧洲纵横谈》等。

1946年5月15日，上海各界人士一共一千余人，在国泰殡仪馆举行杨潮烈士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郭沫若主持，他愤激地晓：“我们誓和—切不民主、假民主、反民主的分子作毫不留情的斗争，完成死者未完我的任务。”接着是马叙伦、梁漱溟．熊佛西、金仲准、许广平、田汉等注追悼会上讲话。会场拄满了挽联。郭沫若送的挽联是：天下得澄清，党钢无端戕孟博

江南余瘴病，招魂何处哭灵均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送的挽联，概括了杨潮烈士革命的一生：

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

缧绁蒙冤，圉圄殒命，重重惨痛绝人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