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羽田亨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期间，数千学生参加了日本军，成为侵华日军战利品部队和细菌战部队的成员。2006年6月10日，现任京都大学校长尾池和夫博士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创设百周年纪念》讲话中说：“1943年11月20日，羽田亨校长在地域预备队学生入伍践行式上如下说：‘各位，安心走吧，再平安归来，大学的门一直为你们开着，在等待着你们。，……根据大学文书馆的调查，在学生入伍仪式上，京都大学有4500名在校生成为了日本军人。其中，文科的学生将近八成都成了军人。后来确认有260名学生死在战争中。”

1943年，羽田亨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45年，出任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1952年获法国儒莲汉学奖，1953年获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和文化勋章。1955年4月13日，羽田亨病逝。羽田亨之子羽田明教授也是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京都大学的教授

在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时期，羽田亨和他的两位老师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博士及他人，共同打造出了世界闻名的史学学派。而羽田亨作为东洋史学的两个分支元蒙塞外史和西域中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利用他精通十几种外语的语言特长，建立了西域学·敦煌学京都学派。羽田亨先后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西域文化史》《西域文明史概论》《满和辞典》(主编)、多卷本《敦煌遗书》(主编)、18卷本《明代满蒙史料》(主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主编)等，有些论文几乎就是独立的专著，如《元朝驿传杂考》《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后人为他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卷本《羽田亨博士史学论文集》。

羽田亨的学术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元蒙史的研究，第二是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第三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毫无疑问，西域史和敦煌学研究是他的学术事业的核心和顶点。

我们知道，元蒙史的研究是羽田亨起家的肇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蒙古窝阔台时代的文化》。成为一名东洋史家之后，他一直没有忘记对这个领域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学的振兴，《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西陲总统事略》《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等的刊印，为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家们研究元蒙史提供了系统的史料。

羽田亨在中国古典元蒙史料文献整理上迈出了一大步。他指导学生田村实造博士完成了多达18卷的史料的《明代满蒙史料》一书。他又先后撰写了《蒙古驿传考》《元朝驿传杂考》《元朝汉文明为态度》等论文。表现出对元蒙文化制度史专题研究的倾向。

请看羽田亨的名作之一的《元朝驿传杂考》Ⅲ中的相关考证：《元朝秘史》卷12所载，漠北施行驿传制度时，已置札木臣及兀刺阿臣于各驿。所谓札木臣者，其为Jamcl’n换言之，即掌握驿务的人名称。固不可待言也。兀刺阿臣为ularaoin，ulaoin之对音，或作兀刺赤(ularaoi，ulaoi)，ulara为驿马，ci系管护人的接尾语，其意不外乎驿马人。初似来自土耳其语，后讹为蒙古语。如此考证之后，则札木臣及兀刺阿臣的意思已经焕然冰释。

再如他对《经世大典·站赤一》中的“脱择能干官一员充脱脱禾孙”一语的考证：置脱脱禾于都会关要之地，以辨诘奸伪往来之使臣或押运。沙畹(Chavannes)氏尝解此语与Todotkhaktchi，即“说明者”(Explicateur)同源语，而白鸟博士解为Toqtora，即“定”或“止”义而加语尾一Sun之对音者，并谓似因此等官员止问往来人，故名。上引二说，均似有理，然余今从其职责上考之，以为Todotra即系“使之明嘹”(Deu—tlich machen，aufklaren)之语源而加一Sun之接尾者。此名见于史乘，如前所述，自中统元年(1260)始，然在《经世大典》中，前亦屡见验使臣之记事，是以吾人不妨为从前已置驿长及驿令人。

我想，以上两例足以说明他的元蒙史研究的特点和贡献之所在了。这些研究在史学方法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大量使用。元蒙史研究的难点，就在于语言文字的繁杂和混乱，涉及地域的广博和史料的残缺更是问题之问题。掌握了十几种语言文字的羽田亨，从事这一研究可说是得心应手。再如对“首思”一词的解读和文化制度史的考证研究，无不如此。

羽田亨在名作《西域文化史》一书中，他对蒙古研究列有专章《蒙古的中亚经略及其以后》进行讨论。他首先分析了蒙古政权占据西域地区的由来：

中央亚细亚地区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归蒙古所领。成吉思汗将所属领地分封诸子。他把阿尔泰山以西、准噶尔沙漠之北前乃蛮部所据之地分给了第三子窝阔台。他将此西一带直到阿姆河地区和天山南路，分给了第二子察合台。这样中亚细亚为此两汗国所领有。两汗国在各自的领地上使其族和部下住下来，从而蒙古族也像在其他领地一样广泛分布在这一地区。

然后，羽田亨特别分析并研究了蒙古贵族出身的帖木儿帝国建立政权振兴蒙古的统治过程：帖木儿是生于Kesh并受突厥文化教育的伊斯兰教徒。据说，他本来是蒙古族出身，按其家系与成吉思汗属于同一氏族。他的理想是统一分裂的蒙古，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他大致实现了这一理想：平定了波斯的伊儿汗国(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开拓的领地)和伏尔加河直到南俄的钦察牙国(成吉思汗孙拔都开拓的领地)，征服了据有小亚细亚的奥斯曼突厥，侵略北印度，与东察合台汗国联合，死在东征明朝的路上。

帖木儿一代完成了如此巨大的经略，实为历史上的一个伟观。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崛起于萨马尔罕即两河地方的势力。古来这个地方未曾出现过以此为根据地的强大势力。可看作历史的异例。从当时形势来看，四周无特别强大的势力，他从少数部落酋长中崭露头角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到统一了两河地方而羽翼丰满之后，再就没有能够对抗他的强敌。帖木儿之所以能完成其伟业，还因为他作为蒙古族的后裔而怀有恢复祖先故业的大志。

羽田亨还肯定了帖木儿废除波斯语而对弘扬突厥文学的贡献：　帖木儿虽为蒙古族系出身，如前所述，他和其属下却都早已突厥化，是在突厥文化中成长的人，认为突厥文化就是自己的文化。我们知道，帖木儿很羡慕他祖先成吉思汗的伟业，并以恢复其大业为己任，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完成伟大经略后，他毅然废除长期以波斯语著述的习惯(他也通此语)，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提倡突厥文学。这都是民族自觉和文化意识的发扬。该王朝时代遂成为察合台文学的鼎盛时期。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羽田亨也注意到了“敦煌出土的唐代汉文基督教经典中已有大概为粟特语音译的二三个名词，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使他随时能有所发现。

羽田亨的这一研究特色，在元蒙史学界立刻形成了一股风气。从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入手，对元蒙史进行文化制度史的研究和解读，从此成了中外元蒙史学界的一个重点研究路数。

羽田亨的西域史研究和敦煌学研究是紧密地结合成一起的。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远远超出当时狩野、内藤、滨田等博士，也绝非探险家大谷光瑞氏所能及。我们试分为几小点来说明。

日本人接触敦煌文献，羽田亨并不是最早的，却是收获最多的。当敦煌文物被晚清新疆巡抚何秋辇负责押运到北京后，没有马上直接交付清朝学部，而是直接运到了北京的家中。狡猾而老练的贪官何秋辇把敦煌卷子中那些篇幅较长的，截割为数段以充数。何秋辇手里就掌握了大批敦煌文献。这些珍贵文献后来被他的子女们秘密地出售给了专程来华寻宝的羽田亨。

对中国珍贵文献的搜求和占有，已经成了当时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家们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日常工作”了。每一个东洋史家都曾以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占有中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传世文物。《西域文化史》所披露的，就有红山文化玉器、殷墟甲骨文物、敦煌文物、宋元善本、杨守敬稿本《水经注疏》，等等。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及其他日本的著名大学之间，甚至展开了收购和占有中国珍贵文物的拉力赛。1935年12月《中央时事周报》刊登了《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一文，神通广大又深明此道的羽田亨并不甘心落后于他人，不想失去这个难得的掠夺中国文物的时机，于是他在日本企业界有实力的老朋友三岛总裁和武田总裁两位大企业家丰厚财力支持下，羽田亨亲自出面考察验证后，委托某位在华日本商人代为收购了李盛铎家中的全数敦煌文献。这两位财界大老，后来又出巨资在京都帝国大学建立了豪华而典雅的羽田亨纪念馆。

相关报道，请见《南方日报》的《苦寻十五年，李盛铎旧藏大宗敦煌文献日本露形迹》一文。1990年，荣新江教授在羽田亨的史学论文集中偶然看到一件经卷的照片上赫然盖着李盛铎的收藏印。1991年春天，在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的陪同下，荣新江走进了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他看到了933张羽田亨生前研究敦煌的文献资料照片，相当多的敦煌卷子照片上有李氏的收藏印，比较研究后认定，确实是敦煌卷子的真品。几乎同时，另一位日本学者落合俊典从京都大学牧田谛亮那里得到了意义重大的一部羽田亨手稿《敦煌秘籍目录》，共录敦煌文献432号，和北大李氏旧藏目录完全吻合!

羽田亨的研究特点，就是先从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人手，他对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其突出的贡献。他曾经对欧洲的这一研究方法进行过如下的总结：

欧洲比较语言学发达。18世纪末，欧洲学者热心研究梵语(印度古语)、赞德语(波斯古语)等，发现它们与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在词汇和语法方面有许多相同点。1786年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这种相同点出自共同根源的学说，实为此学说奠定了基石。1833年后，德国语言学家鲍朴(Framz Bopp)刊行了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古代斯拉夫语、德语等比较语法，建立了印欧比较语言学。据这种研究，欧洲现存语言(除巴斯克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等以外)都属于同一语系，与亚洲现存语言属于梵语系统的印度诸语、属于赞德系统的伊兰诸语(Iran与Arya为同一词源，为波斯称亚利安民族之用语)以及阿尔明尼亚语等有密切关系，都包括在所谓的印度一日耳曼语系。进而提出这些属于同一种的语言必有其本源之母语、说这些语言的人应出于同一祖先的学说。这种学说最初出现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中。他们根据梵语、赞德语是印欧语最古形式，提出亚洲尤其是中央亚细亚为该语言的摇篮地。如波特(Angust Pott)认为，由锡尔河、阿姆河两大河所灌溉的喜马拉雅山之北、里海之东的地方，为此民族的发祥地。此说至上一世纪著名梵语学家缪勒(Max M~ller)遂其大成，几成为当时学术界之定说。他把鲍朴等称作的印度一日耳曼语、法国英国学者称作的印度一欧罗巴语简呼为亚利安语。把这个原指印度伊兰语的名称用来总称印度一欧罗巴系的语言，并于1861年提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的祖先曾住于同一房顶之下的亚利安族，语言的同一形式保存在所有亚利安族中，认为在印度人、波斯人之祖先向南方和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条顿人、斯拉夫人等殖民统率者迁到欧洲海岸之前，亚利安人的一小部分大概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最高地，说一种尚未分化为梵语、希腊语、日耳曼语并有此诸语言方言胚胎的语山。

东京帝国大学的白鸟库吉，羽田亨的大学时代导师，也是位精通十几种中国边疆地区和中亚地区语言和文字的历史学家。

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种类繁多，解读十分困难，不少语言文字已经消亡，成了死文字。比如著名的《郎君行记碑》的文字，究竟是何种文字，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1925年，羽田亨发表了《契丹文字之新资料》一文，第一次揭示出《郎君行记碑》的文字为契丹文字，不是以往所认为的女真文字。从此，契丹文字的研究走进了学术界。

再如对西藏历史和语言的研究，羽田亨对《序听迷诗所经》“序听”即景教“耶稣”的解读，也是具有启发性的。有关这一问题，可以参见日本学术界的一段定评。

佐藤长博士在《日本西藏历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说：《序听迷诗所经》，为日人高楠顺次郎博士所藏。全经共170行，每行约十七八字，是所有景教经典中最古的一篇，大约在景教人唐不久，奉唐太宗之命写成的，文字晦涩难解。东洋史权威羽田亨说此经题名“迷诗所”的“所”字为“诃”字之误，应为“迷诗诃”，即景教惯用的“弥师诃”，是“默西亚”的音译。“序听”的“听”字可能是“数”或“鼠”字之误，全名应为“序鼠弥师诃”，即“耶稣默西亚”(序鼠或序数即经文中的移鼠JeSUS的音译)。全经的主要内容是据新旧约圣经讲解基督教的教义。

公元前128年，汉代张骞到达月氏时，提到了都城所在地具体位置一直难以知晓。羽田亨认为该城名在发音上与“坎塔(kanda)”很接近，而“坎塔(kanda)”就是“马尔干达(markanda)”的缩写，只是省略了前面的mar。

在占有了很多第一手敦煌文献资料之后，羽田亨展开了研究，《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吐鲁番出土摩尼教祈愿文断简》《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回鹘文安慧俱舍论实义疏》《大月支贵霜》《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论著相继发表和出版。

羽田亨博士的经典著作应当首推《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又称《中央亚细亚的文化》)二书。这两部学术专著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学术经典和入门必读之书。

《西域文化史》共有两篇。前篇有11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西域的民族》、第三章《西域史的曙光》、第四章《亚历山大的东方经略与巴克特利亚及安息》、第五章《民族的移动》、第六章《汉之西域经略》、第七章《贵霜王朝》、第八章《唳哒、突厥之活动》、第九章《唐之西域经营与伊斯兰教势力之东渐》、第十章《回鹘的西迁》、第十一章《蒙古的中亚经略及其以后》。后篇有10章：第一章《西域与希腊文化》、第二章《粟特人与商业》、第三章《粟特语及天山南路通行的诸种语言》、第四章《西域流行的各种宗教及其典籍》、第五章《宗教美术》、第六章《西域与汉文化》、第七章《回鹘的西迁与西域文化》、第八章《突厥族与伊斯兰教》、第九章《帖木儿王朝与突厥文化》、第十章《其后之概观》。《西域文明史概论》有11章，补充1章：一《西域的形势》、二《东西交通及西域》、三《古代西域人种》、四《西域的宗教》、五、六《佛教美术》、七《西域的汉文明》、八《汉人的西域经营及西域文明》、九《回鹘部族转往西域》、十《回鹘时代的西域文明》、十一《结论》、十二《补正三则》。近年来，国内学者耿世民曾将此二书合在一起名《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发行。但是，没有了《补正三则》。

羽田亨博士在《西域文化史》中罕见的学识和考证功夫、加上精炼的语言，向学术界描绘出了一部西域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变迁史和宗教信仰发展史。在此，我略作介绍如下：

羽田亨先对西域的地理位置及其和中国的关系进行了定位：西域一名，古来用作泛称中国以西诸国，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地方。本书则指一般称作中央亚细亚的地域。所谓中央亚细亚地区，学术上并未划出一定的界限，有的学者指出有广、狭二义。他用此名来指大体上相当于亚细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包括广大不通外海的河水流经的诸地方，大略指以帕米尔(Pamir)高原为中心，东面包括注入罗布泊(Lop nor)的塔里木河流域的新疆天山南路；北面包括流人伊塞克湖(Issik kul)、巴尔喀什湖(Balkash nor)、阿拉湖(AIa kul)等河流域的地方，包括伊犁、准噶尔盆地等的天山北路地方；西面包括楚河(Chu)、塔拉斯(Talas)河流域和注入咸海(Aral)河的流域地方，亦即西突厥斯坦；南面以昆仑山脉、兴都库什(Hindukush)山脉为限。德国地理学家李希托芬(RichthoIen)曾用此名指诸水成潴不通流的亚细亚大陆盆地地方，大体包括南从西藏高原北到阿尔泰山脉，西从帕米尔分水岭东到黄河分水岭及兴安岭山脉地区，而帕米尔以西注入咸海、里海诸河流域与其余地方划入其周围地区。他从历史出发，把这一周围地区的一部分也包括进来了。这一地区东面为中国西部、蒙古，西面为波斯，南面为印度、西藏，处于亚洲中央……中央亚细亚地区或为中国、波斯、印度诸国所占有，或为突厥、蒙古、西藏等剽悍民族所占据。位于其中央的地区绝不具备出现强大国家的自然条件，古来也未兴起过以此地区为根据地的大势力……中国古来曾多次对所谓狭义上的西域进行经略，正如像当时经世家所说，保有此地，除了能达到避免北方剽悍民族侵掠其本土的主要目的外，还能确保通往西方的贸易交通。而从北方民族的角度来看，经略此地除了获得贡物外，还便于攻掠中国的内地。

然后，他讨论这一地区的民族问题，他发现：　时代越在后，人种混合的程度越厉害，一般已不存在纯粹的种族类型，也不能以今日世界人种知识来细致区分古代民族……关于天山南路的民族，对该地发掘所得语言、绘画、骨骼、头盖骨等研究认为，至迟在公元前后主要是亚利安种族居住着。

亚利安种族，汉代开始称乌孙族。唐代颜师古描述他们的形象是：“乌孙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羽田亨就此判断说：“无疑是指以今萨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粟特(Sogdiana)地方的人，即伊兰人种。”这些民族之中的贵霜王朝和班超的交往成了当时的重要事件。

当贵霜之翕侯丘就却灭了其他四翕侯，自号贵霜王，更并有安息及其近旁诸国。其子阎膏珍，又灭天竺，益发强大起来。此吐火罗族建立的贵霜王朝即西方纪录中的Kushan王朝，著名的迦腻色迦王即此王朝之人……班超从事经略天山南路，它曾援汉讨车师，又在永元二年(90)曾出动大军攻班超，结果败北，以后与汉通好。这大概为丘就却或阎膏珍时代之事。这时康居、乌孙各据原来之地拥有势力，贵霜朝势力在北方大体以妫水为限。与班超之接触，似为从葱岭之西方或南方进行前哨行动。班超南越葱岭出入辛头河上游地方，应为对领有该地的贵霜势力的行动。迦腻色迦王时代，其势力越过葱岭而达于天山南路。

围绕着这一地区先后出现的畈哒、悒怛、突厥种族的历史和交通，羽田亨以罕见的史家才能，简洁综述了先后出现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特点。然后又研究粟特人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影响。他认为：

在中亚细亚的曙光时代，曾发挥了旺盛的伊兰民族精神的粟特人，此后可能由于受到不断人侵的北方民族的压迫，遂利用其自然地理环境，从事于广泛的世界贸易，凡利之所在，没有不留下他们足迹的。

在对商业活动进行充分研究之后，羽田亨又分析了这一地区的语言和宗教信仰问题，特别是佛教和摩尼教(也包括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由此，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及其语言、宗教信仰等逐渐清晰起来。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沙畹、伯希和、罗振玉、王国维、陈垣等中外学者都曾先后介人其中，而最初以沙畹和羽田亨撰写的对摩尼教的研究论文为其先导。

本书后篇，羽田亨总结汉和西域的关系，发现从汉到唐的显著变化，即：中国对西域的统治方针，汉代以来常为表面的，不过是为了防止该地归于北方游牧人势力，保证中国与葱岭以西地方交通贸易的安全。达到了这个目的后，对其实际政治并不进行深入地干预。

唐代，这种局面就开始改变了，即：至少在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唐朝官吏直接深入地干预了当地人民的政治。这从新出土的诸种文书中可看出……晚唐以后，此地文化的汉化色彩逐渐显著，明显有了东西融合的趋势。

出现上述局面的原因，羽田亨主张人种的变迁，即：这时的西域人。已不是中唐以前的西域人，即不是亚利安种系统的人种，而是没有高度发达文化的、对唐和伊兰文明一样亲近的突厥族的一部回鹘(Uigur)人了。

在《西域文化史研究》一书中，羽田亨指出了这一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的特殊意义：中央亚细亚，一方面是周围诸大势力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相互远隔的亚细亚各大强国又通过此处连结起来，建立了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中亚同其周围诸国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极其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历史上。东方中国、南方印度和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诸方文明的交流传播，是历史上最有趣味的现象，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而这种文明的交流传播，不言而喻，是以相互间的直接或间接交通为前提的。东西交通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中央亚细亚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发达之后，如取陆路也必须经过此处。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南方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中亚，然后再折向东方。对当时中西交通之初和前后开拓的蒙古地方与西方交通而言，无疑也是经过这一地区的。所以在东西交通史上或东西文明传播史上，此地区的历史具有很大的意义。

羽田亨对《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古代中亚旅行记认真地进行了版本学和文字异同的考证工作，并且编写了文字索引，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信史。

羽田亨最早访华是1911年。羽田亨和内藤湖南到达沈阳，专为满文老档案照相的。他们使用当时所谓“晒蓝”的复制方法，一下子复制了四千多张满文档案。这使羽田亨尝到了占有中国文献资料的甜头，以后，他秘密收购敦煌文献也就不奇怪了。

1911年前后，罗振玉全家人去日本，那时还是讲师的羽田亨经常造访罗振玉，年轻的他对长辈的罗相当尊敬，甚至他经常利用造访罗家的机会，教罗的小孙子们几旬日语。方宝川《刘蕙孙教授学术传略》介绍：“刘蕙孙，谱名厚滋，字佩韦，祖籍江苏镇江，1909年7月出生于北京。他是晚清《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嫡孙，也是甲骨文研究的开创者、近代学术大师罗振玉的外孙。辛亥革命后，刘蕙孙与父母一起随外祖父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期间，罗振玉以学者的身份得到了京都大学的关照。日本学术界最著名的一些东方学教授，如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经常到罗家，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讨论学术问题。刘蕙孙是罗的外孙，且天资聪颖，为长辈所喜爱，常常静静地坐在外祖父的身旁，虽然年纪尚小，听不懂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是那种恬静严肃的学术氛围，已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据他后来回忆说，教他学会第一句日本语‘早安’的人，就是当时常到罗家旁听学习、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总长的羽田亨教授。”

按说，羽田亨肯定也在那里经常向王国维先生请教的。那时的王国维先生已经开始对元蒙史和商周史的研究。王国维先生自杀后，羽田亨出席了京都举行的悼念活动。《王静安先生殉节纪念帖引》中，当时到场的人员有他的大名。

1922年，已经是副教授的羽田亨，以文部省国费留学生的身份再次来到沈阳，跟随一名藏族喇嘛学习藏语、蒙语和满洲语。

胡适先生自美国返回路过日本时，也曾和羽田亨有过接触。《胡适日记》1922年2月12日：“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邀我吃饭，席上见着京都大学教授羽田亨(Haneda)先生。此君为东洋史专家，通数国语言文字，曾著有《西夏纪年考》等书。他新从欧洲回来，携有敦煌石室影印本四千余卷，将次第印行之，此极好事，我们都应该感谢。”

1936年，羽田亨再次来到沈阳参加东方文化协会中国分会机构的成立大会，并短期停留。在此期间，他还应友人金毓黻的要求，亲自为他前往日本申请签证。金毓黻《沈阳蒙难记》记载：“24年春，余母吴太夫人年七十有九，弃养于辽阳，余假奔丧守制之理由，常住辽阳，即将所修通志结至清末，草草编成，而出走之计亦定于是时。余于逻骑如织之中，何能私自出走?且出境须有凭证，否则一经察觉，则首领不保矣。适值……羽田亨等过沈，余早与之相善，乃托其向日军部商洽，谓金某研究东方学术及东北文献为吾等所敬佩，应其准赴日留学二年，以收联系之雅，竞借其力得以无阻。”

实际上，羽田亨博士很少和中国学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在他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以后，后来当了京都帝国大学校长，就连日本学者也觉得他让人有一种“畏惧感”。这就是说他身上官气太重，令人难以接近。再加上他和旧日本军部、外务省高层有很深厚的私人交情，因此著名学者兼政府高级官员的气派十分浓厚和突出。

羽田亨博士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敦煌学和西域史研究。正如滨田耕作博士有以他个人命名的考古学奖项一样，羽田亨博士也有他个人的专属纪念馆。间野英二博士评价说：现在在京都北郊上贺茂，在地近羽田住所处设有附属京大文学部的羽由纪念馆(内陆亚细亚研究所)，其促进内亚研究的基金出自羽田教授的亲友三岛海云、武田长兵卫等人的捐助。由学界外的朋友捐资，为一位学者创建这种纪念馆还是罕见的。尤其是他的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间野英二指出：羽田亨毕生精力投诸之所在，尤其在敦煌学的研究方面，他称得上是先驱。早在1910年，他发表了《伯希和中亚旅行——敦煌石室遗书发现始末》一文，指出敦煌所现的新史料意义之重大。他精心研究了大谷探险队带回的李柏文书，撰写了诸如《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说》等享誉日本国内外的论文，而他在此基础上所写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更被公认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中国，《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二书，有多个译本出版，因此也可以看出羽田亨博士的学术影响了。羽田亨博士的重要论文，如《元朝驿传杂考》《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也立刻被翻译出版。

1925年，他的《契丹文字之新资料》一文的发表，对著名的《郎君行记碑》的研究，成为契丹文字研究的新起点。从此以后，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煌、田村实造、小林行雄、长田夏树、爱宕松男等对契丹文字的解读，从文字构造到读音等的研究，使死文字成了活的契丹学。

当然，也有些观点未必是定论，中外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如，蔡鸿生先生在《胡名试探》一文中就曾指出：“羽田亨博士高才卓识，但他将‘拂耽延’一名拿来与持摩尼经人唐的波斯人‘拂多诞，(Furs—todan，即‘知教义者’)比附，是智者千虑之失。其致误之由，即在对‘延’字之不可易未能觉察。当代粟特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拂耽延……’意为‘第一件礼物’。”张承志先生在《从象牙塔到吐鲁番》中也曾记载了羽田亨博士在《回鹘文女子卖渡文书》中把“买卖问题变成了奴隶问题”的硬伤。但是，这也未必就是定论。羽田亨博士的学生护雅夫博士主张那是一件葡萄园卖渡文书。古代史料记载，买卖西域女子的事件在当时非常多。唐诗中屡见的“胡姬”、“胡女”、“胡姬酒”等词语，都是这一买卖现象的反映。北京大学考古系林梅村教授的《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权贸易》一文，对此问题有很好的阐述。

看起来，在对这件文书的解释，中日学者还在顺着羽田亨博士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研究着。

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在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中亚历史和语言的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等方面，羽田亨博士的研究成果已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1952年，羽田亨（Haneda Toru）获得“儒莲奖”。.